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寺古槐一报人

    黄应寿先生是我最早知道的兰州报人。90年代初，我在校园阅报栏前读报，每天都能在鲜红的“兰州晚报”报头下看到那醒目的名字。当时自己浅薄得很，以为党的机关报上印的总编名字是民国时期一些报纸印上主笔大名以招徕读者的逸风流韵罢了。

    过了一两年，1994年3月，我们开始实习，我和其他六七名同学一起来到兰州报社。其时，黄应寿先生正担任“兰州日报兰州晚报两报领导小组”的组长。我们当时正在摸索新闻的ABC，报社的领导即使见了也对不上号，只是不时地从带领老师口中听见“老黄”、“我们的小组长”等称呼。我们感受到的是报社的气氛：业务严谨、气氛和谐。有一天，我起了个大早，抓了一条当日新闻，直接送到了出版部。时间不长，一个电话把我叫到出版部，出版部负责人铁青着脸，指着我的稿子大声训斥，我一看脸红了：稿件标题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别字。立时自责不已，感觉这个稿子要被“枪毙”了。中午时分，报纸出来了，我的那篇稿子居然登在一版显著位置上，一股复杂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还有一件事令我感叹不已，那时我们在两报实习的同学有七八个，20年后的今天，我现在的一些同事也是当年的带领老师见到我后还会问起我的同班同学，姓名称呼得一字不差。我感到吃惊：这些同学星散各地已20年了，名字还被报社许多人记起。报社这样的氛围，这样的风气是黄应寿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开创的。

    再后来，我就成了兰州晚报一员。其时，黄应寿先生已经从报社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一直关注着报社事业的发展。2012年是晚报从张掖路246号（庄严寺原址）搬到位于兰州高新区报业大厦的第一年。这年，晚报编辑部邀请离退休老同志到新报社交流座谈。老同志们情绪慷慨，发言踊跃，黄应寿同志当时一口气讲了五六个问题，思路十分清晰，我们都为这位80多岁的老报人的状态而高兴。遗憾的是，我当时忙于接待工作，没有记录下先生的发言，只是在旁边听到了只言片语。他讲办报的依靠力量时，说到“办好晚报、要依靠市委，但不仅仅依靠市委。”我心头为之一震，我们现时不是正在思考“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一带有哲学意味的命题吗？黄老先生并没有闲着，他以办了十多年机关报晚报的经验，也在思考着这一问题。他的思考答案，给我们留下了更大的思考空间。

    余生也晚，没有在黄先生的领导下工作过，先生的风采只能偶见。在一次编辑部的活动中，为表达敬意，我向先生敬酒，本想以先生近80岁的高龄，“浅尝辄止”意思一下就行，谁想他端起满杯一饮而尽。干脆，毫不做作。

    同事们经常讲起“老黄”时代的轶事。每天早上，老黄在报社吃完牛肉面，就在报社门口或院子里的大槐树底下站着，然后向每一位上班的报社同事致意问候，有人把这解读为监工，看谁不上班，谁上班迟了；也有人把这解读为对员工的尊重。而我，则把这一情景想象为一幅画：古寺青瓦灰砖，古槐树影婆娑，老报人谈笑自如，注视着进门上班的新闻人，等待着旁边轮转机声音的响起……这也许是一幅典型的80年代新闻肖像吧！

    今天，古寺外迁，古槐依旧，报人（黄应寿先生）西去已经一年。赌物思人，我终于懂得：报头下署名不光意味着荣誉，更意味着自信、意味着勇气、意味着担当。黄应寿先生对晚报事业的执著，令晚辈心中不时涌起“温情与敬意”。杨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