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羲园纪事】三易其址，四更其名：从国立兽医学院到甘肃农业大学

【编者按】在甘肃农业大学迎来七十华诞之际，党委宣传部按照学校统一安排，编写了《羲园纪事——甘肃农业大学故事集》一书，旨在通过深入挖掘建校70年中历代专家学者献身西部育人富农，历届校友孜孜以求强农报国、今日师生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各类感人故事，从而生动诠释“甘农精神”和甘农校训的深刻内涵，展示甘农人的良好形象，激发全体师生和校友爱校荣校的热情。从本期开始，学校新闻网《羲园纪事》栏目将对《羲园纪事——甘肃农业大学故事集》部分内容进行摘登，以飨读者。

甘肃农业大学的前身为1946年由盛彤笙先生于兰州小西湖创立的国立兽医学院，在学校70年办学历程中，曾西迁武威黄羊镇，后回迁兰州，最终选址在今天的安宁营门滩。校名从国立兽医学院，历经西北兽医学院，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甘肃农业大学四次更替。三易其址，四更其名的故事讲述了这所大学历经坎坷、艰难跋涉、竭力奋进的办学历程，也彰显了一代又一代学人忧国忧民，心系家国，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

初创小西湖：中国第一所兽医学院的诞生

1945年，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1946年春，联合国科学考察团来中国西北地区考察，其中的兽医专家史亨利博士看到这片广袤的草原、肥美的土地后，极为兴奋。结束后，考察团向南京国民政府提议应在西部创办一所畜牧兽医教学机构，以适应开发草原资源，发展畜牧业的需要。

同年8月，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发布训令，聘请联合国救济总署中国分署兽医主任美籍专家史亨利、国立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农林部畜牧司司长虞振镛及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教授盛彤笙4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辛树帜为主任委员，开始筹建兽医学院。10月1日，经国民政府行政院第761次例会，正式确认设立国立兽医学院一事。

这样，在陇原大地上，继国立兰州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之后，有了第4所大学。国立兽医学院也成为国民政府54所国立大学之一。

1946年7月，一位西装革履、儒雅俊朗的青年从南京出发，风尘仆仆地来到兰州。他，就是由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点将，奉命来此筹建兽医学院的国立中央大学教授盛彤笙。此时，盛彤笙已35岁，尚未成家。

国立兽医学院首任院长盛彤笙在德国求学期间留影

当年国民政府之所以将兽医学院的校址选在兰州，一则这里毗邻牧区，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可以直接服务于牧区；二则，抗战期间，兰州成为战略大后方，一些畜牧兽医人才转移安置到这里（如著名兽医学家罗清生、熊大仕，畜牧学家路葆清等），三则，当时兰州还有一些畜牧兽医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如西北羊毛改进处、国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甘肃省畜牧兽医研究所等），有现成的人才和资源可资利用。

但不利之处也十分明显，盛彤笙曾经说：“当时的兰州，交通困难，风气闭塞，排外思想浓厚，封建势力猖獗，况值抗战胜利之际，原来由沿海一带转移至内地的知识分子大多又返回平、津和南方一带，都往东南走，而我反其道行之，由东南遄赴西北，兴办一所在旧社会地位低下的学校，其困难之巨大，实难罄述。”

“我们刚来的时候，荒冢累累，满目苍凉，狼群不时在学校周围出没。”原国立兽医学院的一位学生回忆说。

然而，条件的艰苦并不能阻挡盛先生和创业者们的热情。1947年夏，盛彤笙与邹东明在兰州结婚成家，显示了他献身西北畜牧兽医事业的决心。

经过反复考虑，盛彤笙选准了小西湖以南的碱沟沿西侧，将此地作为国立兽医学院校址。小西湖原址为明肃王府园林，名曰“西园”，几经战火，1880年，总督杨昌俊由浙调甘，再次重建，为寓不忘乡土之意，改名为“小西湖”，号称兰州古八景之一。可惜到了民国后期，因经济凋敝，战乱不休，而渐次荒废。之所以选择此地作为校址，因为该处东界兰临公路，北依西兰公路，西面是一片农田，南邻古长城，离城不远，交通便利，看来是一上佳的办学之所。

