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愿为人民”
邓宝珊子女
2014年11月10日，是我们的父亲邓宝珊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父亲留下的字画、手札犹在。睹物思人，缅怀过往，他的音容笑貌似乎就在眼前，他的谆谆教诲依然响在耳畔。尽管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几十年了，他的精神、他的思想、他独具的人格魅力，依然鼓励着我们前行。值此父亲邓宝珊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追述了他的几个精彩的人生片段，作为我们对他的追思和怀念，也为资政育人和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奉献一些点滴素材。
反战爱民
1945年，八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经过几十年的战难，人心思定，人心思安。但蒋介石集团却冒天下之大不韪，摩拳擦掌，阴谋策划内战。1946年3月，父亲宝珊先生到重庆参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此间，蒋介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名为征求意见，实为部署内战。蒋介石问父亲的看法，回答说：“既然有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内战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打的。第一，经过八年抗战，人民苦难深重，好容易胜利了，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打的话，人心厌战；第二，八年抗战搞得民穷财尽，国力空虚，再若打仗，经济上要崩溃。”蒋介石一听，颇为不悦，因为是他主动征求意见，也不便发作。
父亲反对内战的决心非常坚定。为实现国家和平，让天下苍生免遭涂炭，1946年，他决定赴南京面见蒋介石，再进忠言。见到蒋介石，他诚恳地说：“民困财乏，国民厌战，战端万万起不得，武力统一行不通。我敢击掌，国军吃不掉共军，共军更搞不跨国军，到头来，两败俱伤，百姓吃苦，不知哪个渔翁得利。”父亲把他精心选拣的一叠报纸给蒋看，说道：“城市闹工潮、闹学潮、闹增薪，乡村抗捐抗税抗丁，变民闹事铤而走险，国情如此，怎堪再战！”蒋介石轻蔑地付之一笑，说：“报纸我天天看，重要的是不为假象所惑，历史会证明你我谁是对的。”父亲担忧国是，离开南京前，决计再给蒋介石写封信，以尽最后之努力。是夜，他提笔凝思，枯坐灯前，直到东方破晓未得一言，长叹一声，写下二十个大字：“兵者，国之大计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是《孙子兵法》十三篇的第一句话。此后内战爆发，两人再未相见。
建国以后，作为国民党起义将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党中央、毛主席对父亲关爱有加，一直信任和重用他。1950年10月在第一届甘肃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当选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当时全国民主人士出任省政府主席的只有湖南程潜、甘肃邓宝珊，一时竟有“南程北邓”的说法。1954年9月，甘肃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父亲当选为甘肃省省长。在1958年、1964年第二届、第三届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父亲连续当了17年的甘肃省长。
民族大义
提起父亲邓宝珊先生，人们总会想到他解放战争时期促动傅作义北平起义，让北京这座千年文化古都免遭战火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式的当天，《新民晚报》发表一篇文章《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邓宝珊将军》，高度评价父亲的历史功绩。
实际上，父亲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抗战八年，父亲总军陕北榆林，是陕甘宁边区的邻居和八路军的友军。他一方面与八路军合作守卫黄河，共抗日伪联军；另一方面始终与陕甘宁边区保持睦邻友好关系，抵制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对于父亲团结抗日、支撑北线、保卫陕甘宁边区之举，毛主席曾写信表示称赞和感谢：“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卫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北平和平解放后，父亲与傅作义将军去西柏坡见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一见父亲便亲切地说：“邓先生，你这是回到‘娘家’了啊。”
