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时政】法治与教化

　　子曰师说 金海峰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法治为专题召开了大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继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就农业发展问题召开大会、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就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召开大会，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之后，又一次召开的全党性专题大会。

　　这次大会的召开，当然与一段时期内反腐倡廉的阶段性战役成果有关，这一阶段时期的胜利，既彰显反腐倡廉的成就，也暴露出长期以来党员干部队伍中违法犯罪的严重性，这与长期以来干部队伍中轻视法纪、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风气有关，更与缺少法治教育、淡化法治观念、漠视法律威严，甚至权大于法的心理作祟有关。

　　 全党集中召开法治专题大会，其实质，不是具体法律法规的制定，那是人民代表大会管辖的范畴；而是强化法治意识的宣言，是吹响了全社会重视法律、依法守法的号角，更直截了当明白地说：这是关于法的宣传和教化、法治意识提升的途径之一，就在于宣传贯彻和全民教化。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看，这法治的宣教，正是礼的精神的具体体现。

　　 中国的法治，正是“礼”与“法”的和谐，是礼教与法制交融的综合体现。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夫礼禁于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其实在太史公之前，《大戴礼记·礼察》篇：“凡人之知，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为难知也。”“礼云礼云，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与微渺。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中国文化，基于对人性善恶的判断，引发出儒家法家两种理论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