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两名80后抵押房产投资大学生初创企业

　  刘春松静静地坐在办公大平面的角落里，眼睛紧盯着电脑——每一个需要寻求新中欧投资支持的项目，都要经过这个副总裁的把关。在大平面上与他一同工作的下属们不会知道，这个极为严谨、对项目风险把控极谨慎的“老总”，曾经也“疯狂”过。

　　5年前，刚从学校毕业的他以上海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工作人员的身份，陪着几个同龄的应届生一起四处找贷款。“（小额贷款公司）连利率都懒得跟我们谈，直接就被拒了。”在四处融资无门的情况下，金融专业科班出身的他，和基金会另一个上海年轻人一起，分别将自己位于上海市中心的老房子拿出来作担保，为上述大学生初创企业贷款150万元。

　　这家初创企业，现在的名字叫“泰坦科技”——它在2012年、2013年分别融资1.03亿元，最新一轮的融资目标是1.5亿元，它的年营业收入约3亿元，净利润约10%。

　　 大学生创业缺资金，同龄投资人抵押房产伸援手

　　“现在科研人员做一个项目的时限越来越短，有的项目只给6个月时间做，但为了等一个紧俏试剂，有时就要一两个星期。你说，他们愿不愿意多花几十元、100元来尽早买到试剂？”上海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的会议室里，泰坦科技总裁张庆正向一家投资公司的代表介绍企业概况。

　　泰坦科技是一家专门为科研机构和人员提供科研试剂、仪器仪表、安防耗材、特种化学品的企业，用时下流行的术语简单概括，它就是一家科学服务提供商。这家公司的董事长谢应波，每次在公开场合发言时，都不忘带上一个“大学生科创基金投资人抵押房产帮忙融资”的故事。

　　这个故事，总是最能打动人。包括谢应波本人在内的6个泰坦创始人，都是出生于1981年、1982年的80后，而那两个傻乎乎抵押房产帮他们创业融资的“投资人”，与他们也是同龄人。

　　抛开2006年创业时，一帮创始人的“低龄”不谈，泰坦这家公司直到现在，也极年轻。它现有200多名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六七岁的员工，其中约1/4的员工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2009年时，面对这群创业大学生，谁会愿意冒险借钱？

　　别看现在的张庆西装革履，与人谈融资至少都是上亿元的“大手笔”，创业早期，他也曾为了100万元以下的小额融资头疼过。彼时，泰坦的创业团队成员坐着地铁四处找钱。谈过小额贷款公司、银行、基金会等数十家单位，基本处于无人应声的状态。

　　刘春松至今仍记得张庆第一回打电话来找他融资，“人彻底懵了，急得快哭了的感觉”。那时的泰坦，着急要钱周转，但越是着急、越提出高利率诱惑，就越是没人愿意借钱，再加上大家本身就对大学生初创企业存在不信任感，贷款极难。

　　那时，就连具有政府背景的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下称科创基金会），要找钱也非常困难。刘春松说，最后是与该基金会有合作关系的泰隆银行拿出150万元，但要求贷款方有固定资产抵押。

　　泰坦的6个创始人那时正集体“群租”在一间三室两厅房屋内，根本没有可以抵押的“不动产”。科创基金会的好朋友刘春松和王萌各自抵押一套自有住宅，才贷下款来。“我就是认人，亏了也认了。”刘春松说。

　　 6个应届生的团队，能办成事儿吗

　　泰坦的6人团队，其实在大多数投资人眼里，是不应该“认”的。这个创始团队人数太多，稳定性不足。投资人最喜欢的团队，应该只有一个到两个创始人，这样的团队决策效率高、船小好“调头”。

　　华东理工大学对门的楼园小区，是这个6人团队最早的窝。2009～2012年，泰坦的6个创始人以每月不到3000元的租金，租住在此。出乎大多数投资人意料的是，这6个人，从2006年毕业创业至今，从未分开。