民国时期的兰州小西湖

盛彤笙和同道们筚路蓝缕，惨淡经营，经过初期的筹划和不断的努力，陆续修建了教学大楼伏羲堂、家畜病院、图书楼、教授宿舍楼、学生员工宿舍、食堂、水塔、马厩、牛舍、牧草试验场，至此学院初成规模。

国立兽医学院标志性建筑伏羲堂

在盛先生的盛情延揽下，一批学贯中西的兽医英才也先后来到小西湖湖畔：许绶泰、朱宣人、蒋次升、杨诗兴、彭大惠、廖延雄、秦和生、谢铮铭、陈北亨、崔堉溪、张松荫、张素我、黄席群……

1946年11月16日，即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决议仅一个半月后，首届48名新生开始上课。当时考虑到国立兽医学院独立办学尚存在困难，先将兽医学院设在兰州大学，作为四学院之一(文理、法学、医学、兽医四大学院)。首届新生的报名、考试、录取都由兰州大学负责，时任兰州大学校长的辛树帜对国立兽医学院的建立给予了鼎力支持。

时任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

虽然只是一所新办学校，但课程安排丝毫没有马虎，教学分设为解剖科、生理药理科、生物化学科、细菌卫生科、病理寄生虫科、诊疗科、畜牧科7科，连同基础课共33门，在全国首开兽医专业完备的课程体系。

1947年1月，国立兽医学院正式宣告成立，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聘请盛彤笙为首任院长。

1947年4月，国立兽医学院正式从兰大独立出来，盛彤笙亦履新院长之职。

1948年，在黄河南岸的小西湖畔，耸立起了一座雄伟壮观的教学楼——伏羲堂，师资、图书、仪器设备也初具规模。

当年的亚洲，只有日本东京大学、菲律宾马尼拉大学、印度德里大学设有兽医学院，独立设置的仅此一家。

成长在新中国：中国兽医教育的摇篮

1949年10月1日，对国立兽医学院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因为这天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又是学校三周年校庆。国庆、校庆，国校同庆。师生们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来庆祝这一盛大节日。校园张灯结彩，修饰一新，以学术展览和文艺表演为中心的各类活动从9月30日起，延续4天。学校请农牧民参观学术展览和做各种文艺表演，为全市的中学生和市民演出话剧、评剧、歌舞、电影和各类球赛。

兰州解放后，国立兽医学院获得了新生。党和政府非常看重大西北人民这份非同寻常的家业。在国家的重视下，学校的面貌迅速改观。解放后，存放于上海和重庆等地的仪器药品，经兰州市军管会调派数辆汽车，陆续拉回兰州；令盛彤笙烦恼不已的院址问题也迅速得到解决，校园面积不断扩展，1953年已占地175亩。所拨经费也逐年增加，教授楼、教授住宅、教职员住宅和学生宿舍、员工食堂、诊疗室及其他生活用房相继落成。

1950年4月，西北农业专科学校畜牧科并入兽医学院。1950年12月，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将国立兽医学院改名为西北兽医学院；1951年底，奉西北军政委员会命令，西北兽医学院改名为西北畜牧兽医学院，隶属西北畜牧部、西北教育部共同领导。

1952年，随着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西北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并入，并实行全国统一招生和分配。两次的合并调整，使学校增添了一批知名教师如崔堉溪、李林海、卢德仁、张祥珍、蒋鸿宾、粟显倬、郑子久、汶汉、宗恩泽等，兽医学院呈现一片勃勃生机。

