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80周年之际
延安前夜
——写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80周年之际
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
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制定反“围剿”计划(南梁革命纪念馆蜡像)。
作者：张应银
习主席强调指出：要发挥红色资源优势，深入进行党史军史和光荣传统教育，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80多年前，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陕甘边界军民浴血奋战，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播撒革命火种、开展革命运动、建立革命政权的艰苦斗争中，他们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不朽的功勋和南梁精神。在革命历史长河中，南梁与延安如月转阳，奏响了新一轮革命高潮的序曲。
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80周年(1934年11月7日成立)之际，我们重温南梁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就是要始终牢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我军克敌制胜的特有优势;人民群众是我军赢得胜利的力量源泉;革命先辈的政治品格和优良作风是我军永葆政治本色的传家法宝。
——编者
到陕北去
去年秋天和今年春天，我先后两次沿着当年红军长征在甘肃的路线寻访，越走离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越近……
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1935年9月，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毛泽东说的“最黑暗的时刻”，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最黑暗的时刻”。
此刻，中央红军刚刚摆脱张国焘的要挟、阻挠，甚至围追堵截，到达陇南重镇哈达铺。毛泽东居住的“义和昌”药店外，不时传来军民畅谈的欢笑声，可毛泽东的心情并不轻松：中央红军离开瑞金时有8万之众，一路征战，特别是经过湘江战役和“川西分兵”，现在到达哈达铺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只有7000余人。这7000余人既肩负着保卫党中央的重任，也决定着红军长征的方向。
走出川西草地的红军向哪里去?“义和昌”药店的厢房里，烟雾缭绕，毛泽东一根接一根地吸烟，这个重大问题缠绕着他。
是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中央离开苏区瑞金后，短短一年时间里，红军在南方艰辛创建的十多块根据地，或被迫放弃或主动撤离或擅自放弃，现在仅仅剩下湘鄂川黔边根据地还在红二、六军团的坚守下，而且不久后也将主动撤出，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
根据地一个个消失，一队队红军行走在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上，但最终的落脚点在哪里?为这一支行走中的红军寻找落脚点，毛泽东又一次陷入沉思。
毛泽东并不知道，就在距哈达铺不足千里的陕甘边界，当中央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开始长征时，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边区100多名工农兵代表汇聚南梁，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当选为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边区政府成立仅一年，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已连成一片，形成了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拥有30多个县域、百万人口的陕甘革命根据地。这一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一无所知。
1935年9月21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看到了刊有陕甘苏区和陕甘红军情况的《晋阳日报》《大公报》等报纸。
多年之后，当我在哈达铺纪念馆的展柜里看到这张《大公报》时，眼前仿佛又浮现出当年毛泽东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向团以上干部作政治报告的情景：他抖落着《大公报》，兴奋地说，我们要到陕北去，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毛泽东的报告令年轻的红军将士热血沸腾，红一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彭加伦连夜创作歌曲《到陕北去》：陕北的革命大发展，创造了十几县广大的红区，迅速北进会合红军二十五、二十六军，消灭敌人，争取群众，巩固发展陕北红区，建立根据地，高举抗日鲜红旗帜，插到全国去……
红军战士唱着歌，迈着轻快步伐离开哈达铺，向着陕甘苏区进发!
