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我写作没有刻意追求热点
作家是关注现实、关怀社会、关心人类的,这是我长久以来对作家的看法。但是最近采访叶兆言的时候,他对于作家的理解,让我既定的看法泛起了小小涟漪。
叶兆言,原籍苏州,1957生于南京,著名作家,江苏省作协副主席。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篇小说集《艳歌》、《夜泊秦淮》、《枣树的故事》,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影》、《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太顽固》等。
一个故事放20年后再动笔
叶兆言最近的几部作品,都取材自他自身或家族的记忆。他在用这些素材表达,比如不太愿意靠近主流,所以作品可以放上二十年再动笔;比如坚持反战立场,所以把本来发生在一个文人身上的事情,转移到一个军人的身上。叶兆言的思考与历史紧密相关。
记者:您最近刚刚完成一部长篇小说,是关于什么的?
叶兆言:这是一部关于现在和历史关系的书,有点像《一号命令》,但写的是一个女性的一生。这是一个非常优雅的女性,一个南京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她没有错过任何一个时代的节点,甚至包括汪伪政府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她也在其中亮相,最后死于上世纪60年代。
记者:很多作家都有把作品放了很久,然后又重新开始写的经验。您为什么又重新开始写这个故事?
叶兆言:开始写这个故事,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你知道那个年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是主流。但是我又不太想让这个故事显得太那么主流,变成一种血泪的控诉。所以很长时间里这个故事都被我放在了一边。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当历史可能会被人忘却、模糊,现在到了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
记者:听说您写《一号命令》的时候心里会很疼,那么《很久以来》延续了这种疼痛感?
叶兆言:当然。这部小说有更多难受、疼痛的地方。那个千金小姐与时代主流那么同步,最后还是被时代吞没了。《一号命令》也是让人疼的。那种疼痛,或者说小说创作的灵感来自我祖父的信件。那时候下达了备战的“一号命令”,我祖父列入疏散的行列中,实际上他并不知道上哪里去。后来祖父干脆考虑去大伯所在的干校,那个地方很遥远,下了火车要转汽车去县城,到了县城还要再走很多路,对于一个老人家来说,很难禁得起这样的颠沛流离。让我惊讶和奇怪的是,即便如此,我的祖父并不在意折腾,没有一点绝望。
作家不会简单摆明孰是孰非
听到叶兆言对于一些局势的谈论,我便问他,是不是作家的天性,让他会主动关注社会热点。但是他并不这么认为。哪怕在《美女指南》里面写到职场潜规则,写到富二代,哪怕在《苏珊的微笑》里面写到婚外情,他都认为自己并不是为了关注某些热点而写热点,更何况他还说,这些作品只是他作品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
记者:《美女指南》这部书乍一看还挺不像您的风格?它是您自己亲手挑选的一些作品组成的一本书。
叶兆言:我刚才说过,我已经写了30多年了,写了很多很多东西。我觉得有必要做一个导读一样的东西,选一些小说给他们读,所以就有了《美女指南》这个小集子。
记者:从《美女指南》和《苏珊的微笑》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关注当下的叶兆言,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叶兆言:实际情况是,也许我只写了《美女指南》和《苏珊的微笑》这两个和当下比较紧密的作品。作为作家,我对当下的新闻并没有什么太大兴趣。一个作家如果总是有意识地去关注当下,并且把这个当做写作的对象或动机,总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我在作品里的确写到了潜规则、富二代、婚外情等等——这的确是一个充满话题的时代,但我并没有去追逐这些话题,我只是被某些事情触动了。
记者:那《苏珊的微笑》呢?书刚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会把它和六六的《蜗居》对比。
叶兆言:写的时候真没意识到我是在写婚外情。我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女孩的微笑,立刻记住了那笑容,挥之不去,最终写出了这部作品。
说实话,我当时有点担心读者会用价值判断去衡量这部小说。作家只是把值得写的东西写出来,而不是简单摆明孰是孰非,因为生活从来不是那么简单。我的确写了个所谓的婚外情故事,但我总觉得苏珊是个可爱的女孩,那些不纯洁的东西根本无法伤害她的可爱。
我喜欢我的无趣
在叶兆言的新书《陈年旧事》上,印着苏童对他的评价:叶兆言的性格为人绝对是儒家的,他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满腹经纶,优雅随和,身上散发出某种旧文人的气息。问及这个评价,叶兆言淡然一笑:“这是苏童30多年前说过的话,玩笑话,不必当真。这段话会印上书,我不知道,估计苏童也不知道吧?”
记者:苏童说您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身上散发出某种旧文人的气息。那您觉得自己传统吗?
叶兆言:我想现在没有人敢说自己很传统吧?尤其是写小说的人,精神上应该是反传统的,也不愿意和主流走得太近。作家应该有强烈的要和别人不一样的意识。所以好作家很怕听到这样的词汇。
记者:那您平时是怎样的一个人?
叶兆言:我就是很本分、很单调的一个人,写作就是我的生活。这看上去有点无趣,但我是喜欢这种无趣,这是我的选择。我喜欢这种单调,如果不无趣,那就不是我了。
我的理想就是能像个NBA的球员一样,始终处在自己的“赛季”里,打一场又一场的比赛,写一部又一部的作品。我知道迟早有一天会打不动的,但是现在还希望能多打两年。
记者:创作需要一种平静状态,但是有些状态您很难平静下来吧?比如当年因为《马文的战争》闹出的“影视书”的风波?
叶兆言:打官司也是迫不得已。我并不反对将原著改编成剧本,但是不能把剧本又改成小说再出版,这是一个作家的底线。你总不能说,把《红楼梦》改编成电视剧,然后根据电视剧再出版一本《红楼梦》吧,原著作者就换了一个人。
记者:那您怎么看影视书这样一种商业化的产物呢?
叶兆言:的确是有这样的人,他们先写完了影视剧的剧本,然后把剧本再改编成小说。不能说他的小说一定是成功的或者不成功,因为是否拍成影视剧不能成为小说好坏的标准,而坏小说也可能被拿来改编成好的电视剧。(文/范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