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专家：北京有一起恐慌事件原因至今不明
6月14日,李伟做客齐鲁大讲坛,讲述我国国家安全与反恐形势及对策。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今年3月份以来，从昆明到乌鲁木齐，连续发生多起暴恐案件，严重挑战着我国的社会稳定和人民的生命安全。面对恐怖袭击，从中央到地方，也迅速转变思路，积极应对潜在的暴恐因素。目前我国反恐工作有哪些新格局？反恐工作思路如何转变？近日，齐鲁晚报专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伟。
以家族为核心组织化，成暴恐分子新形态
齐鲁晚报：您在乌鲁木齐“5·22事件”之后去了新疆，如何看待暴恐活动对当地的影响？
李伟：5月28日到29日，我在新疆参加了面向高校教师的培训活动。在我看来，局面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紧张。
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严峻的恐怖威胁态势，恐怖袭击从局部向全局扩散，活动数量高发，手段更加多变。现在大家的直观感觉是暴恐案件发生频率比较高，主要在于当前暴恐活动的信息比较公开透明，一旦发生暴恐案件，相关部门会及时让公众了解具体的事件和破案过程。
暴恐袭击为什么防不胜防？因为暴恐分子在实施手段、手法、采用的工具上，往往要先于我们的认知、先于我们的防范措施。结果就是大家总觉得我们会比暴恐分子慢一步。
当然，更深层次的因素在于，对我国构成恐怖威胁的东突势力近些年来，在整体的恐怖主义意识形态上，出现一些转变。当前较为频繁的暴恐案件发生也正是他们恐怖意识形态转变的集中体现。
齐鲁晚报：您说的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哪里？
李伟：以往在东突势力煽动下的暴恐活动，主要是打着民族分裂的旗号。现在他们转而打起宗教建国的旗号，这就使他们实施暴恐活动的手段、方式都出现了一些变化，使暴恐分子变得更加血腥、更加残忍。他们还基本形成了所谓“圣战、殉教、进天堂”的公式，去蛊惑一些年轻人、青少年，充当恐怖主义活动的炮灰。
暴恐分子会用很多意想不到的方式来从事恐怖活动。最近沙特阿拉伯就出现一起植入式炸弹爆炸事件：恐怖分子将炸弹直接植入了大肠，安然通过层层安检，最终将沙特反恐官员炸伤——手段的多元化会大大增加打击的难度。
齐鲁晚报：近日有报道称，新疆警方自5月23日以来，打掉了23个暴恐集团，涉恐嫌疑人以80后、90后为主体。这是否意味着恐怖袭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李伟：改革开放以来，东突势力从地下讲经点、从娃娃开始抓起，来培养“圣战、殉教、进天堂”的思想，对当地宗教教义做了一些断章取义甚至歪曲的解释，导致一些对宗教知识还不太了解的青少年，错误地认为他们所接受的这些极端思想就是真正的宗教或宗教的全部。
恐怖主义从事暴恐活动往往是有土壤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社会问题、诸多现实问题都会成为土壤，土壤并不是恐怖主义的本质，但是可以为暴恐分子利用。所以说，恐怖主义问题复杂就复杂在不仅体现本质特征，而且与众多的现实矛盾问题结合在一起，年轻人就容易被误导。
齐鲁晚报：除了您所说的这些，近年来发生在我国的暴恐案件还出现哪些新的特点？
李伟：个人认为，一个是自杀式的暴恐袭击呈增多趋势，这主要是暴恐分子受极端宗教思想蛊惑的结果。最近还发现，在实施暴恐袭击的手段上，暴恐分子正在由原来以使用冷兵器为主转向以制作爆炸物为主。
暴恐袭击持续的时间变得非常短暂。往往在相关反恐力量到达现场的时候，整个袭击过程已经结束，损失和伤亡已经形成，这也是目前暴恐活动一个很突出的特点。
从5月23日以来新疆警方打掉的暴恐集团来看，以家族、家庭为核心的团伙化组织，逐渐成为暴恐分子实施恐怖活动的主要组织形态。分析近几年来的暴恐案件，恐怖活动指向的目标也在发生新的转变。以往的恐怖活动主要针对基层执法力量，现在逐渐指向了弱势群体，也就是说，针对普通百姓的袭击事件在逐渐增多。
反恐正在从被动防范到主动打击
齐鲁晚报：有评论指出，从近期中央及各地频繁召开的会议及出台的措施来看，我国的反恐工作正在从被动防范转为主动打击。
李伟：对。我前面说的恐怖活动指向目标上的转变，对我们下一步的反恐工作是一个新的挑战。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挑战，中央提出以新疆为主战场，在全国展开为期一年的严打恐怖活动的行动。
这项行动是拉网式清理涉恐各个环节，也是一种在反恐工作中“先发制人”的做法。反恐工作中最重要的，不是等暴恐案件发生以后再去处置，而是尽量做到在暴恐案件还没发生的时候，就能发现、制止。
从这些行动的初步效果来看，包括查获了一吨多的炸药，抓捕传播极端宗教思想的人，以及破获还在准备实施恐怖袭击的涉恐人员等，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新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
另外，反恐立法现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预计会在年内出台。
齐鲁晚报：我们注意到，在机构设置方面，各地“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纷纷升格为“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作用越来越突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