西北兽医学院图书馆

西北兽医学院印章

1950年12月3日，国立兽医学院迎来她的收获季节。用当年校刊的话说，“这一天我们八位女儿出阁了，本院把有生以来第一次造就的人才交给了人民。”因为学校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1946年入学的48名学生只有8人完成学业顺利毕业，所以这8名同学又被人戏称为“八大金刚”。

国立兽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合影

时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兰州解放后负责接收学校的军代表、后任甘肃省文教厅厅长的辛安亭，兰州大学理学院院长、后任兰州大学副校长的陈时伟以及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参加兽医学院的首届毕业典礼，称首届毕业生是“农牧同胞的大喜事”，“48位同学仅存的精华”。

邓主席亲致贺词说：“西北牧区广大，但牧民生活比农民还苦。现在人民政府对这一点很重视，所以你们出去后，要为他们谋幸福。”他还勉励毕业生“离校后要把理论放到实际中去考验。”邓主席的一番话语，使全院师生备受鼓舞。

解放之初，各级政府工作千头万绪，事业百废待举，而兽医学院区区8个毕业生，却引来高朋满座，嘉宾咸集。期盼之深，期望之切，可见一斑。而以盛彤笙为代表的兽医学院师生也没有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以自己的行动践行着报国为民的责任。

1949年10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半个月，盛彤笙便会同甘肃行署农林处和西北羊毛改进处处长路葆清教授提出了10条西北畜牧兽医工作的方针和建议，分别向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言。

1949年冬，面对牧区严重的疫情，学院开始举办防疫人员训练班，连续4期，每期招生50多人，共培训219人，为大规模开展防疫工作准备了人才，对当时防治和扑灭牛瘟、口蹄疫等烈性传染病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0年，为西北地区和内蒙古在职干部196人举办了两年制兽医技术训练班；

1951年受西北畜牧部委托，先后举办了畜产品检验人员训练班、羊病讲习会各一期，培训学员100人；

1952年，举办畜牧兽医初级民族班一期，培训60人；

1953年，为青海省畜牧厅举办了一期家畜寄生虫病讲习班，培训29人；

1954年，为西南地区举办了为期一年的牧草训练班，培养牧草和草原工作的专门人才50人；

1955年，附设畜牧兽医干部轮训班开学，学员90人，学制一年；

1956年，受西藏噶伦、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阿沛·阿旺晋美的委托，举办三年制藏训班。累计培养学员200多人，他们后来全都成为西藏各级业务部门、事业单位的领导骨干和技术骨干，西藏自治区前后数任畜牧厅厅长都出自藏训班的学员。

一个小小的兽医学院，在师资有限、物资匮乏的条件下，在承担繁重的本科、专科学生教学任务的同时，在短短的几年中，为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等省、区培养了各民族畜牧兽医人才1200多人。在兽医学院培训下，一批批的土兽医、土秀才，迅速成长为掌握现代兽医技术的科技人才，他们活跃在万里牧区，风餐露宿，不避艰辛，广施仁术，拯救苍生。

在大力开展畜牧兽医职业教育的同时，兽医学院的学科建设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51年设立了畜牧系，设有生物、饲养、牧草与草原、选育、绵羊与羊毛5科，建立了相应的教研组和实验室，附设有畜牧场，改变了单一办学的局面。1952年办起了两年制的兽医、畜牧专修科，开始大量培养中级专业人才，招生规模扩大了一倍。

1953年，学院首招研究生8人。1956年，沈正达、郭博、魏珽、井通海、张汶、李琪、王善治、李逸民等8名首届研究生毕业。迁往河西前，学院共培养研究生16人，是当年全国7所招收研究生的农业院校之一，在大西北开创了研究生教育的先河。

国家农业部、高教部将西北畜牧兽医学院作为大西北乃至全国的畜牧兽医师资培训大本营，许多青年教师负笈西行，来兰州进修。学院先后接待了畜牧兽医各科的进修生210多人，仅农业部就选送56人，几乎包括全国各农业院校，还有部分科研单位。1954年在北京召开的畜牧兽医专业教材编写会议上，兽医学院去的人最多。

