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与印度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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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尼赫鲁：印度“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
二、尼赫鲁对印度前途“两极”判断的地缘政治视角
三、“麦金德悖论”及其对印度国家安全的影响
【内容摘要】印度洋是世界级海上交通要塞相对密集的海区，是国际大宗能源、矿产资源及粮食运输必经要道。也就是说控制了印度洋，也就控制了世界的主要资源；控制了世界主要资源，也就控制了世界政治。地缘和资源的双重诱惑招致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强国都将目光锁定在印度洋，并为控制印度洋进行决战。资源政治与地缘政治在时间和空间上合二为一并以前者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继麦金德古典地缘政治理论之后现代地缘政治理论的鲜明特色。在这新的视野中，麦金德“心脏心带”理论被注入资源政治的内容，而作为世界现代工业动力基础的矿物资源分布地带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又恰巧重合。这样，印度洋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关键意义再次得到大国政治家的高度重视。
【关键词】印度洋 印度国家安全 资源政治 地缘政治.
说明:全文4万余字,刊发于《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4年第2期
一、尼赫鲁：印度“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
尽管尼赫鲁在政治上是一个蹩脚的实践者，但绝对是一个优秀的思想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优秀的预言家。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的1944年，身陷英国大牢中的尼赫鲁已预见到欧洲的霸权将不可避免地衰落，世界文明的中心将从西方向东方回归。他说：“当欧洲还在落后而常陷于黑暗时代的时候，亚洲代表着人类的进步精神已经有了一千年以上了。一个时代接着一个时代的辉煌文化在那里繁盛起来，文明和权势的伟大中心也成长了。约在五百年前，欧洲才得复兴，于是缓慢地向东西两方发展，一直经过了几个世纪才在权势上、财富上和文化上成为世界握有霸权的大陆。是不是这种演变有一种循环周律，而现在正是在逆转的过程中呢？”
尼赫鲁接着认为，取代欧洲的将是新的大国群落即美国、苏联、中国主导世界政治的格局，他说：“现在世界上各民族之中，我觉得拥有这种活泼的潜在力的民族主要是三个——美国人、俄国人及中国人，这三个民族相提并论是古怪的！美国人虽然根本是旧大陆人，但已成为一个新的民族，无拘无束，没有古老的种族的负担和复杂性，因此不难了解它们丰富的生活力。如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也是如此，它们都是毅然决然离开旧世界而到新环境中去求新生活的。”
俄国人也不是新的民族，但它们对旧时代完全中断，像死了一样，它们史无前例地复活起来了。它们变为年轻而有惊人的强毅力及生命力。它们也在重新搜寻它们的老根，但是实际上它们是新民族、新种族和新文化。俄国人的榜样启示我们一个民族如何能够返老还童，只要它肯付出相当的代价去在民众里开发被压抑的泉源。这一次的世界大战，虽然使人遭受恐怖和灾难，可是也许能使战后余生的其他民族也获得复兴。
中国和它们情形不同，中国人不是一个新种族，也没有经过像俄国那样从上至下惊天动地的转变。然而七年的残酷战争 无疑地也把它们改变了，这是势所必至的。中国所受战争的或其他更深的影响究竟至何程度，我不知道，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但中国人的生活力使我感到惊奇。我不能想像这样一个赋有基本力量的民族还会没落下去的。
值得说明的是，尼赫鲁关于文明向东方回归的判断与他前后的许多思想家的看法暗合。1913年列宁曾提出“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 的命题；1993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发表文章还对这种文明回归路径都说得很具体，他说：“几个世纪来全球权力先是从东向西，然后又反过来从西向东转移”。 在这种文明回归的进程中，有些人更是看好中国，比如尼克松就说：“中国现在正在觉醒中，它可能不久就要感动世界。”
富有异国情调，神秘莫测，令人神往——中国从远古时代起就一直使西方人浮想联翩。但是，连150年前预言过美国和俄国将成为世界上互相竞争的两大强国的先知托克维尔，都不可能预见到，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能够决定世界力量对比，在21世纪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那个国家，将是中国。
尼克松的看法与黑格尔的神似，黑格尔曾说过：“假如我们从四大文明古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
至于印度在战后的前景，尼赫鲁不仅持有谨慎——当时印度正酝酿着印巴分裂——乐观的态度，同时更有着巨大的担忧。他从乐观的角度提出自己对印度未来的构想：“在一个较长远的前景中，这些问题 就可能没有多大的重要性，在一些皮毛事件下面，更多而重要的力量可能在活动着。让我们暂时把当前的问题忘掉，并且向前瞻望一下吧，印度成为一个强有力而统一的国家，成为一个和它的邻邦密切联系着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由许多自由单位组成的联邦而涌现在我们面前。它是那些拥有能够自立的丰富资源和能力的极少数国家之一。今天类似这样的国家大概只有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大英帝国也可算在其中之一，如果把它帝国的资源与它本身的资源加在一起的话；但纵然这样，一个散布太广而内部感到不满的帝国终归是软弱的根源。中国和印度在潜在能力上可以作为那个集团的一员，这两个国家中每一个都是坚实而纯一的国家，都充满着天然财富、人力、技术和能力；的确，印度的潜在工业资源或许比中国所有的还要多而且广，它用来交换它所需要的进口货的那些可以出口的商品也是如此。除了这四大国之外，其他国家，就个别来讲，没有一个具有这样实际或富有潜在力的地位。当然，大的联邦或国家集团也可能出现于欧洲或其他地方，并且形成若干庞大的多民族国家。”
