外资想走就走吧，中国制造业仍将站立

　　自2012年开始的外资退潮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本质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大规模外资撤离，更不意味着中国制造就此垮塌。我们应当继续完善外资企业的负面清单管理，进一步降低对外资的行政干预。

　　作者：蒋为

　　 蒋为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博士研究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成长为世界最为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国之一，外商直接投资被视为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也在2009年一跃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但这种外资迅速流入的形势却从2012年开始发生着剧烈的转变。

　　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外资流入一改增长的势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4925家，同比下降10.0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17.16亿美元，同比下降3.7%。这种趋势在2013年也未能得到明显转变，2013年全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下降8.6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5.25%。进入2014年以来，截止8月，全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5200家，同比增长5%；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83.4亿美元，同比下降1.8%，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从现实中来看，外资退潮也已经开始初步显现。从2012年开始，耐克、阿迪等跨国公司相继成为外资迁徙的候鸟，长三角、珠三角代工工厂相继出现倒闭潮。大量跨国巨头选择将工厂迁回本土或者迁至东南亚一些国家。美国、欧盟则提出“实业再造”计划，越来越多的商品逐渐转变为“越南制造”、“印尼制造”等等，中国制造的地位似乎岌岌可危。一时之间，外资退潮在媒体、学界中均成为关注的重要命题之一，有媒体与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制造已经是穷途末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前景似乎变得极为黯淡。

　　为了搞清楚外资退潮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不妨先廓清2012年以来中国外资为何退潮。关于外资退潮，最为受到追捧的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升。数据显示从2005年至2010年，中国工资涨幅达69%。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与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均导致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增长所依赖的人口红利即将宣告终止。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升，导致跨国公司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生产基地。从目前迁移外资的行业特征来看，无论是阿迪达斯、耐克，还是佳顿公司、福特汽车等，其来华目的均为追求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但当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后，中国对这些企业的吸引力正逐步下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无疑是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外资企业真的会因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掀起一股撤资潮么？这显然是过于夸大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对于外资吸引的影响，在过去的报道与研究中均被显著地夸大了。中国不仅具有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吸引外资企业进入中国，至少还有另外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外资企业希望通过在华投资设厂，从而进入到中国消费市场，这一因素不应当被我们忽略。近几年来，中国消费增长始终非常强劲，中国市场几乎成为了任何一个跨国公司不得不考虑的蛋糕。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不仅是为了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更重要的则是打入中国消费市场，从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分一杯羹。另一方面，中国劳动力质量、基础设施条件与营商环境远远优于东南亚国家，这更是非洲国家难以相比的。外资企业很难在短时间里寻找到足以替代中国作为生产基地的下一个目标国。越南、印尼等国显然在劳动力市场规模上远远无法弥补中国的缺口，而且其在劳动力素质上与中国相比相差甚远。印度、墨西哥等国则腐败盛行，营商环境也是让众多跨国公司望而却步。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在政治的稳定性、治安情况、基础设施状况上与中国的差距也是不言而喻的。跨国公司可能在长期时间里，将逐步培育新的生产基地，但很难在短期内大量迅速逃离中国，这对跨国公司也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因此，目前媒体与学者对于中国外资退潮的观点过于悲观，就目前的形势来看，中国制造还远不是穷途末路。

　　除了劳动力因素以外，中国政府在逐步降低外资负面清单依赖以提高外资自由化的同时，对于外资企业长期的优惠政策却正面临着逐步取消的处境。近年来，中国东部的苏州、无锡等长三角富庶地区都提高了投资门槛，对新进的外资企业，不仅没有专门的优惠政策，甚至还对其产业类型、节能减排方面提出很高的要求。此外在税收上，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也正在失效。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条例施行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原来执行的再投资退税、特许权使用费免税和定期减免税等税收优惠政策面临取消。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招商引资一直是地方政府的最为重要的工作与政绩，地方政府往往不惜以土地、税收等大量优惠以吸引外资企业在本地落户。这些对于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虽然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但由于其所具有的超国民待遇特征，作为本土企业的民营企业却遭受歧视待遇，这在国际上都是非常奇怪的现象。民营企业在起跑上就与外资企业不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明显处于竞争的弱势地位。对于所有企业共同享受国民待遇，尤其是外资企业不再享受超国民待遇，即使其在短期内可能降低外资进入，但这却有助于我国形成一个良性的竞争市场。只有将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置于同一起跑线上之后，民营企业才可能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期待以外资企业的进入实现中国经济转型与创新经济的建设是不现实的，不能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营企业，中国制造业由大国向强国的转变就不可能实现。

　　现实中，我们能够看到，即使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中国本土企业仍然对外资企业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许多本土企业在行业内已经成为国际领先者，他们不仅成功崛起并占据了中国市场，甚至在国际市场上逐步抢占了原先跨国公司的市场份额。美国建筑设备供应商卡特彼勒在2005-2010年的中国市场份额从11%下滑至7%。抢走其市场份额的并非是它的死对头日本小松公司，而是中国本土企业。达能乳业在上海市场，被光明、蒙牛和伊利等本土竞争对手用残酷的价格战斩于马下。中国正孕育着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这些本土企业对于外资企业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这些本土企业的崛起对于外资退潮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外资退潮不仅不是中国制造的末路，反而是中国制造开始崛起的先机。

　　最后，外资退潮未必预示着中国市场的衰败，而很可能意味着中国市场的扭曲正逐步降低，中国正逐步摆脱对于国外金融市场与外生制度的需求。根据黄亚生教授在其专著《改革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对中国的研究，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高度依赖不仅不能体现中国市场的高效，反而是中国国内制度扭曲的表现。中国大量的投资无法通过国内的体制得到有效的消化，只能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国外的有效市场进行投资再配置，从而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他们的研究认为中国高速增长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不是引以为豪的经济奇迹，反而是一种病症。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下滑，这也表明中国国内市场的改革正逐步改善国内要素市场的扭曲，使得经济资源能够在生产中得到有效配置。

　　从总体上看，中国自2012年开始的外资退潮在短期内并不会发生本质改变，但这种退潮并不意味着大规模外资的撤离，更不意味着中国制造就此垮塌。我们应当继续完善外资企业的负面清单管理，进一步降低对外资的行政干预。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应当保证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具有共同的国民待遇，不应当为了吸引外资落户，而采取过于倾斜的引资政策。外资退潮并不是中国制造由盛而衰的契机，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推动国内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国内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外资退潮将会推动中国由制造大国向着制造强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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