念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在迁离兰州前的12年中，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共培养各类人才2000多名，其中有本科生488人，专科生259人，专业技术干部1200多人。这些学生遍布西北、西南牧区，他们在基层一干就是几十年甚至终生，条件又是那样艰苦，有的县兽医站只有一间房子，工作、生活、家庭全在其中，但大家干得很努力。

更为难忘的是各级领导的关怀。1951年8月28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来院视察时，称赞国立兽医学院是“大西北的瑰宝”，希望西北兽医学院努力培养更多的人才，为大西北的畜牧业发展而奋斗。

西迁黄羊镇：甘肃农业大学的成立

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后，在全国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在此背景下，甘肃省委决定，将正在筹建的甘肃农学院与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合并，组建甘肃农业大学，选址黄羊镇。之所以选择黄羊镇作为办学地点，一是当年曾计划在黄羊镇建市，还将配套建立糖厂、发电厂、面粉厂、猪场、牛场等，农业大学有用武之地；二是当地土地资源丰富，有近20万亩的闲置土地；三是附近有黄羊河，可以解决办学所需的水资源问题。

要离开省会，在原本一无所有的戈壁滩上重新办一所大学，当时的师生内心还是十分矛盾，毕竟兰州繁华，黄羊镇偏僻。虽然有想法，但在执行省委决定上，全校师生丝毫没有打折扣。

迁校的准备工作从1958年3月开始，只用了半年时间便全部搬到了黄羊镇。那年的暑假，全校师生都没有休息，先在小西湖把要搬运的物品整理好装箱打包，然后一箱箱的抬到土门墩火车站，再搬到货运车上。在黄羊镇卸车后，基本上也是肩扛马驮地把东西运到学校，这样搬来搬去的，物品竟然没有损耗和丢失。为了节约经费，当时的搬迁工作都是由师生自己完成，包括校领导在内大家一起动手。教师张尚德负责在兰州装车，有一点空闲时间就赶紧往火车上背箱子，有一次，不小心跌了一跤，额头上流着血，还在坚持干。

1958年12月15日，甘肃农业大学成立大会在黄羊镇召开。学校在畜牧、兽医两个系的基础上，增设了农学、林学和农业机械3个系，共计5个系5个专业，同年开始招生。

黄羊镇时期的学校大门

新学校成立起来了。但一所刚刚西迁、各方面工作尚未就绪的大学，在基建、教学、生活等方面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和矛盾：图书馆尚未交工、校内外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镇上没有书店，想买专业参考书籍，只能去兰州；吃水要从张义堡水库引入，天一下雨，水就变成了黄泥汤；当地农民不种菜，吃菜要从武威和兰州拉；戈壁滩刮大风的时候，屋子里一片昏暗，不开灯就什么都干不成；买粮要到十多里外的老黄羊镇买；住房十分紧张，一套房子要住两三家人……

虽然条件如此艰苦，但丝毫没有磨灭农大人干事创业的热情。校园基建不好，师生便自己动手，修围墙、修路、平整操场的活都是师生们亲力亲为。当时为了修建校园内的四条主干道，师生分成烧火、炒料、送料、压路四个组，半天劳动、半天上课，两班倒、不停工。按照技术人员的要求，师生们先将路面下挖25公分，第一层铺石子，然后用三合土垫平，再用磙子压实压平。三合土中的沙子是从黄羊河拉来的，拉磙子全靠人力。