在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而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要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在东南亚一直到中亚细亚，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在那个正将要迅速发展起来的世界一部分，它的地位在经济上和战略上是有重要性的。如果那些靠着印度洋而在印度两边的那些国家，例如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印度、锡兰、马来亚、暹罗、爪哇等，有一个区域性的集团组织的话，那么，现今的少数民族问题就将消失，或者无论如何，都将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上来加以考虑了。
尼赫鲁的这一番远景是放在“让我们暂时把当前的问题忘掉”即挥之不去且即将发生的印巴分离的噩梦背景下提出的。因此，尼赫鲁心里明白，他这一番描述与其说它是一个“远景”，不如说——如果处理不好眼下的“一些皮毛事件”——是一帘春梦。尼赫鲁想用苏联模式将这些印度洋北岸国家结成一个大联邦，但他却没有列宁、斯大林手中的力量——武力力量和工农支持——以实现他的远景目标，因而只能是自说自话。但同时尼赫鲁又欲罢不能，他明白印度“它的地位在经济上和战略上是有重要性的”，而这又无可避免地将印度推入哈姆莱特“生存，还是毁灭” 的悖论之中。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他对印度的现实及其前景是十分忧虑的。他说：“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
读到这段文字使人对尼赫鲁有了一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的感动。尽管尼赫鲁有诗人的情怀，但他毕竟不是诗人，他必须面对现实问题并对其作出理论解释。
二、尼赫鲁对印度前途“两极”判断的地缘政治视角
尼赫鲁为印度作出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前途判断，在当时是说给要与印度分离的巴基斯坦人听的。他看到了印度可能拥有的“有声有色”的前景，但他更担忧的是印度可能出现的“销声匿迹”的危险。这是因为他明白，与苏联、美国、中国相比，他接手的国家历史包袱最重，不像美国人那样“无拘无束，没有古老的种族的负担和复杂性”，也不像俄国人和中国人那样经历了战争的洗礼而“变为年轻而有惊人的强毅力及生命力”；而他的国大党——由于是从英国人手中和平接管国家——用于解决这些历史问题的手段至少没有像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那样有效，这是因为苏共、中共都有一支听命于党的武装力量。党没有军队，正如医生没有手术刀，其结果就是只能思考而不能行动。英国人给尼赫鲁留下的政权交接条件使他不可能作出苏联和同期中国式的政治选择，而只能选择“阶级合作”的道路。这样，在建国之初，这种低成本的革命自然要在未来的发展中付出高成本即“谁也动不了”的代价。面对国家即将分裂的可能，只有思想而无手段（武装力量）的尼赫鲁，恰如一个看到危险而又无力阻止、看到机遇又无力抓住的智者，其思其想不能不带有悲剧的色彩：面对国家分裂，手无寸铁的尼赫鲁不能不对印度“销声匿迹”的可能充满担忧和无奈。
从国际环境看，更使尼赫鲁担忧的还是印度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世纪印度亡国的种因来自北方山地，而自从工业革命欧洲人征服大海后，印度的亡国种因就来自南方的印度洋——这与中国近代亡国的外部环境相似。尼赫鲁明白，近代印度北方问题只涉及领土远近，而南方海洋安全却关乎印度的生死存亡。印度前外交部长贾斯万特?辛格（Jaswant Singh）在《印度的防务》一书说得明白：“印度历史的转折点并不是最终发生在陆地上的冲突”，“我们只需思考一下17和18世纪的一个重要失误，就可正确地评价印度洋和通向印度的海路的重要性。这个失误导致外国势力到达印度洋沿岸，最初是为了贸易，发展到后来就是为了征服”。“在这里，陆地上的胜利是紧随着海上的征服而来的”，“因此有必要承认，出现一个意义重大的战略转移，即陆路被海路所取代”。 但让尼赫鲁最担心的还是印度在世界地缘政治中“峣峣者易缺” 的敏感地位。曾留学于英国并对印度历史及英国人治理世界的技巧了然于胸的尼赫鲁明白，印度洋是世界地缘政治的海区中心。印度洋是世界级的海上交通要塞相对密集的海区，它西连曼德海峡东口，北衔霍尔木兹海峡，东接马六甲海峡西北出口，南面有莫桑比克海峡、南非好望角，都是国际大宗能源、矿产资源及粮食运输必经要道。因此，印度洋天然地成为世界海权和制海权的中心。而位于印度洋北岸并被称为“亚洲命运的旋转门”的阿富汗一向是海陆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大规模汇合的地点之一”。
但是，没有利益，仅凭地理位置并不足以说明印度洋在世界制海权中的“中枢”地位。地缘政治即资源政治。只要我们看一眼世界地图就对此不难理解。地图中的国际边界曲折程度与所处地区的资源丰富程度成正比，而与资源的稀缺程度成反比。最直的国际边界都集中在沙漠地区。与其他大洋相比，印度洋周边国家还蕴藏着最丰富的资源利益。世界已知铬矿的96%在南非、津巴布韦。南非占世界石棉的1/10，黄金1/2，锰矿1/3，铀矿1/5，金刚石1/3。交通运输方面，欧洲国家所需的战略原料的70%，石油的80%都是通过印度洋的海路运往欧洲的。
不仅如此，印度洋西北岸的波斯湾为世界最大石油产地和供应地，素有“石油宝库”之称。这里已探明石油储量占全世界总储量的一半以上，年产量占全世界总产量的1/3。所产石油，从霍尔木兹海峡经印度洋运往世界各地。中东是最大的石油输出地区，所产石油75%用于出口；世界石油进口地主要是美国、西欧和日本。2000年它们进口石油占世界各国进口总量的62.1%，其中，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2001年，中国从海湾地区进口的原油份额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占原油进口总量的56.2%。中东是世界石油出口量最大的地区，约占世界总出口量的45%。 尼克松在《真正的战争》一书中将印度洋北岸的地缘政治地位提到“心脏”和“咽喉”的高度，他说“欧洲把基本能源从它自己的煤改为进口的石油，这一点大大改变了世界的地理政治结构。中东长期以来是亚洲、非洲和欧洲交界的十字路口。现在中东石油成了现代工业生命所必需的血液。波斯湾地区就是把这种血液输送出来的心脏。波斯湾附近的海路是输送维持生命的血液所要通过的咽喉”。鉴于此，尼克松得出结论认为，“谁在波斯湾和中东控制着什么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是谁在世界上控制着什么这一问题的关键”。
