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万万人民》文物展举办

25.08.2015  12:22

   湖北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之一。武汉、随枣、枣宜等正面战场的重大会战发生在这里,二战中牺牲的盟军最高级将领张自忠上将在湖北宜城殉国;中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五师的敌后抗战在这里;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美国飞虎队也在这里与日军作战……湖北省博物馆收藏有大量的抗战文物,近日他们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滇西抗战纪念馆、台湾鸿禧美术馆等众多文博单位合作,举办了《四万万人民》这样一个恢宏的展览,用文物讲述了一个民族同仇敌忾的故事。展览的策展人从数千件展品中挑选了几件有意义的文物为读者进行解读。

 

    ——编 者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日为苏夫人生辰,时余居战时首都重庆之国府路。余夫妇及一女两儿在家。晚间邀约友人赵文喆女士同来便饭。八时晚饭方毕,忽闻国府路人声鼎沸,方拟探寻何事,则有奔而入者谓:‘日本已表示投降,事已证实。’余等欣喜之下即入厨觅得酒一瓶,六人欢饮立尽。越四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是日,重庆各报皆出号外。事隔十余年,赵女士忽在其行箧中觅得当日重庆号外四纸见遗,因即装裱以留纪念并志当年欢祝双庆之盛云。

 

    今年5月,我们意外得到著名学者、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铁道专家凌鸿勋先生(1894—1981)生前所收藏的一批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重庆各大报纸的号外(图①)。在其中一件号外上发现了他的题跋,记述了1945年8月10日重庆民众获知日寇投降时的情景。题跋中的赵文喆女士身份未详,但肯定是当时中国四万万人民中的一员。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首次赢得的完全胜利的战争。8年抗战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这场以中华民族巨大牺牲为代价赢得的胜利,在教科书、学术论著、民间传播乃至影视作品中都有大量的描述或艺术表现,民众并不陌生。我们在策划组织这次展览时意外收集到几件不同寻常的文物,它们从不同侧面真实地反映出了四万万人民的力量。

 

    文化人的抗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接受中共第二次国共合作主张,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重要谈话,号召“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中国开始全民抗战。

 

    沪宁沦陷后,武汉一时成为全国抗战的文化中心,各地文人不分党派、政见都汇聚于此,为建立中国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动员全民抗战,中国共产党倡导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文协”成立之初会员97人,除周恩来、陈立夫、邵力子、冯玉祥、陈铭枢等军政要员外,中国各党派和无党派文化名人差不多都在其中,如左联作家阳翰笙、夏衍、张天翼、姚蓬子,“南国社”的田汉,“七月社”的胡风,右翼“中国文艺社”的张道藩、王平陵,被左派批评为“第三种人”的施蛰存,和鲁迅打过笔仗的陈西滢、梁实秋、胡秋原等。

 

    “文协”是中国抗战最广泛、最有效的统一战线机构之一,从1938 年3月27日成立到1945 年8月15日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会员发展到300余人。

 

    长期以来,有关“文协”成立时的照片只有局部与会人员的照片,像会议组织者之一的老舍就不在其中,老舍之子舒乙都感到纳闷。2006年,舒乙终于从藏家手中发现了全体合影原照,其狂喜之情见于他为《新文学史料》所撰的《沉寂六十七年半的珍贵老照片》一文。舒乙从那张原照片中认出了邵力子、冯玉祥、陈铭枢、周恩来、张道藩、老舍、胡风、田汉、马彦祥、盛成、姚蓬子、鹿地亘、爱泼斯坦等13人。

 

    筹办本次展览时,我们在香港著名文化人许礼平先生处又见到一幅“文协”成立大会的合影照原件。在胡风之女张晓风的帮助下我们辨认出更多的人,包括周恩来左前的荒芜,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之后的塔斯社记者罗果夫和爱泼斯坦右边戴眼镜的茅盾。

 

    “七七事变”后的中国文化界不分左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老舍曾撰文说,“文人在平日似乎有点吊儿郎当,赶到遇到要事正事,他们会干得很起劲,很紧张。”筹备文协的有胡风、老舍、阳翰笙、冯乃超、王平陵等人。会后选周恩来、孙科、陈立夫等为名誉理事,选出理事郭沫若、茅盾、胡风、老舍、张道藩、姚蓬子、陈西滢、王平陵等45人, 左中右人士均在其列。这张合影(图②)就是非常生动的证明。