十月艳阳
自9月23日离开哈达铺，由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一路进展顺利，毛泽东的心情也随之一路向好。
9月29日晚，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城，这也是陕甘支队进入甘肃后占领的第一座县城。当晚，在城东文庙街小学，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这里接见攻城先锋连全体官兵，毛泽东即兴朗诵起翻越岷山时酝酿在心中的诗篇《七律·长征》。他浓重的湘音，在文庙街小学的庭院里回荡……
也是这个初秋的夜晚，在甘泉县石门镇一座土窑洞里，刘志丹、习仲勋一边商量动员根据地群众筹款筹粮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派人前往陇东镇原一带迎接事宜，一边商量由刘志丹赴瓦窑堡向陕甘晋省委负责同志汇报“肃反”情况。
一盏油灯摇曳着暗红色火苗，温暖着小土窑，也映红了刘志丹、习仲勋的脸。
刘志丹的心情并不平静：他刚刚从通信员那里看到了抓捕自己的密令，他知道此去是凶途，但更清楚西北红军和红25军刚刚组建为红15军团，组建后取得了劳山、榆林桥战斗的胜利，这个年轻的军团是多么需要精诚团结!中央红军快要到达陕甘苏区了，根据地更需要巩固发展。为了根据地的建设，为了刚刚成立的红15军团的发展，他毅然决定前往瓦窑堡。
习仲勋已经感到了“肃反”的异常，也十分清楚“老刘”此去凶多吉少，他更知道革命者的重任远远大于个人的安危。他和刘志丹紧紧握别，向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下寺湾方向走去，消失在秋日的夜色中。
望着习仲勋消失的背影，刘志丹陷入了沉思：这个被称为“娃娃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见证了根据地从创建到发展壮大的全过程，也见证了红26军从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全过程。和这个“娃娃主席”一起闹红的边区干部，怎么突然间都成了反革命分子?他百思不得其解。
陕甘边界的秋季是温和宜人的，可1935年的陕甘之秋，却充满血雨腥风。刘志丹到瓦窑堡后立即被关押。接着，张秀山、杨森、习仲勋等陕甘根据地领导人先后以“右倾机会主义”“反革命分子”名义被关押……短短一个月内，陕甘革命根据地县以上干部和红26军营以上干部悉数被捕，被严刑逼供，有200多人被杀害。
陕甘苏区急切盼望党中央毛泽东的到来!党中央毛泽东也急切盼望着早日到达陕甘，到达根据地!
行进在甘肃大地上的党中央和陕甘支队，一路攻城略地，继10月5日占领交通要道单家湾后，又于10月6日攻占有“关中项背、河陇咽喉”之称的战略要地六盘山。
登高远眺陕甘苏区，回望漫漫长征路，毛泽东深情吟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毛泽东要“缚住的苍龙”是指日本侵略者?是指蒋家王朝?还是指长城内外的大好河山?或者是把这些都视为一个个苍龙待缚?
4天后，毛泽东率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镇原县三岔镇，在这里他收到了刘志丹、习仲勋派人送来欢迎中央红军北上的信件，毛泽东读着信，高兴地对周恩来说，我们终于到家了，陕甘红军派人接我们了!
当晚，毛泽东住在三岔镇的天主教堂。这是一座土木结构、面阔三间的天主教堂。浦河水在教堂边缓缓流过。
79年后的秋日，我来到三岔镇，教堂沐浴在秋日的阳光里，浦河水依然缓缓流淌，只是教堂已经变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讲解员正对着一群“红领巾”说：当年……
南梁月光
谁也忘不了南梁那片热土，它养育了我们的先辈，讲述着南梁人养育先辈的真情故事——
当年南梁的月光格外明亮。老杨树村的老婆婆借着月光悄悄把还没有成熟的荞麦拔起，又连夜把麦子烤熟，为刘志丹做荞面饹。刘志丹端着荞面饹，泪流满面，说：“乡亲们锅里空着，我咋能吃下碗里的啊!”阎家洼子的四十二烈士，是为了保护红军留下的物资而遭反动派活埋的。荔园堡烈士纪念碑上，镌刻着609位烈士的英名。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和活跃在这片土地上的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建成了这块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和八路军3大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地。
——陕甘边的血色坚守，其实质是一群共产党人对党的信仰的坚守。
正如刘志丹在狱中说的：“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坚持在陕甘边界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做法，自始至终都与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发展“关中平原根据地”的主张相背离。这也成为根据地建设的最大障碍和矛盾。