参加建校劳动的甘肃农业大学学生

8月的河西，烈日当头，男生个个都是汗流浃背，麻绳把肩膀上的皮都擦破了。修围墙，也是自己打土坯，木工活也要学着干，教学农场的鸡舍、猪舍、羊圈都是师生自己修建。学校的操场原本是个大坑，也是师生们用土一点一点地填起来。就这样，建校劳动持续干到1959年底才基本结束，全校师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一所大学的雏形在西部戈壁上日渐成型。1959年，学校在农学系增设植物保护、土壤与农业化学专业，1960年又增设果树蔬菜专业。1961年-1962年为了贯彻高教60条，学校提出了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三基教育，高度重视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工作。建立起了三万亩的实验农场，成立了家畜病院，在校内满家庄建立了动物饲养场，保证了教学实习和科研的需要。

黄羊镇时期的学生宿舍

黄羊镇时期的学校图书馆

虽然地处农村，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与外界的联系很少，但师生们依然在有限的条件下做出了令人钦佩的业绩：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依然如兽医学院一样严格，助教一定要通过试讲之后才能上讲台，临床课的教师首先要在家畜病院工作一段时间，才有资格授课。畜牧兽医系完成了8部国家统编教材的编写任务。农学系牛联星教授培育出两个甘肃春小麦的新品种，提高了品质和质量。畜牧系进行了猪和羊的品种改良研究，从新西兰引进了细毛羊，从芬兰引进了长白猪，赵有璋开展了羊的配种和人工授精研究。学校还从陕西武功等地引进了奶牛、种牛、种驴，进行良种繁育，病院和畜牧、兽医系的教师经常会到古浪、武威等地巡诊，学校周边的老乡也经常牵着病畜来到家畜病院看病。学校经常收到当地群众送来的感谢信，影响也慢慢地扩大，在武威当地具有很高的威信。

黄羊镇时期学生进行生产实习

十年动乱，使学校教育事业遭受到极大损失，学校五年停止招生，后来只招收普通班学生。“文革” 中，被迫中断了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五年停招少为国家培养本、专科生和研究生约2000人。 “文革”中，由于“左”的思想泛滥，相当多的教师、干部、学生受到冲击和批判，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学校开始整顿，教育事业逐步走上正确的轨道。1977年，学校恢复了高考招生制度。l978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制度，使中断11年的研究生培养工作得以重新恢复。1979年后，学校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甘肃农业大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空山幽林色，难写是精神”。黄羊镇30年，环境艰苦，运动不断，但教师们还是忠于职守、认真执教，加上有良好的实习条件，如家畜病院、种马场、动物场、实验农场等，学生动手机会非常多，所以培养了不少高素质的人才，像杨子恒、蒋文兰、韩志然、韩贵清、孙其信、尚永丰、王擎等杰出校友，还有学校现在一大批教学骨干，都是这个时期培养的，是农大历史上的另一个高潮。

一位哲人说过：“苦难也是财富”。30年的风风雨雨，磨炼了农大人的意志，砥砺了农大人的品格，形成了自强不息、发奋有为的甘农精神，它将激励农大人去创造新的辉煌。犹如一条大河，惟其际遇激流险滩，才能溅出美丽的浪花。

回迁营门滩：一所大学的再出发

因为偏居河西戈壁，远离城市，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甚至连基本生活条件也不能保证，学校在黄羊镇的办学逐渐陷入困境之中。严重缺水且水质很差，如遇下雨，只能经过明矾沉淀才能饮用；交通不便，离最近的老黄羊镇也有十多里远，铁路只有每天一两班的慢车。1978年6月，来兰州参加第三届牧草饲料营养成分分析方法座谈会的50多名代表在黄羊镇参观时，遇到了大风天气，把来自南方的代表吓得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连声说，太可怕了。

生活上的困难师生尚能克服，但让大家最难以忍受的是缺乏学术研究的氛围和渠道。经常是全国性的学术会议结束了，学校才接到通知。教师们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课题，好不容易拿到一个科研项目，还没动手呢，别人的成果都已经搞出来了。以教材为例，上世纪60年代，国家有8部统编教材由畜牧兽医系负责编写，全国第一部《家畜饲养学》统编教材则出自彭大惠、杨诗兴之手。而70年代，这些教材的主编权却一一丢失，虽然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很多，但地域条件的限制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

