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养老金差距应是基于基础的存在

IBM公司前总裁小汤玛斯·华生在谈及关于组织的交流沟通问题时，留下这样一句名言，除非发问，听到好消息是容易的，须要挖掘才能得到坏消息。这或许更表达出的是人类一种朴素的情感倾向，但坏消息的存在，并不会因忌惮发问而消失。

最初的好消息是，2014年4月2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提出将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合二为一”。在过去半年之后，还能听到的好消息是，共有27个省份出台了具体实施办法，相关配套政策也正陆续出台。有些好消息甚至是足以令人振奋的，比如，各地力争在2020年前，全面建成公平、统一、规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民覆盖。而根据好事媒体的挖掘，坏消息是——实现“公平、统一、规范”的美好愿景，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基础养老金省际差距正越来越大，差距最高达10倍。

如果说“合二为一”是对因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国民福利存在户籍差异的纠偏，那么基础养老金省际差距的越来越大，则是在纠偏中的迷失。不过，依然要廓清的是，这种差距的存在，并非是在现有制度格局下的失守。根据国家对基础养老金的设计，中央只设定了最低标准，单个省份的标准是可以根据财政情况进行自主调整的，因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出现标准上的差距，既是客观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对这种数据差异上的理解，并不意味着这种差距现状是一种正常的存在，一如我们承认并尊重收入水平的差异，但过大的差距依然是值得警惕的危险。如果说实现“建成公平、统一、规范的城乡居民保险”是我们的价值追求，那么体现在基础养老金差距上，应该是符合某种价值标准的修饰性存在，准确来说，这种差距应该是基于基础的存在。

这种基于基础的存在，至少包含着两层价值性描述：首先，基础养老金本身应该体现基于基础的存在。基础养老金虽然可以具体为不同的数字，但是它本身所代表的价值内涵是特定的，那就是——基础养老。无论是上海的540元，还是吉林的55元，其本身数字价值或是可以忽略的，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数字能否承载基础养老的民生之重。其次，这种比较也应该是基于基础的存在。各个省或是单个省范围内不同区域对基础养老金标准的设定，这不应该是一个闭合型的一较高低，它应该是基于国民基础福利的比较，应该是基于基础权利的比较，当然，这并不是要追求绝对意义上的平等，但是应该体现出基本国民待遇上的平等。

依循于这样的价值判断，再来审视“省际差距正越来越大，差距最高达10倍”的基础养老金，应淡化具体的数字比较，而应该注重这种差距下更具象的权利生态和国民福利，越来越大的差距、互相攀比的趋势以及区域内的失衡，捧生出真实而具体的坏消息。这样的审视，更容易让我们对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的正常调整机制，更具体的认知及更迫切的愿望。

建立基础养老金基于基础的正常调整机制，首先是建立在顶层设计层面上的统筹。具体来说，基础养老金应与居民人均纯收入挂钩，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机制上的并轨。此外，还应通过建立“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动态投入机制”，使基础养老金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收入的提高而提高，让基础养老金真正名副其实。其次要建立基于基础的评价机制。无论是根据国际流行评判标准，引进替代率的概念或是指数化的机制，还是根据国内实际情况设定的动态调整机制，对基础性养老金的标准设定应有科学而务实的评价，而不至陷入单纯的数据比较窠臼。

作为城乡居民保险的一部分，随着包括企业年金以及商业保险的发展和丰富，基础养老金的功用在“老有所养”中将有式微的趋势，但是，作为一种最基础的国民福利和公民权利，它应该也必须获得基于基础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