李伟：我个人认为，以往在我国的反恐工作中，有各个不同的职能部门参与。协调小组就在各个不同的职能部门之间发挥协调作用，本质上是一个协调机构。
从“协调”到“领导”，说明整个反恐工作将更加全面。反恐工作领导小组的建立，能够理顺全国反恐机制和体制，从全国反恐的角度，统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的工作，使我国整体反恐工作更加有效。
可以说，整个反恐工作领导机制、反恐布局已基本完善了，反恐工作领导小组成为一个领导机构，能够直接指挥或统筹各个不同的职能部门，进一步优化国家资源，统一部署、相互配合，更好地发挥反恐作用。
齐鲁晚报：除了反恐工作领导小组这一机构变化外，还有哪些突出的措施？
李伟：不同层级的反恐力量在不断加强，比如既有习主席授旗的猎鹰突击队、雪豹突击队等国家级专业反恐力量(他们主要应对重大人质劫持事件)，还有一线、基层等代表整体反恐能力、装备及反应机制的力量，这应该是我国反恐工作真正的重心所在。
反恐情报工作得到强化，将人民的反恐战争和专业的反恐力量相结合。同时，加强国际反恐合作，5月22日的暴恐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FBI也提出和中国合作。
需要说明的是，恐怖主义作为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如何才能得到真正全面、有效的遏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有很大空间，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存在。
针对这一点，一些高校或智库设立反恐专业或专门研究机构，都将对我国反恐工作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齐鲁晚报：这是不是也意味着目前没有成熟的反恐模式可供借鉴？
李伟：对。不同国家面临的恐怖威胁各不相同，形态各异。国际社会对反恐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共识，反恐依然还是一个难题。
到目前为止，这个难题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找到成功的解决模式。所以，只能在反恐工作过程中不断摸索，以形成适合我国的一整套比较有效的、打击遏制恐怖主义的方式。
反恐情报、预警，需投入更多人力物力
齐鲁晚报：最近不少人谈论“火柴实名制”和“地铁安检”的问题，认为反恐如果反到影响普通人生活的程度，是不是得不偿失了？
李伟：任何一个反恐机制，都是一个探索的阶段，包括购买火柴实名制等措施，是在恐怖威胁的状态下出现的一种探索过程。
此前说过，暴恐分子会用很多意想不到的方法方式从事恐怖活动，这给防控增加了难度，而有些看似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措施出台，是根据已发生或破获的暴恐案件而作出的。像火柴、液化气罐等物品购买实名制等举措引起的不满情绪，也是刚刚步入全面反恐状态的一种表现。
昆明“3·01”事件发生后，北京地铁出现了四次恐慌事件，有一起事件竟然到目前都查不出是什么情况引起的恐慌，所有监控器调查都不知道为什么人们突然就慌起来，每次恐慌几乎都要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 现在既然没有既能保证生命安全又不影响工作生活的一整套措施和机制，为了更大程度地确保生命财产安全，民众应该对国家有充分的理解，并配合相关措施实施。
当然，确实有不少政策措施也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或以更科学的方式实施。如果没有民众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反恐工作可能会陷入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
齐鲁晚报：北京有了85万反恐志愿者队伍，这样能不能真正起到反恐作用？
李伟：只有民众成为持久的、重要的依靠力量和基础力量的时候，我国的反恐工作才会取得更大的进展。中央也提出，要打一场反恐的人民战争，这就需要民众能够积极参与到整个反恐斗争中来，为专门的反恐力量提供一些暴恐分子准备策划、实施恐怖活动的蛛丝马迹，这对整体的反恐斗争非常重要。
齐鲁晚报：对于为期一年的专项“反恐严打”，您有哪些预期和希望？
李伟：对于国家和基层管理者来说，仍然要继续绷紧反恐这根弦，特别是在我国反恐情报、预警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
国家要加强反恐合作，特别是要严查组织、策划、指挥境内恐怖势力的境外东突势力，在国际合作的前提下，压缩境外东突势力活动空间，给予他们更严厉的打击。
需要强调的是，不能把对暴恐分子的仇恨扩大化，不能把恐怖主义问题和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民族、特定的宗教挂起钩来。现在有很多从新疆地区去内地的人，遇到打不上车、住不上店，被人赶得到处跑的情况，在新疆地区也出现一些区域不愿意接纳南疆人并设卡不让南疆人到北疆去。这都不是正确的反恐做法，这样做正是恐怖主义分子愿意看到的。
在很多问题上，千万不要以形式主义代替实质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让别人蒙面纱或者说强迫别人剃掉胡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包括基层管理者，在实施反恐防范措施时，不能出现简单粗暴的做法。(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