 

    艰难的抗战

 

    在滇西抗战纪念馆,我们注意到有许多士兵的培训教材。这是以前所没有见到的。比如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学校的教材,包括《劈刺术教范》《陆军礼节》《步兵工作教范》《陆军惩罚令》《军队卫生学》《体操教范草案》《简易测绘》《中国革命史》《步兵射击教范草案》《军队内务条例》(图④)等等。这些简单的教材反映了一个痛苦的事实,这就是我们的士兵不仅武器不如敌人,教育更不如人。台湾学者根据国民政府军训部1944年的材料做过研究,抗战初期技术兵种炮兵中下级军官的教育程度最高,也没有超过50%,而士兵80%是农民,90%近于文盲,初中程度的只有5%,受过高中教育的是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经过相关的培训,士兵的素质才得到了较大的提升。

 

    美军参谋长马歇尔说过,中国军人吃苦耐劳守纪律,如果能吃饱、训练、装备和适当的领导,不输于任何国家的普通士兵。抗战中的中国军人大多数不过就是四万万人民中的普通农民,他们在武器落后、匮乏无援的条件下, 以坚韧、吃苦、服从、英勇和牺牲的精神,筑起了捍卫民族生存的血肉长城,赢得了世界的尊敬。

 

    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时间漫长、牺牲巨大,最为艰苦卓绝之战,其原因之一在于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仅以钢铁论,1937年中国的钢铁产量约18万吨,日本约750万吨。在兵力上,一个中央军的满员师1万人,步枪2000支,子弹每人才20发,轻重机枪60挺,山炮5门,汽车20辆。而一个日军甲种师团约2.2万人,步枪9000支,轻重机枪600挺,汽车1000辆,山炮200门,装甲车20辆,子弹每人月耗300发。以军需论,日本战争期间生产了5.5万架飞机、4800辆坦克和244艘舰船。而我们差不多是靠血肉长城苦撑了14年。

 

    盟国的抗战

 

    在此次展览中,还有一架当年美军飞虎队P51野马战机的残骸。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44年5月6日,美军飞虎队P51野马战机的飞行员格林·本尼达,驾驶飞机攻击日军在武汉的目标返航时,被监利白螺机场起飞的日机击落于监利的周老嘴村。本尼达跳伞后被村民围住,略懂英语的罗毓垓连比带划才弄清了他是美军飞行员,但本尼达一直害怕村民,直到新四军抗日游击队派懂英语的方云霞告诉本尼达这是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的部队时,他才安心。本尼达后来被送到江陵赵家垴的新四军第五师第三军分区襄南指挥部,在李先念的安排下,他返回了重庆。2005年,中国对外友协帮助本尼达重返监利,并见证了当年被击落飞机的打捞。

 

    得道多助。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陈纳德飞虎队(图③)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曾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建立今天的国际秩序打下基础,其中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开罗宣言》是第一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必须归还所侵略的包括台湾、澎湖列岛在内之中国领土的国际文件。正由于关系重大,日本少数人否认《开罗宣言》的存在。但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开罗宣言》英文原稿曾在2013年公开展出,上面有罗斯福、丘吉尔的修改痕迹,文件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令人惊喜的是,香港著名文化人许礼平先生为本次展览提供了另一份《开罗宣言》钞本(图⑤)。蒋氏夫妇参加开罗会议带有20余人,负责新闻工作的是郭斌佳、董显光,负责行政工作的是王宠惠。钞本或出自王宠惠的班子。王宠惠为著名法学家,曾任民国政府外长,在开罗会议上他为日本“放弃”还是“归还”主权的字眼与丘吉尔大吵,彰显了民族气节。钞本有立法院图书馆章,表明该钞本曾作为官方文件收藏于立法院图书馆备案,应该是1949年后流失海外的。

 

    幸运的是,今天我们不但能够在海内外的众多档案馆、博物馆中看到那场战争的文物,而且能够从摄影前辈、众多烈士的家属、众多参与者的遗物中拾取过去难得一见的大量资料,它们虽然只是历史的碎片,但连缀在一起却能勾画出抗战的方方面面。它们的存在就是一种昭示,提醒着我们永远铭记曾经的苦难,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