“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 而资源政治则是地缘政治的核心。极而言之，没有资源就没有地缘政治。如果说在中世纪农业时代，印度洋只不过是联系世界诸大洋中的一个地理环节，但到近代工业革命之后，波斯湾和非洲的丰富的战略资源使印度洋在诸大洋中的地位上升为世界资源政治的中心，这一特殊的因素又使拥有丰富的海陆要道的印度洋随之升级为大国必须控制的世界海权的中心。也就是说控制了印度洋，也就控制了世界的主要资源，控制了世界主要资源，也就控制了世界政治。但是，控制印度洋也就意味着要控制印度。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地缘和资源这双重诱惑招致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强国都将目光锁定在印度洋，并为控制印度洋进行决战。俄国彼得大帝就是从资源的角度看待印度洋的战略意义的，1725年彼得一世临终前在遗嘱中告诫后人：“尽可能迫近君士坦丁和印度，谁统治那里，谁就将是世界真正的主宰。因此，不仅在土耳其，而且在波斯都要挑起连续的战争。在黑海边上建立船坞，在黑海边和波罗的海沿岸攫取小块土地，这对实现我们的计划是加倍必要的。在波斯衰败之际，突进到波斯湾，如有可能应重振古代与黎凡特(今中东和巴尔干南部)的贸易，推进到印度，它是世界的仓库。达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再需要英格兰的黄金了。”
1498年5月，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率船队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西海岸。此后葡萄牙、荷兰、法国商人接踵而至，并在印度沿岸建立据点。公元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并在英女王的支持下参与大国在印度洋的角逐。葡萄牙人于17世纪初叶，荷兰人于18世纪后半叶，相继放弃印度大陆。英国人便与欧洲大陆的最强对手法国在印度洋展开决战。英国人于1746-1761年间向法国在印基地开战，进行了三次战争，法国战败。拿破仑为了挽回法国在印度洋的利益，向英国宣战。1798年拿破仑在打败第一次反法联盟后，他向督政府建议在准备渡海对英作战的同时，出兵埃及，进而占领印度，掐断英国所依赖的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贸易线，截断其来自印度的财源。他认为“牢固地占领（埃及）这个国家是远征印度整个计划的基础”。 他说：“要在（印度）这样遥远的战场打胜仗，就必须有一个中途阵地作为进攻基地。埃及离土伦六百法里，离马拉巴尔（位于今印度果阿以南至科摩林角的海岸）一千五百法里，它正是这样一个进攻基地。法国如果能够在（埃及）这个国家里牢固站稳脚跟，那么它迟早会成为印度的主人。广大的东方贸易也会回到红海和地中海这条古道上来。这样，一方面，埃及会代替圣多明各和安的列斯群岛的地位；另一方面，它必然会成为征服印度的道路上的一个兵站。”
拿破仑从欧洲的视角提出他的以印度洋为中心的关于世界地缘政治战略。他说：“埃及是非洲的一部分。它位于古代世界的中心，在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是与印度通商的天然的货物集散地”。 “如果亚历山大的防御工事已经完成，那这个城市就会成为欧洲最强固的要塞之一。”据此就可以“把印度和欧洲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作为自己左右两臂的依靠了。如果只靠当地的条件就能决定城市的繁荣和大小，那么，亚历山大较之罗马、君士坦丁、巴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更应该成为世界首都了”。“从开罗到印度和从巴荣讷（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到莫斯科是一样远的。六万大军乘五万头骆驼和一万匹马，带着五十天的干粮和六天的饮水，用四十天时间可以走到幼发拉底河，再用四个月可以走到印度海岸，出现在渴望摆脱压迫的塞克教徒、马拉提人和印度斯坦半岛各民族中间。”“在占领埃及五十年以后，文明可能通过森纳尔、埃塞俄比亚、达福尔和费赞等地传播到非洲腹地去。”
拿破仑为打开通往印度的道路，1807年与伊朗国王签订同盟条约：伊朗同意废除英伊同盟，对英宣战，派兵进攻印度并迫使阿富汗一同进攻印度；同意法国假道伊朗进攻印度、为法国供应粮食并为法军开放波斯湾一切港口。但法国在欧洲战场的失败，导致其征服印度的计划破产。
“英国的海上霸业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全部完成的。” 英国利用拿破仑在欧洲大陆的征战，攻占了锡兰，接收了荷兰人在好望角的据点，从法国人手中夺回毛里求斯，并从荷兰那里获得马六甲。1824年，英国人占领新加坡，这“可说是替英国在印度洋上的霸业安下了一块基石。” 印度驻新中国首任大使潘尼迦评价说：“英国，维也纳条约以来印度洋上唯一强国，现在牢牢掌握了印度洋各处的战略要冲；得此海上凭借，它在印度的江山是坐稳了。从此英国就这样统治了整个印度洋。” 此后的印度洋，潘尼迦认为 “这就比别处更像是英国的一个内湖了。偌大的印度洋面，其他欧洲国家一点好处也沾不上手，就是在海洋附近的地方，亦复如此。”
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流放期间，看到英国利用欧洲战争在印度洋的收获，对当年放弃征服埃及追悔莫及。他认为他应该留在东方，征服阿拉伯、印度，成为东方皇帝而不是西方的皇帝。他说：“如果我占领了阿克尔，我就可以进攻印度。谁统治埃及，谁就能够统治印度。”关于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他说，如果他带着一小队人到印度去，就能把英国人赶跑。
但是，根据葡萄牙人和荷兰人退出印度洋的经验，英国人明白，如果没有对印度次大陆的全面占领，英国已拥有的对印度洋的制海权是得不到持久巩固的。拿破仑战争后，英国清除所有印度洋上的对手之后，便将目光瞄向整个印度次大陆。1757年，英国人发动普拉西战役，印度战败，英国占领孟加拉。1857年英国镇压了印度民族大起义并由此形成对印度的绝对统治。1858年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改由英女王直接掌控对印度的统治。
潘尼迦认为：“自从1805年法国舰队在特腊法耳加被歼之后，在整个19世纪，英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制海权的国家，这是英国当之无愧称得起威镇四海的世纪。” 如果不算1757年普拉西战役后英国在印度洋上形成相对优势的时间，我们仅从拿破仑失败后的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算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英国开始退出世界霸坛，英国对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的时间大约有一个半世纪之久，此间英国对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成了英国世界海权从而世界霸权的关键支柱，它是如此坚固不可撼动以至英国在这一百多年间能够相继挫败俄国人、德国人，乃至日本人向印度洋发起的全面进攻。而这样的“战绩”，即使美国人至今也是难以企及。
英国是先在德意法西斯合击，后又在美苏合谋下才被逐出印度洋的。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是英国最终告别印度洋的回光返照。