1931年夏天，刘志丹第三次来到南梁，他钻梢林、爬沟峁、食野果、饮山泉，利用一个半月时间，踏遍了南梁的几十个村庄，走访了数百位村民，其目的只有一个——建立根据地、建立革命的武装。经过3个月的艰苦努力，刘志丹将赵连壁、杨培盛、贾生财的3支地方武装进行整编，建立了南梁游击队。陕西省委却指出：“你们所处的区域，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大革命的影响非常微弱或者根本没有，苏维埃运动的影响自然更是听不着的。”“游击区应该向关中道发展……”
1932年初春，陕甘两省军阀在陇东大地混战，军阀们随意加收摊派粮款，使本来就难度春荒的饥民雪上加霜，正宁县农民纷纷组织民团抗粮抗捐。谢子长等陕甘游击队领导人认为这是扩大武装，建立根据地的好机会，决定以正宁县寺村塬为中心建立陕甘边根据地。4月，陕西省委负责人杜衡就来到寺村塬，指责谢子长是“右倾机会主义”，解散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撤销谢子长总指挥职务，命令部队南下关中平原开展斗争。刚刚建立五个多月的根据地就这样夭折，到关中平原创建根据地的计划也遭到惨败。
信仰的火种是不会熄灭的。第二年春天，刘志丹、习仲勋又在耀县照金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26军也在这块土地上迅速发展壮大。杜衡又来了，指责刘志丹、习仲勋在陕甘边创建根据地是“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梢林主义”和“逃跑主义”，强令红26军南下渭南、华阴。
杜衡的这个错误决定，不但使陕甘边创建以来的第一支红军主力几近全军覆没，也使根据地面临丧失的危险。杜衡也被捕，成为叛徒。紧要关头，在习仲勋、秦武山等同志的主持下，陈家坡会议于1933年8月14日召开，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确立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展深入的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陕甘边革命再一次在危难中转局!
——陕甘边的“狡兔三窟”式战略布局，是共产党人长期游击战争实践的结晶，被毛泽东称之为围棋的“做眼”。
1933年11月初，一场大雪覆盖了陕甘大地。在合水县包家寨一孔土窑里，刘志丹、张秀山、王泰吉们正围炉畅谈，筹划着根据地的未来。刘志丹说：“寺村塬丢了，照金也丢了，看来红军一个根据地是吃不开的。”王泰吉接过话茬说:“狡兔有三窟，红军也要经常调个窝，调换着住。”一直沉默的张秀山听了“老刘”“老王”的发言，感到非常有道理，猛地站起来：“老刘，咱就来‘狡兔三窟’，多建几块根据地。”
几位领导的意见高度一致。包家寨会议决定：一是撤销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26军，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红26军第42师;二是建立陕北安定、陇东南梁、关中照金三个根据地，并相应组建三个游击队指挥部。形成以南梁为中心，以关中和陕北为南北两翼的多区域的陕甘边根据地战略布局。“狡兔三窟”式的多区域战略布局，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毛泽东曾感慨地说，刘志丹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将这种办法推广到整个敌后根据地创建实践中，并风趣地说，这如同围棋中的“做眼”。习仲勋却说，这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灵活运用和成功实践。
——陕甘边的“红白灰”三色创建革命武装方式，化敌为友，变敌为兵，是统一战线法宝的具体应用和成功实践。
要革命就得有自己的武装，大革命失败后，陕甘的共产党人更加坚定了这个真理。1929年5月，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会议，刘志丹提出“变敌人武装为革命武装”的“红白灰”三色斗争方式。
“红色”，即发动组织工农群众，建立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白色”，即派共产党人到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灰色”，即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为创造人民军队储备武装力量。
当时的陕甘边界有国民党的正规军，有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也有活跃于各地的哥老会和占山为王、据峁挡道的上百股土匪武装。“三色”武装斗争，非常符合陕甘的实际。一时间陕甘边的武装斗争呈现色彩斑斓、蓬勃向上之势。
刘志丹、谢子长打入驻甘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谢子长为第10旅旅长，刘志丹担任第8旅16团中校副团长，他们利用公开身份，在苏雨生部安排了大批党员和进步青年。