因为种种原因，当时流失的教师有150多人，像许绶泰、马国荣、栗作云、蒋鸿宾、廖延雄、杨诗兴、彭大惠、王尔相、田九畴、孙克显等都先后离开了农大，这些人大多是教学骨干或学科带头人。他们的离开，对学校教师队伍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上至学校领导，下至师生员工都感到，如果继续在黄羊镇办学，农大的水平可能还会下滑，甚至严重到让人不敢想象的地步。

鉴于这种情况，师生们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向上级反映，表达迁校的愿望。1978年，以王佑之先生为首的10名教授联名上书省委，如实反映了农大在黄羊镇办学的艰难处境以及师生员工的生活状态，时任甘肃省委书记宋平在信上作了批示。

在师生们的呼吁下，迁校的工作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1980年11月，省委工作组来校调研学校迁兰问题。经过深入了解和调查，工作组向省委提交了一份《关于甘农大校址问题的调查报告》，建议将学校迁回兰州，这对学校回迁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12月27日，省委常委会决定，将农大迁回兰州办学。第二天，省委副书记刘冰便代表省委到学校宣布了省委常委会的决定。这个决定给了农大师生巨大的鼓舞，精神为之振奋。人们在校园里奔走相告，很多人以最快的速度向远在外地的家人和朋友报告这一特大喜讯。

1981年3月10日，省政府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甘肃农业大学迁回兰州市的报告》。 12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甘肃农业大学迁回兰州市办学。这一决定，开启了学校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之路。

时任甘肃省省长的陈光毅十分关心和重视农大的迁校工作，先后4次在省政府常务会上研究农大的校址问题。1983年11月初，陈光毅省长亲自带队，省委副书记贾志杰、省上有关厅局的领导和兰州市负责同志参加，专程对农大回迁的选址地点进行了勘查，重点是安宁区的营门滩。之后，为了确定回迁选址问题，学校又多次与兰州市、安宁区有关部门进行了多次沟通和协调，期间又有许多曲折和故事。

时任学校领导陪同省上领导赴安宁营门滩进行选址调研

1983年12月25日，陈光毅省长主持召开第45次省长办公会，决定选择安宁区营门滩为农大迁建校址。校址确定，学校的建设便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学校与兰州市、安宁区共同出资在营门滩修建河堤，解决了洪涝隐患；在安宁区的积极配合和协调下，土地划拨工作进行顺利，征地705亩；征地补偿安置工作也在有关部门的帮助配合下顺利完成。

那段时间，基建处的同志们夜以继日的工作，一边搞测绘、量土地、搞钻探，一边招工、填方，一边委托设计院搞规划设计。有时候晚上回不去，就住在附近老乡的家里。工作强度如此之大，可大家都坚持了下来，因为在所有人心里都有一种压力，一种责任，自己身上肩负的是学校的前途和希望，还有全校师生员工深切的期盼，所以不能有任何一点懈怠，天大的困难都要往前冲。

1984年10月22日，甘肃农业大学迁建工程在营门滩破土动工，省长陈光毅、省委副书记刘冰为开工典礼剪彩，贾志杰、朱宣人、卢克俭、王金堂等省市领导都参加了典礼。学生1、2、3号楼和家属2、4号楼、俱乐部和学生食堂开始动工。

1986年9月12日，甘肃农业大学迁回兰州后首届新生开学典礼在兰州安宁新校址隆重举行。

学校回迁兰州首届新生开学典礼

这一天，所有的农大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因为他们真正看到了学校新的希望和美好的未来。至此，让农大人魂牵梦萦了近30年的“回兰梦”终于尘埃落定。历经小西湖的辉煌、黄羊镇的曲折，甘肃农业大学的传奇将在营门滩上续写，必将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