英帝国的衰落与其失去在印度洋的制海权是同步发生的。近代史表明，只有一流国家才能获得对印度洋的制海权，而只有最终占领印度的国家才能获得对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比较此前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及后来的美国等霸权国家而言，可以说英国是控制印度洋时间最长的帝国，有百年之久，其巅峰时期，印度洋俨然成为“英国的内湖”。尼克松看得明白，他说：“谁在波斯湾和中东控制着什么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是谁在世界上控制着什么这一问题的关键。”
英国早就看到这一情况到来了。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们试图使美国相信，波斯湾问题“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还具有高度的战略和政治意义。”英国人比美国人更易遭受攻击，因此，他们需要更清楚地认识这些问题，但他们也更有经验，在波斯湾尤其是如此，因此，他们能更加清楚地认识这些问题。
虽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一直到1973年发生阿拉伯石油禁运之后才知道波斯湾有一些小小的酋长国，但是英国的统治者们150年来一直在注意它们的事务的最微小的细节。英国最初在19世纪初进入了海湾，以阻止海盗破坏他们的贸易。从那时起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英国军事力量维持了秩序，提供了保护，并解决了分布在海湾沿岸各个酋长国里的争端。
在整个海湾和阿拉伯半岛周围，英国一直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亚丁、阿曼、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些通常叫做“海盗海岸”的酋长国里，英国是酋长们和世界其余地区之间的纽带。他们用机智、彻底和强硬手腕来执行他们的任务。1934年，在一场保卫他们的亚丁港的运动中，英国人利用奉承、贿赂和周密策划的显示武力的作法，同现在叫作南也门的内陆的各位统治者缔结了不下1400项“和平条约”。正是在英国的保护伞下，巨大的跨国公司在它们寻找石油的努力中开始在这个地区进行勘探。
英国不仅控制了海湾，而且还控制了从印度洋各个地区来到海湾的通道。印度洋各个地区包括新加坡、马来亚、缅甸、印度、锡兰、亚丁、苏伊士、肯尼亚、南非、澳大利亚、迪戈加西亚和印度洋的其他岛屿，这些地方在以前某个时候全是英国属地。波斯湾和波斯湾外面的印度洋都是“英国的内湖”。
英国把它在波斯湾的势力一直保持到1971年。但是，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分阶段地摆脱了它在“苏伊士以东”所负的责任，从而造成了一系列力量真空，这些真空由苏联人煽动的反英民族主义者填补了。
之所以英国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英国对印度的百年占领；换言之，正是英国对印度的百年占领，才得以拥有其在印度洋上建立绝对制海权所需要的巨量物质资源；同理，不能，尤其是不能在印度洋内就地获得这巨量的物质资源支持，也是今天美国这样的海洋强国不能形成对印度洋“英国式”即绝对控制的原因。
大英帝国的衰落使印度失去了大国的庇护，而国家独立又迫使印度必须独立地承担起印度国防的重担。尼赫鲁在接任之前曾冷静地思考着印度的命运，他从冷酷的历史经验中告诫他的人民：“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
尼赫鲁将印度的未来命运与印度洋的战略地位联系在一起思考，有其特殊的理论视角和理论依据。
尼赫鲁在英国读书时受到当时流行于英国的经典地缘政治学说的熏陶。尼赫鲁出生于1889年，1905-1912年在英国留学。其间，哈?麦金德的地缘政治政治学说在英国流行。1887年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1904年再宣读《历史的地理枢纽》，这两篇论文被认为是“英国地理学的一篇经典文献”。 英国牛津大学还为麦金德专设为期五年、薪水300英镑的讲师席位并于1899年设立地理系，聘麦金德担任系主任。可见麦金德提出的地缘政治学说的影响之大。尼赫鲁到英国读中学的时间是麦金德发表《历史地理的枢纽》论文的第二年，这篇论文发表后爆发了日俄战争，这更加强了麦金德地缘政治学说对英国，乃至对世界的冲击力。麦金德学说与以往地理学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从世界政治和世界体系的视角观察地理现象，从联系为一体的世界地理视角解释世界政治现象，并由此将地理学发展为融于世界体系中的地缘政治学。尼赫鲁对麦金德的“枢纽地区”学说及其“枢纽国家”的概念想必不会陌生。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这样总结他的理论：“当我们考虑对这个广阔的历史潮流所作的迅速回顾时，不是觉得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地理关系的持续性吗？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那里从古到今，一直拥有适合一种具有深远影响而又局限性质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机动性的各种条件。现在俄国取代了蒙古帝国。它对芬兰、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压力取代了草原人的向外出击。在全世界，它占领了原由德国掌握的在欧洲的中心战略地位。除掉北方以外，它能向各方面出击，也能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它的现代铁路机动性的充分发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枢纽以外地区，在一个巨大的内新月形地区中，有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在外新月形地区中，有英国、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在当前的力量对比的状况下，枢纽国家俄国与周围的国家不对等，有一个让法国来充当平衡物的位置。
枢纽国家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扩张，使力量对比转过来对它有利，这将使它能够利用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舰队，那时这个世界帝国也就在望了。如果德国与俄国结盟，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因此，这样一种事态的威胁，必将推动法国与海上强国联盟，于是法国、意大利、埃及、印度和朝鲜就会成为这么多桥头堡，外部的海军可以从这些桥头堡支持陆上部队来迫使枢纽联盟也部署陆上部队，从而阻止他们集中全力去建立舰队。同这一情况相比，以前威灵顿在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利用托雷维德拉斯的海军基地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小规模的了。难道这不能够最终证明印度在大英帝国体系中的战略作用吗？