父亲与陕甘宁边区一直保持融洽合作的关系，1947年夏却发生了两次榆林战争，一度令他难以释怀。1956年，父亲去北京参加人代会，毛主席邀他和梅兰芳到丰泽园吃饭，席间，邓宝珊问到了“两次榆林”战役的问题，他说：“延安和榆林之间关系很融洽，怎么突然又攻打榆林？”毛主席回答说：“‘围榆打援’打的是胡宗南、马鸿逵嘛。”还开玩笑说：“打是亲，骂是爱，为了请你起义嘛。”听毛主席这样一解释，父亲顿觉心中释然。
八年抗战期间，父亲还做了一件有功于中华民族的大事。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看到成吉思汗陵在蒙古族中具有极为崇高神圣的地位，便想以成吉思汗陵作为筹码来要挟蒙古的王公贵族，分裂中国。1939年春，日军向伊克昭盟进攻，企图占据伊金霍洛旗，夺走成吉思汗灵柩，分化瓦解抗日力量。父亲和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将军、蒙古爱国王公沙王（沙克都尔扎布）等向国民政府陈情，请求将成吉思汗灵柩内迁西移，共产党人也深表赞成。1939年5月底，国民政府委派的移陵人员及护陵军人陆续到达伊金霍洛旗。6月,成吉思汗灵柩离开伊克昭盟后，经过了榆林、米脂、绥德、延安等地，最后安放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的兴隆山上。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派专车将成吉思汗灵柩送回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原地安放。此举彻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的阴险图谋。
求是直言
1951年全国镇压反革命分子政治运动开展期间，将留美博士宋恪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予以镇压。宋恪是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担任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院长和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等职，对甘肃教育发展有贡献。镇压宋恪时，父亲正在外地出差，回来后得知此事，深感痛心。后来，在北京开会期间，毛主席约他到中南海寓所吃饭长谈。毛主席问：“听说邓先生对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国民党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宋恪有意见？”父亲坦率地说：“这个人本来是可杀可不杀的。”毛主席说：“邓先生，你是能通天的人，你应该提前给我说，就能把这个人留下了。”父亲回应道：“我不在兰州，未能及时得知啊。”毛主席接着说：“人的脑袋只有一个，现在已经人头落地，无法弥补了，以后有事提前直接跟我讲。”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甘肃有好几位著名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其中水梓被定为极右分子。父亲得知此事后很痛惜，他对身边亲近的人说：“这么多知识分子，怎么一夜之间都成了右派？”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在怀仁堂休息时，父亲亲口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他对毛主席讲：“甘肃是个很穷苦的地方，知识分子非常缺乏。把仅有的几个大知识分子划为右派是不应该的。”毛主席问他都是哪些人，父亲将水梓、张维、张心一、杨思、冯国瑞等当时甘肃著名学者一一作了介绍,对当时已定为右派的水梓、冯国瑞起了重要的保护作用。
建国以后，由于缺乏经验，急于求成，操心太切，“左”的氛围越来越浓，与日俱增。1958年提出“大跃进”，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最终酿成了饿死人的悲剧。甘肃深居内陆，自然环境严酷，基础条件差，素有“苦瘠甲于天下”之称，当时省内不少地方也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对此，父亲忧心忡忡。这一时期，他经常下乡调研，特别是到最穷最艰苦的地方去，了解真实情况，苦寻解救办法。有一次，父亲到永昌县焦家庄一带视察，发现当地群众多面带菜色，身体浮肿，普遍吃的是榆树皮面和野菜一起烙成的饼子。他特意把这种饼子带回来，给家里人看，对我们这些孩子说：“你们看看，人在福中要知福，农民现在就是以此果腹，在饥饿线上挣扎。”父亲并未就此作罢。他决心顶着压力，把榆树皮野菜饼子带到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真实情况。这份特殊的礼物经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交毛主席。毛主席收到以后，脸色很沉重，只讲了一句话，“我在延安的时候尝过这个东西，很难吃。”
