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改遭遇"逆城镇化" 市民费尽周折改回农村户口

  33岁的郝芳芬是四川雅安市汉源县九襄镇的一名村民，在成都市从事家政服务已近8年。谈到落户成都或者雅安市，郝芳芬显得有些犹豫。她坦言，虽然这几年收入从过去每月的1500元涨至2500多元，但她还是希望将户口留在家乡。“大城市生活成本比老家高多了。在老家，自己有地，吃喝不愁。”

  在国务院新出台的

  户口利益链此消彼长

  农民落户城镇顾虑多

  浙江省公安厅人口管理与服务总队总队长阮文广认为，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建设不断加快和社会利益格局持续调整，农村户口背后的利益链越来越长，城镇户口背后的利益链越来越短，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意愿不强的趋势还可能进一步加剧。

  和郝芳芬一样，在劳务输出大省四川、河南等地，大多数农民工对在城镇落户“顾虑较多”。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2013年底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尽管当前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的意愿较为强烈，超过八成的农民愿意在城镇就业生活，但在城镇落户的积极性并不高，商丘市愿意落户城镇的农村转移就业人口比例不足5%。

  在人口流入大省浙江，由于担心不能在城镇长期稳定就业，对流出地农村的既得和预期利益又难以割舍，在流入地落户的意愿也并不强烈。据2014年2月该省流动人口流动状况抽样调查，“希望在居住地落户的”仅占8.5%，大部分流动人口更看重务工收入、子女就学和社会保障等问题。

  河南省许昌县尚集镇罗门村村民完海亮“一辈子穷在户口上”的遭遇正是许多农民“进城不转户”心态的注脚。近4000口人的罗门村，2000多个劳动力全部在外务工，800多户中在市县购房者多达100多户，但户口都留在村里。2004年农业税废除后，完海亮借在郑州工作之机，花费数万元将全家4口的户口迁到了郑州，此后企业倒闭，失业多年连社会保险的费用都难以为继，无奈之下，2012年，完海亮花费2万多元为村里打井、修路，得到村民许可，又重新将户口迁回了农村。

  落户成本成“硬骨头”

  城镇承载能力有限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

  教育问题一直是进城务工人员最关注的话题。近年来，各地大力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就读问题。随着大量农民工子女流入城镇，给地方财政带来了一些负担。成都市教育局局长吕信伟曾给记者算过一笔账：成都现有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务工子女36万人，每人每年财政转移支付仅300元，而成都市生均教育成本在1万元以上。

  “只要农民工落户南昌，其子女入学和当地城市居民子女入学并无政策上的差异。”南昌市教育局义务教育工作处杨雪飞介绍。经测算，若南昌新增100万城市人口，预计学生将增加20万人。而要在短时期建立一批师资合格的教师队伍、能够提供合格教育质量的学校非一朝一夕之事。

  城市基础设施的配套也成为户籍改革后城镇化面临的突出问题。以自来水供给为例，今年以来，郑州城区因干旱问题已发生两次供水危机。按照规划到2020年，郑州市中心城区人口要达到700万，而目前仅为300多万。郑州市自来水公司的规划显示，为了配套人口增长，郑州市将新建7个水厂，供水能力达到214万立方米，为目前郑州市供水能力的数倍。但一个尴尬的现实是，目前仅有一座水厂在建，其余规划仅停留纸面，周边水源呈现枯竭态势。而河南省电力公司也反映，当前，随着人口向城镇的集聚，郑州等大城市和县域农电的迎峰供给也都日渐紧张，大城市限电和农村超负荷区域存在扩大化趋势。而庞大的电网新建和扩容投资以及供地等问题都日渐凸显。

  “当前城镇承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能力比较有限。近年来浙江省各地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房价和生活成本上升、就学就医资源紧张等‘城镇病’已逐渐显现。”阮文广说，“以2300万流动人口基数计算，全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总成本将达2.3万亿元，而2013年浙江省地方财政收入为3797亿元。”

  统筹城乡一体化

  促进人口双向流动

  专家认为，需要在制度设计上考虑到农民的利益和意愿，通过市场化手段和利益赎买选择来保障农民的自由选择权，而不是采取强制性和强迫性措施。

  河南省发改委主任孙廷喜认为，城镇化的科学推进必须确保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害，要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和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体系，促进农民收益最大化，消除农民进城后顾之忧，弥补进城个人成本，增强向城镇转移动力。

  河南大学教授耿明斋认为，破解户籍逆城镇化的困局，除农村个人资产问题外，培养农民进城必需的文化和技术等“软实力”，一方面，政府部门应该多为农民工提供教育、培训的机会和平台，从政策上要求农民工必须接受必要的事业培训或持证上岗；另一方面，农民工要积极主动参加各类学习培训，不断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和技能水平，提高自身就业能力和技能水平，真正在城市立足。

  “户籍制度改革目前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实际上，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一体化，不仅意味着农村人口可以在城市定居，也意味着城市人口可以到乡村定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人庆说，“如果只有单向的流动，那还称不上所谓的一体化。我们要改变传统思维，城乡统筹并不一定是城来统乡，完全可以借鉴农村政策中好的，来影响城市政策。在城乡之间都需要在福利和保障政策上不断消除不平等的权利责任，建构国民一体化的权利责任保障体系。对于其选择也要考虑到其心理社会承受力给予一定缓冲期，缓解其心理压力和社会适应压力。”

  着眼就地市民化

  倾斜性投资中小城镇

  专家认为，当前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关键在于通过同步配套改革，增强进城动力，解决好进城农民工在住房保障、就业服务、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需求，逐步实现社会保障跨市州接续，全省范围无缝对接，推动城镇常住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同等权利。

  “人口城市化和市民化需要相应的公共财政支撑，如何分摊流动人口定居所带来的城市化财政负担，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人庆认为，“中小城市的人口扩张会对人口流入地财政带来压力，财政保障需要解决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的问题。”

  阮文广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应当着眼于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就地市民化。就近就地市民化成本较低。从城市承载能力看，流动人口过度流向大城市，可能会给大城市带来交通堵塞、环境污染、资源紧张、城市贫富两极分化等“大城市病”。同时，随着农村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农村人口到大城市居住生活的意愿正日益减弱。无论从城镇化长远发展看，还是从农村人口自身意愿看，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市民化应该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最佳选择。

  “现在国家主导向农村地区投资较多，利益集团大公司主导的投资多集中于大城市，而中小城市和建制镇等恰恰是目前投资少有覆盖的地方。我们需要改变现在的国家财政战略，坚持向城镇做倾斜性投资，改变以往投资集中于大城市的局面，以投资改善中小城市和乡镇的发展环境。”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认为。

  此外，阮文广认为，当前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相关法律法规滞后，已成为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严峻问题，早已与我国目前的社会情况不相适应，使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缺乏全面完整的法律参照，建议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让基层部门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法律依据。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由记者方列、叶建平、李鹏、赖星、李树峰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