与意大利、埃及、朝鲜，甚至中国等国比较，印度（当时印度和巴基斯坦尚未分裂）及南亚次大陆是海洋国家抵抗枢纽国家向海洋扩张的最近和最大的“桥头堡”，因而不仅是大陆“枢纽国家”而且也是海洋强国必须争夺的地区。对此，与麦金德同时代的海权理论创始人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也从海权的角度得出与麦金德同样的结论，但比麦金德分析的更为细致。他在1900年写的《亚洲的问题》一文中说：朝地图瞥一眼，我们马上就会注意到这么一个再显眼不过的事实：庞大的、浑然一体的俄罗斯帝国的领土从小亚细亚的顶部毫不间断地向东延伸并横亘日本的上端。在这样大的，没有任何政治障碍能阻止俄国集中它可调用的力量。在俄国境内，只有距离本身以及自然环境带来的阻碍可以限制力量运动的自由与充分程度。因此俄国拥有处于中心位置这个权力因素，另外俄国领土还象楔子一样伸进了中亚，而且在一翼受到了高加索山脉及俄国控制下的内陆里海的保护，另一翼则因从阿富汗向东北延伸至中国西部的山峦而得以加强，至今俄国还没有碰到什么来自中亚东翼的可怕危险。
俄国至今的领土推进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的。它在中亚的楔入点是在波斯与阿富汗之间，对此应想到，通过波斯更远地挺进至波斯湾对俄国来说具有诱人的便利条件。同样的活动也可在大陆的另一端进行，俄国在跨过满洲直抵旅顺港方面已取得较大进展。于是，在东西两端，俄国都表现出了无怨无悔热情，它的表现不是时有时无，而是轻松自如的。出于自然法则与种族本能，俄国正努力在地理上倚托东西两翼向南推进，而前进的中心地带就是阿富汗山地及多沙漠的东突厥斯坦与蒙古地区，即使有心，也不可能对上述地区之内的俄国行为及其在不同地段间的相互呼应进行干涉。就自然与政治境况而言，上述地带的漫长并非俄国的弱点，因为它的扩张中心并不能被击碎。如果确实要施加限制，也只能针对上述地带的侧翼或由此向内进行。 印度由于距离和地形最适合于被用来对中亚发挥影响或对俄国扩张线的前沿采取行动。印度的陆上边境受阿富汗的山脉及喜马拉雅山的保护，其后翼也是无懈可击的，只要英国海军依然优势在握。这样印度实际上是一个前进基地，它可成为开往埃及或中国的远征军的初始或最终的出发地；作为开往其他任何方向上的更近地点更是不在话下。本质上，印度对英国并不仅仅是一个基地的价值，它相对于中国与埃及的中心位置也适用于澳大利亚和好望角，这样，对于其他殖民地对英帝国联邦的支持，印度起着协助集中的作用。就印度与其他亚洲问题的相关性而言，它也不是毫无保障。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在海上，这边的海峡殖民地和香港以及那边的亚丁和埃及象陆上据点一样发挥着巨大作用，有力支持了英国在东西两个方向上的海上经营。在广泛的意义上，这种经营是针对于亚洲分割地带，或者说是南北力量的争锋地带的侧翼。
马汉从海权的角度认为，印度是俄国必然觊觎的战略目标。他说：若俄国的地缘状况和要实现的目标的确如前所说，它的利益所在用一句话表达，就是寻求尽可能宽阔、开放的通向海洋的出口：东部的目标就是中国海岸；在西部则有两个方向，一是经波斯抵及波斯湾，另一是经黑海或小亚细亚涉足地中海。从来自俄国政府的信息：最近的历史以及俄国推进地带的天然状况——没有什么自然的障碍或民众的反抗能阻遏俄国——来看，上述计划是顺理成章的。而且，除了这些计划，不少人猜测俄国对印度有野心。如果这是真的，那它就是从中间地带而不是两翼发起推进了。研究一下地图就可知道俄国在波斯湾的进展不仅会使它靠近海湾，也可能使它跨越阿富汗的山脉，如果暂不考虑阿富汗的艰辛环境和居民强悍性格所造成的困难。这样，俄国就能在阿富汗及其与北部地区的交通方面获取良好的区位，而从便于进行针对印度的行动。
马汉认为印度实际上是英国遏制俄国南下印度洋的“一个前进基地”，这话反过来说印度也是俄国南下印度洋必须控制的最关键的基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崛起，美国N.J.斯派克曼教授推进了马汉的学说，提出陆缘地带（亦称“边缘地带”）理论。1944年出版的《和平地理学》。斯皮克曼认为麦金德过分夸大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作用，实际上包围着心脏地带的外缘大陆地带如中国、印度、巴尔干、法国等拥有大量的人口、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农业资源，而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苏联）自然环境比较严酷，人口稀少，所以他认为主宰世界的关键地区不在心脏地带。他称这个内新月形地带为陆缘地带，认为陆权国家无法垄断欧亚大陆腹地，而陆缘地带国家如果联合起来,则可通过天然通道进入心脏地带。斯皮克曼将麦金德提出那句战略名言改为：谁支配着边缘地带，谁就能统治欧亚大陆；谁统治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
斯派克曼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和日本的军事推进是想统一陆缘地带的尝试。斯派克曼的陆缘理论反映了德国失败和苏联强大的事实，并为了适应美国凯南提出的“遏制”理论及战后美国夺取世界霸权政策提供的理论铺垫。斯派克曼的理论比马汉的理论进一步提高了印度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战略作用，这引起尼赫鲁的高度关注。
尼赫鲁就任总理后随即任命潘尼迦为印度第一任驻华大使的举动表明尼赫鲁欣赏潘尼迦对世界政治的洞察力及其对战后印度洋安全形势的判断。潘尼迦认为：“正是由于英国在印度大陆上的地位，才使英国得以享有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才使它得以把势力伸张到太平洋上去的。” 认真研究一下印度历史上的各种力量，就可以毫不怀疑地认识到：谁控制印度洋，谁就掌握了印度。
从近三百年的历史来看，任何强国，只要掌握住绝对制海权，又有力量打得起陆战，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国，独占其贸易，剥削其无穷资源。
潘尼迦注意到印度独立后，印度洋并不会因英国退出后而太平，他告诫尼赫鲁：“今后，如果印度再搞纯粹大陆观点的国防政策，那是瞎了眼。以往倒也确是并不需要什么别的政策，因为当时印度洋可算是一个禁区，或者不如说是一个英国的内湖。只要有大英舰队在，印度的安全就有了保障。而今天的情形可不一样了。印度已经自由了，如果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权利不能由印度自己来维护，这个自由可说一文不值。”
研究历史的人都很清楚，印度的安危系于印度洋。印度如果自己没有一个深谋远虑、行之有效的海洋政策，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总不免是寄人篱下而软弱无力；谁控制了印度洋，印度的自由就只能听命于谁。因此，印度的前途如何，是同它会逐渐发展成为强大到何等程度的海权国，有密切联系的。