1930年春，苏雨生在军阀混战中失败，刘志丹、谢子长又来到庆阳军阀谭世麟部开展兵运工作。刘志丹以此为基础创建工农武装，聚集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贫苦农民，编成谭世麟的骑兵第六营。这支队伍，后来成为南梁游击队的一部分。
1932年4月，习仲勋等在甘肃两当成功发动“两当兵变”。
这期间，陕甘边的其他领导人也秘密打入国民党内部，发动兵变和起义70多次，建立工农武装。
正是“红白灰”多彩的发展革命武装方式，很快拉起来了一支支队伍，使陕甘边村村“闹红”。当时南梁广为传唱的红歌真实描述了广大农民“闹红”的情景：葫芦河，弯又弯，河边住着刘志丹，老刘住了没三年，葫芦河水映红天。
尽管有人还指责他们不够纯洁，但他们在革命的斗争实践中，绝大多数都变成了真正的革命者。保安县哥老会首领马锡五，带着数百人的队伍投奔刘志丹，后来担任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成长为新中国的著名法学家;保安县永宁山哥老会“大爷”马海旺，成为永宁抗日救国军副主任、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黄龙山“大王”郭宝珊起义参加红军，成长为共和国的开国将军……
——南梁红色政权的一整套制度，深深植根于南梁的土地，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南梁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果。
在新落成的南梁革命纪念馆里，我见识了80年前的南梁式民主：参加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的100余名代表，由边区各县按人口比例产生，工人、农民、军人、妇女等各界均有代表。1934年11月4日至6日，经过代表们充分讨论，大会通过了政治、军事、土地、财政、粮食决议案，以无记名投票选举的方式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当选为主席，刘志丹当选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我看到了那份纸张已经发黄的《边区廉政法令》：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10元以上者执行枪毙。正是这严厉的法令，使边区政府没有发生一起贪污案件。
我看到了著名的边区“十大政策”和与之相配套的《土地决议案》《移风易俗条例》等，仅分土地一项，就明确了“地主参加劳动者可以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中心地区分地、边境地区不分地;田、青苗一齐分;红军家属分好地、优先分”八项具体规定。还有“劝破除迷信、劝诫赌博、劝诫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足、劝男子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从法规制度到文明守则，彰显着根据地建设者的法制理念和文化追求。
我在荔园堡寻找“红军军政干部学校”的身影。这所1934年10月创办，由刘志丹、习仲勋分别兼任校长和政委的红军学校，先后举办三期，培训红军干部200多人，成为“红白灰”三色武装起来的陕甘边红军消除游击习气，灌注先进政治理念、军事思想和施政方法的最初摇篮。
这一切，虽然还不能构成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全部风貌，不能再现80年前这片土地上的烽火岁月，但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在陕甘边根据地早已生根发芽并繁茂成长着。
——南梁的红色歌谣，是南梁人红色基因的自然流淌。
当大江南北深情吟唱这些红歌时，并不知道歌的源流在南梁。南梁总是默默含笑!
从去年秋天第一次走进南梁，我就一直在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羞愧。我曾无数次去过延安，也曾无数次独自深情吟唱《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绣金匾》《军民大生产》，总以为这些歌曲就产生在延安，还曾想当然地认为《绣金匾》产生在南泥湾，《军民大生产》产生在延安……总以为对这些歌曲是理解的，到了南梁，我才知道，我原来张冠李戴，我原来一无所知。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是环县曲子镇刘旗村农民孙万福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见到毛泽东时，从心底流淌出来的;《绣金匾》是新正县马栏区的流浪木匠汪庭有在做桌椅凳时深情敲打出来的;《军民大生产》也是作家张寒晖在南梁这片土地上，听着民歌《推炒面》：鸡叫头绽里么呼儿嗨，叫二绽里么呼儿嗨，推炒面呀么呼儿嗨……而演绎出来的;还有那个《刘巧儿》，她就是南梁的封芝琴老人……
一曲曲信天游漫过南梁的沟沟峁峁，又漫过延安，漫向全中国……南梁却安卧在柔美的月光里。
(据《解放军报》，作者系甘肃省军区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