　　刘春松告诉记者，泰坦是他从事投资行业以来，见过的股东股权最平均的一家公司。但这，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按道理，应该是有一个主导者占大部分股权，有一个人能说了算。太平均的话，大家谁说了都不算”。

　　张庆也证实，在创业初期，一些风投机构代表来公司考察，“（风投）看到你有6个人的创业团队，立马就闪”。

　　这或许就是应届生创业的“坎儿”，他们谁都没有创过业，谁都不太懂得股权分配方面的门道。但同时，这也是应届生的优势所在。“很纯真。他们有一个自己心中默认的负责人，一切行动都能协调好，没那么多功利心态。”刘春松说。

　　6个应届生创业，给自己开了极低的工资。第一轮融资前，人均月薪1500元；第一轮融资后，人均2500元；第二轮融资后，涨到了七八千元。

　　张庆说，创业初期“股权平均”虽然间接影响了融资，但这一做法却直接作用于创业成功的概率，“大家股权均等，每个人都把公司当自己的公司在做，每个人都负责一块内容、带一支团队，做事不给大局埋地雷”。

　　前一阵子，泰坦要从原本几百平方米的办公室搬到自建的6000平方米的新工厂，6个创始人齐上阵，利用国庆长假，愣是把几万只小瓶装的试剂送到了新址，“这些产品又小又贵，我们舍不得啊，怕找工人搬给弄碎了。”国庆长假，张庆说，6个股东每天早上六七点开工，晚上十一二点完活儿，每一个品类产品的库位都是他们亲自安排的。

　　 专投大学生初创企业，成功率达三成

　　泰坦之后，刘春松再没干过抵押房产投资初创企业的“傻事”，“这种模式不可复制。”但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大学生初创企业远没有投资界人士说得那么“不值一提”。

　　在一个天使投资人与创业型企业云集的会场上，一名有着10多年投资经验的“老天使”告诉记者，他反对大学生一毕业就创业，他也不会把钱浪费在大学生初创企业身上。“成功率太低，不值得。”在投资人与创业企业交换名片环节，他也当面提醒那些不到30岁的、年轻的创业者，“一毕业就搞企业太难，我们不会投的。”

　　但实际上，记者注意到，在美国的硅谷、东部的麻省，以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为代表的大学生创业孵化体系，业已建成。以哈佛大学i-lab实验室为例，青年学生们可以把自己“异想天开”的点子递交到实验室，无论多么“不靠谱”的项目，都会有专门的业内教授被派来指导，初始阶段，就会有天使投资的介入。

　　最新的一个案例是“蟋蟀零食”。哈佛的4个学生想到用蟋蟀做成薯片状零食的点子，得到i-lab导师的辅助，如今已成立Six Food公司，获得了Kickstarter（美国最大的公众集资公司——记者注）资助，吸收了1300人投资的7万美元资金。该项目如今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核准，计划推出海盐、碳烤、芝士3种口味的蟋蟀薯片上市。

　　但在我国，投资人却对大学生初创企业“敬而远之”。这种现象，在政府方面的推动下，正逐步得到改善。

　　以上海专投大学生毕业5年内初创企业的科创基金会为例，刘春松告诉记者，它迄今投资的1000多个项目中，“死了”1/3，“勉强活着”1/3，另有1/3“活得不错”，“有的是小买卖，卖个猪蹄、搞搞培训，一年挣个几十万元，也算可以”。

　　刘春松认为，大项目不可能送上门来，自己培育的“小项目变大”才最靠谱，因此，他坚持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

　　他现在所在的新中欧创投，就是科创基金会下辖的一个投资机构，这个机构现在被作为科创基金会的一个接力基金来使用，“过去科创基金非盈利，投一个项目，扶持好了，就原价退出，创业失败，钱就算了；现在不同了，新中欧是市场化的创投，我们投一个项目，将来成长好有收益了，就把收益要回来，再反哺到科创基金里”。

　　这只接力基金对科创基金的贡献极大。刘春松说，科创基金最初只有政府拨付的5000万元，如今在接力基金的“接力”下，已经成长到10亿元，“这就充分说明，大学生初创企业挺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