潘尼迦在《印度与印度洋》这本著名的小册子中多次引用马汉的思想，因而他不能不对马汉的观点予以注意。马汉提醒美国政府说：“美国人仍需要接受并熟悉这样的事实，即美国已经不可改变地介入世界事务，它发表了门罗主义，接下来占领了一些岛屿——主要是菲律宾，在中国又具备了关键利益，因而美国人绝不能摆脱如利凡特或波斯湾入口的力量平衡这样的问题对于他们自身关联性。这些地区密切关系到美国的利益，至少现在是如此，因为美国要控制从大西洋海岸通往美国新获得的地区的最短路线——它经过红海，何况这条路线对英国和德国更具意义，而这两国对中国的政策相同从而有助于美国。”
印度建国后，潘尼迦也及时提醒尼赫鲁在英国退出印度洋之后，注意美国对印度洋的图谋。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了至高无上的海军国。不错，它还没有能建成世界海权国必备的一系列基地、油站、船坞等，但是从它在对日战争中所表现的海军联合作战规模之大，以及从它在海军建设中强调航空母舰的重要，都说明了美国海军可以远离基地作战，实际上是爱在哪里动手，就可以在哪里动手。它在太平洋上有珍珠港和马尼拉，又占领了从前日本手里的雅浦岛和关岛，真是不可一世。而对印度洋，美国战后确也搞了不少名堂。美国在阿拉伯、中东、巴林群岛的油权，表明了它同印度洋区域的联系正在大大增长。就是对伊朗的统一，阿富汗的建设，美国也是兴趣很浓。实际上，由于美国奉行到处“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所以各国沿海，凡是共产主义可能插足的地方，此刻都成了对美国安全有关的地区。战后的世界形势给印度洋带来的对立局面如此，它很可能又一次把印度变成一个主要的战略性战场。”
尼赫鲁与潘尼迦是成长于麦金德陆权和马汉海权理论风靡及西方殖民扩张达到高峰时代的思想者，他们所受到的良好的西方教育使他们对麦金德、马汉、斯派克曼的理论，尤其是他们理论中关于印度次大陆的地缘政治意义的分析更是了然于胸，因而不可能不加重他们对印度独立后的国家安全的深深的忧虑，并作出“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的两难判断。实际上，在这两难判断中，尼赫鲁最担忧的是后者。鉴于古典地缘政治理论都将印度列入枢纽国家和海上强国为控制印度洋必须占据的“基地”国家，又鉴于英国一百多年中对印度洋形成的绝对制海权的实践前提就是对印度的占领历史经验，尼赫鲁深知：印度如果不能将印度洋控制在自己手里，那么印度“销声匿迹”的未来恐怕就不是不可思议的。尼赫鲁说得非常肯定，他说：“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为此，软弱的尼赫鲁还是走了“中间路线”，他用麦金德的理论说明英美海洋国家与印度“结成联盟”的必要性。他说：“抱着征服世界迷梦的德国为恐惧被包围而感到困恼。苏联怕它的敌人的联合。英国的国策久已是以欧洲的均势为根据的，并且反对欧洲有任何具支配力量的强国。对于他人的恐惧总是有的，也就是那种恐惧才导致侵略和勾心斗角的阴谋。在这次大战后将要出现一个全新的局势，有两个支配世界的国家——美国和苏联——其余的都要远远地落后于他们，除非这些国家组成某种集团。而斯派克曼教授在他的遗言中告诉美国说就连他们都有受包围的危险。因此应该与处于大陆“边缘地”的国家结成联盟，无论如何他们不应阻止这“核心地”的国家（现在指的就是苏联）和边地国家联合在一起。”
显然，印度就是这个“边缘地”中的重要国家。尼赫鲁，这位后来不结盟运动的发起人，在其著作中暗示英美，要想遏制苏联，就不要忘记联盟印度。请求西方“联盟”而又拒绝西方涉足南亚内部事务，这种“两难”政策是软弱的尼赫鲁的必然选择。
三、“麦金德悖论”及其对印度国家安全的影响
但是，尼赫鲁作出这样的判断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其间，印度既没有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也没有“销声匿迹”；当然，更没有象潘尼迦估计的为某一大国所控制。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英国在被迫退出印度时对印度洋周边国家的均势重新作了完全不同于19世纪的安排。英国人根据自己控制印度洋的成功经验，知道未来的美国，如果不能占领印度，就不能拥有对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为此，英国在离开南亚时给印度留下一个庞大版图以此使印度的国力底线足以抵御其他海上强国——比如美国——直接占领，同时又留给印度一个破碎的社会结构以使印度的国力增长极限不足以达到对印度洋的绝对控制。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了解印度被英国占领前后的历史状况。
英国人占领印度之前，南亚次大陆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割据战乱状态。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开始入侵印度，引进了伊斯兰文化。11世纪开始，突厥人开始入侵北印，建立了德里苏丹国，后势力逐渐衰微，印度逐渐又进入了分裂的时代。德里苏丹国瓦解后，同样是来自中亚的突厥人在16世纪初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其统一版图几乎达到整个印度半岛，成为当时世界强国之一。
18世纪起莫卧儿帝国开始衰落。从1707年到1757年五十年间，共传十个皇帝，政令所及只有德里、阿格拉、克什米尔、信德、白沙瓦和喀布尔等北方地区。18世纪前半叶，印度又相继遭到来自北方伊朗、阿富汗封建主的入侵，后者于50年代征服旁遮普和克什米尔，并屡次进占德里。1761年印度马拉特军终为阿富汗击败，此后，印度就处于分裂局面。帝国中南部各省如敖德、孟加拉和海德拉巴的总督已成独立君主。位于印度半岛中部地区的马拉特拉人国家依然强大。马拉特封建主逐渐扩张，建立那格浦尔、瓜辽尔、因陀尔和巴罗达等国，以浦那为首结成联盟。
英国人来到印度的时候，印度已处分崩离析的前夜。这为英国全面占领印度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1757年莫卧儿帝国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之间爆发了普拉西战役，印度因战败而逐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84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功掌握了印度全境的统治权，只有少数地区由葡萄牙及法国统治。1857年，印度全境爆发了著名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反抗英国殖民者，遭英国人的残酷镇压。此后印度统治权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转为由英国女王直接统治，成立印度政府，并结束了名义上还存在的莫卧儿帝国。1877年，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加冕为印度帝国的皇帝。1911年，印度帝国的首都也由加尔各答迁往德里。英国人完全实现了对印度的占领，并由此掌握了对印度洋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绝对制海权。