1962年习仲勋同志因为小说《刘志丹》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遭到诬陷和迫害。父亲去北京开会时，利用在丰泽园毛主席请吃饭的机会，问毛主席：“你经常说仲勋年富力强，堪当重任，有培养前途，怎么能现在又反党了呢？”毛主席回答：“人是变化的。”在当时非常敏感的政治氛围下，一般人躲之唯恐不及，而父亲不避风头、不惧嫌疑，敢于在毛主席面前辩护，足见其刚直敢言的品格。
简朴敬贤
父亲出身贫寒，一生勤俭，最恶奢华。平常生活多是粗茶淡饭，一般就吃些家乡饭菜，如一锅子面、浆水面、面水馓饭（豆水与面搅拌的一种小吃，味发酸）。即便是领导和朋友来了，多是在家里宴请，从不动用公款。除非是省委和省政府的公务活动，才会去兰州饭店或宁卧庄宾馆用餐。父亲的穿戴也很简朴，皮鞋只在重大行政活动时穿，平素一直穿家人做的布鞋。父亲一生从不做寿。1944年，父亲还在晋陕绥边区总司令任上，正值半百之年，身边的人想给他过五十大寿。父亲闻之，只身骑马去了郊外，回避过寿之事。作为一位高级将领，父亲的清白简朴之风，给后辈们竖起了标杆。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时值我国第一批红旗轿车出厂，友人赠送父亲一辆。当时父亲乘坐的是一辆美国产的“道奇”牌轿车，车小而旧。我们看到来了新车，都非常高兴，催促赶紧换了。但父亲执意不肯，他说：“我住的地方出行之路窄小，路两边都有老百姓做生意，我坐原来的车已经习惯了，这个车虽然旧点，但车身小，出行方便，不扰民。”后来他把车交给甘肃省政府作为接待用车。父亲平常用车也非常严格，亲属除了有紧急病痛，一般不许使用。
父亲虽出身行伍，一生戎马，但非常重视文化工作，也乐意交文化艺术界的朋友。父亲与齐白石、徐悲鸿等绘画大师交往颇深。上世纪50年代，父亲延请许多文化名人到甘肃考察，其中有叶圣陶、郑振铎、吴作人等，请他们参观麦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以及炳灵寺石窟等历史遗存，征求他们的意见建议。为了繁荣甘肃的文化艺术，父亲还先后邀请谭富英、裘盛戎、杜近芳、叶盛兰、梅兰芳等戏曲名流到甘肃考察献艺，开阔甘肃人的眼界，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父亲与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先生更是“数十年患难之交”。从1918年他们两人结识后，几十年风云变幻，终成莫逆。抗战期间，于右任先生曾到甘肃考察，做散曲《谒成陵》（越调天净沙）：“兴隆山畔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脍炙人口，流传甚广。解放以后，因为种种原因，于右任怀着痛苦、矛盾的心情去了台湾。于右任在台湾曾做《望大陆》一诗：“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父亲割舍不下几十年的情谊，总是关心、打听于右任先生的消息，经常接济他留在大陆的夫人高仲林女士、女儿于芝秀女士。上世纪60年代，父亲还亲笔写信两封致于右任先生，由中央广播电台向台湾地区广播。
1954年，著名作家、政务院出版署署长叶圣陶到兰州视察工作，他不愿意住在宾馆，乐意住在我们家。公务之余，与父亲谈诗论画，其乐融融。其间，叶圣陶作诗一首，亲笔篆书赠与父亲：
远访兰州胜，清辉始获亲。
问年俱甲午，同愿为人民。
园果尝新味，容斋绝点尘。
高情何可报，诗就意难申。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父亲一生践行爱国和平的理念，廉洁刚正，重才亲民，广结善缘。戎马倥惚之际，他仍自强不息，好学不倦。他再三告诫我们，要努力学习，勤奋工作，自觉参加劳动，不能搞特殊化。数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他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今天，作为邓宝珊先生的子女，我们将继续保持清白家风，继承他的遗志，弘扬他的精神，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尽绵薄之力。
（注：本文由邓宝珊先生之子邓成城，女儿邓惠琳、邓引引、邓文文讲述，萧光畔、曹树林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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