为了巩固其在印度的统治从而达到长期控制印度洋的目的，英国占领印度后在为英国利益保留印度大版图的同时，也尽可能地从地理结构、民族心理结构和社会结构上粉碎印度民族的凝聚力和统一性。
自1939年始，英国将其直接统治下的印度（称英属印度）分为13个省，其中包括缅甸。而印度王公统治的土邦却被分为约600多个——这几乎是黎塞留肢解德国以保障法国在欧洲大陆主导地位的手法的再版。据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提供的材料介绍，“其中有15个可以认为是主要的土邦。最大的是海得拉巴、克什米尔、迈索尔、特拉凡哥尔、巴罗达、瓜略尔、印多尔、柯钦、斋浦尔、佐德浦尔、比加尼尔、波保尔与巴的亚拉。跟着就是许多中等土邦，最后是几百个很小的地区，有些在地图上并不比针尖大。这些小土邦的大多数是在加提雅瓦尔、西部印度与旁遮普”， 这种土邦在英国严密监督下存在着，占整个印度面积的2/5。英王统治下的印度虽然是一个由英国统治的庞大殖民地帝国，可是，印度其实是分为英属印度和土邦印度两部分，造成了奇特的国中之国的现象。
印度版图外观完整而内部破碎保证了英国统治地位的稳固。而这种内部破碎又是英国人统治印度的前提，这正如英国人统治印度是控制印度洋的前提一样。尼赫鲁写道：“这些土邦不惟在面积上大小悬殊，大的等于法国，小的几乎等于普通一个农人的所有地，而且在其他各方面上也是不相同的。”
这些土邦是怎样产生的呢？有些是很新的，是被英国人制造出来的；另外有些是莫卧儿皇帝的疆臣，得到英国人的准许继续为封建领袖；还有一些，其中特别是马拉塔族的酋长，他们是为英国军队所战败然后被封为藩臣的。差不多所有这些土邦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英国统治的初期；它们没有更古的历史了。
这些土邦并不是密集在一块儿的，它们散布于全印度，就像岛屿一样被非土邦的地区包围着。他们中的极大多数甚至于连一种半独立的经济都不能完全维持；就连最大的土邦因为它们的地理位置的影响，若是得不到包围着的地区的充分合作，要想维持半独立的经济也是几乎没有希望的。如果一个土邦与非土邦的印度发生任何经济上的冲突，用关税壁垒和其他经济制裁方法就能够很容易地使前者屈服。很显然地，在政治经济上甚至连其中最大的土邦也不能分开作为独立的实体来看待的。在这种情形下，它们将不能幸存，并且连印度的其余部分也要大蒙其害。它们将成为满布印度全国的敌对着的被包围的地区；如果它们依靠某些外力来保护的话，这外力本身就将成为对于一个自由印度的不断而严重的威胁。的确，要不是整个印度，连土邦也包括在内，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在一个保护着这些土邦的有统治权的强国控制之下的话，这些土邦是不会苟延到今天的。
英国占领印度方式的目的是为了英国实现和加强对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的直接控制，为此，英国既要统一并扩大印度版图，同时也不能因此强化印度的民族力量。在这个目标下，英国在印度用暴力打击和经济残暴掠夺的方式弱化了地方封建主的势力，并由此将印度半岛那多如牛毛的地方政治统一于英王麾下。为了长期占领印度的战略需要，英国同时又利用克伦威尔占领爱尔兰以及英国对付欧洲大陆国家的双重经验，大量保留印度土邦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出具有封建买办特征的新的地主阶级。这大大弱化了印度的民族凝聚力。尼赫鲁在其著作中每每及此，其声讨都是滔滔不绝且痛心疾首。关于印度土邦对印度未来的危害，尼赫鲁揭露道：“这样构成的土邦甚至在19世纪也是违反时代的东西。在现代情况之下，人们不能想像印度被割裂成为几十个分别独立的个体。不仅会发生无穷无尽的冲突，而且一切有计划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进步都会成为不可能了。我们必须记住，当19世纪初期这些土邦刚刚形成并与东印度公司缔结条约的时候，欧洲正分为无数的小的公国。从那时起，许多次战争和革命改变了欧洲的面貌，而且今天还在改变之中；但是印度的面貌却因强加于它身上的外部压力而被固定下来和硬化了，并且不容许有所改变。”
对印度社会更具破坏性的是，在土邦之外，英国还培养了一个效忠于英王的封建买办性质的地主阶级，这更加深了印度人间的隔阂，只有制造和加深印度民族内部的隔阂，才能阻止印度民族民主革命。尼赫鲁写道：“还有一种更直接的打击，那就是地主制度的采用，因而改变了土地所有权的整个概念；这个概念认为土地公社所共有，并不大在乎土地本身的共有，而在乎土地上产品的共有。本身代表着英国地主阶级的英国统治者们可能未曾充分理解这一点，而更可能的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有意在印度采用了某些与英国相仿佛的制度。最初他们指派包税的农民在短期内负责将所包收的田赋和税款呈缴政府。后来这些包税的农民就发展成为地主。农村公社对于土地和产品的一切控制权都被剥夺了；过去始终被认为是公社的主要利益和所关怀的东西，现在却变成新造成的地主的私产了。这就导致公社共同生活和集体性质的破灭，劳务上和职业上的合作制度就开始逐步地消灭了。”
这一类型的土地所有制之采用不仅仅是重大的经济改变，而且还有更深刻的影响，它打击了整个印度人对于合作性的集体社会组织的概念。一个新的阶级——地主出现了；这阶级乃是英国政府所一手造成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与英国政府一致的。
英国人根据自己的模样制造出大地主来，主要是因为对付少数个人要比对人数庞大的农民更容易得多。目标就在于征收田赋的形式来聚集大量的金钱，愈多愈好，愈快愈好。如果一个地主未能如期缴纳出赋税，他立刻就被赶走，而由另一个人取而代之。他们并且认为制造出一个与英国人利害一致的阶级是必要的。在印度的英国官吏满怀着对于起义的恐怖，在他们的文件中曾屡次提到这一点。总督威廉?本丁克勋爵在1829年说道：“如果对于防止大规模的人民骚动或革命还缺乏保障的话，那末我应该说，那永久佃租制虽然在许多其他方面是失败了，但至少还有一种巨大的好处，因为，它已经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富有的地主集团——他们都是深切地关心着英国统治的持续，以便于他们对人民大众的彻底控制。”
这些数量庞大且受到英国人保护的土邦和地主阶级，对印度未来造成最致命的后果是拖住印度的工业化后腿。尼赫鲁对此尤为愤怒并以相当的篇幅作了深刻的揭露：东印度公司初期的主要业务——也正是该公司创办的目的——就是将印度的制成品、纺织品等和香料以及类似的货物从东方运到欧洲，那里对这些货品是有广大需要的。随英国工业技术的发展，一种新的工业资产阶级兴起了，要求着改变这政策。英国市场要对印度产品关门，而印度市场却要对英国制造品开放。受这新兴阶级所影响的英国议会开始对印度和东印度公司的工作感到更大的兴趣。首先是用立法程序排斥印度货物，不许输入英国，由于该公司垄断了印度的出口贸易，这种排斥也影响了其他的外国市场。跟着就用各种措施和征收内地税的办法来企图有力地限制和摧毁印度的工业，甚至妨碍了印度货物在国内的流通。然而同时英国货物却可以自由进口。印度的纺织工业崩溃了，影响了大量的织工和手工业者。在孟加拉和比哈尔，这过程是迅速的；在其他地方则随着英国统治和铁路建筑的扩张也逐渐展开起来了。在整个19世纪中这过程继续演进着，也摧毁了其他旧有的工业，如造船业、五金业、玻璃业、造纸业以及多种手工业。
当较陈旧的制造工业与新的工业技术相冲突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这情况是无可避免的。但政治与经济的压力使其加速起来，而且连把新技术应用到印度的尝试也不曾有过。的确，人们用尽各种企图就是要防止把新技术用于印度。这一来，印度的经济发展就受到阻挠，新工业的成长也被制止了。新机器不能够输入到印度来。在印度造成了一种真空现象，只能用英国货物来填充。它造成失业和贫穷的迅速增加。现代殖民经济的标准类型被建立起来了，印度成为工业英国的农业殖民地，输出原料，为英国的工业品提供市场。
尼赫鲁认为从农业向工业经济转型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但印度的这种正常转型道路却为英国人中断了，不仅如此，西方国家在这次转型中的代价却是由东方国家为其买单的。尼赫鲁继续写道：“印度越来越成为一个农业国了。在过去的世纪中，在每一个进步的国家中，都有一种人口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现象；由于英国政策的结果，在印度这过程适得其反。数字是具有启发性和深长意义的。在19世纪的中叶据说有55%的人口依农业为生；近年来这比例被估为74%。这是战前的数字。虽然在大战期间，工业上雇用的人比较多，而在1941年的人口调查中，由于人口增加的关系，依农业为生的那些人数实际上又升高了。主要以牺牲小城市为代价而造成的少数大城市的成长很容易将肤浅的观察家引入迷途，而给他一种对于印度情况的错误观念。”
这就是印度人民可惊的贫穷的真正而基本的原因，而那是发源于比较近代的事情。造成这现象的其他助因的本身也是这贫穷、长年饥荒和营养不良所产生的后果——例如疾病和文盲。人口过多是不幸的，如有必要必须采取抑制措施；可是与许多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密度比较起来，印度仍居有利地位。只有在农业占优势的社会里它才算过高；而在适当的经济制度之下，全部居民都能够从事生产，并应当能够增加国家财富的。事实上，人口密度较大的只有在类似孟加拉和恒河流域的特别地区才是如此；而若干广阔的地区却仍然人烟稀少。值得记住的是大不列颠的人口密度比较印度高出两倍以上。
工业上的危机很迅速地就蔓延到乡村，变成永久性的农业危机。地权愈分愈小，田地分裂演变到了荒谬的程度。农业负债的重担日增，土地所有权往往转让到放债人手中。无田的贫农人数成百万地增加起来了。印度在工业资产阶级政权控制之下，而它的经济大部分却是资本主义前期的经济，还要减去资本主义前期经济的许多产生财富的因素。它变成了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消极代理人了，遭受着它的一切祸害，而几乎没有得到它的任何好处。
由一种前工业经济向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变，是与巨大的困难相联系的，并且给人民大众带来了重大的灾难。在早年时节尤其是如此，当时没有为这样的转变或者减少它的有害的后果努力想过办法，而一切事情都留给个人自动处理。在这转变时期中，英国也有这样的困难，不过就整个说来，困难并不大，因为这转变很迅速，并且所造成的失业者不久也就为新兴的工业所吸收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所受灾难的代价是未偿付的。它的确已经偿付过，而且是全部由别人偿付的，尤其是由印度人用饥饿死亡和大批失业来偿付过的。可以说，西欧转变到工业主义的大部分代价，都是由经济被欧洲列强所统治着的印度、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国家所代付了的。
尼赫鲁进而得出结论认为，英国人有计划地削弱印度工业化水平是出于一种战略考虑：显然印度一直都拥有着发展工业所需要的丰富资源——管理和技术才能、熟练工人，甚至还有一些资金，尽管这资金继续不断的从印度外流出去。历史家蒙哥麦利?马丁（Montgomery Martin）在1840年向英国议会的一个调查委员会作证时说道：“印度是一个农业国，同样也是个工业国，要想将它降为农业国就是想降低它的文明水平。”那正是在印度的英国人所不断坚持着想要做的事情，他们成功的尺度就是在于他们在这里掌握独裁统治达一世纪半之后的现在印度的情况。自从印度提出发展近代工业要求之后——我想这要求至少有一百年之久——英国人告诉我们说印度是一个特别适宜于农业的国家，谨守农业是对它有利的。工业发展可能会破坏平衡而有害于它的主要业务——农业。英国的工业家和经济学家对于印度农民所表示的关怀确实令人满意。鉴于这种情形以及在印度的英国政府所慷慨给与印度农业的亲切照料，人们只能够得出一种结论，那就是有些万能而恶毒的命运之神、有些超自然的力量阻碍了他们的善意和措施，而使得印度农民成为地球上最贫苦最可怜的人物之一。
任何人今天要在印度来反对工业发展是困难的；但是甚至到了今天，当任何广泛的和远大的计划被提出来的时候，我们的英国朋友就不断地提出劝告和警告说，一定不要忽视农业，并且它必须占第一位。好像稍微有一点点知识的印度人都会不顾或忽视农业，或者忘记农民似的！印度的农民比较任何其他的人更代表着印度，而印度的进步改良要依农民的进步改良为转移。但是我们农业上的危机虽然严重，它是与工业上的危机互相联系着，而且是从工业危机引起来的。两者不能够分开来单独处理，主要的是应该改正两者之间的不平衡。
英国人对印度的摧毁最终表现在对印度人的自觉精神和自主意识的摧毁。英国人在印度有意扶持甘地告别革命即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意识和文化。英国在印度一批一批地杀人的同时却刻意扶持国大党中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纲领，不仅如此，英国人还将其塑造为印度精神的“圣雄”。甘地的主张——与中国清末武训的主张一样——对英国用暴力维持的殖民统治，不要进行暴力抵抗。英国人在印度推广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意识，再结合它的传统文化的上述特点，将印度人的革命意识彻底抹杀了，使印度文化成了告别革命的文化。甘地学说使被压迫者失去了对压迫者的反抗意识，对入侵者失去了民族自立的意识，使印度人最终失掉了民族独立的灵魂，而失去了独立的灵魂，印度也就失去了一切。所以马克思说“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 马克思还说“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 尼赫鲁似乎也看出了甘地学说中的问题，他婉转地对其进行了批评，他写道：战争的濒近印度，使得甘地大为不安。他的政策和非暴力的纲领与这个新发展不大容易配合得上。很明显，面临着一支侵略军队或是在双方的敌对军队之间，和平抵抗都是不可能实行的。采取消极的办法或是接受侵略也同样是不可能的。
尼赫鲁回忆：“甘地本人的同僚以及国民大会党的一般人士都拒绝把非暴力应用在这样的场合或用来代替对侵略的武装抵抗，最后他（甘地）对于他们有权去那样做的这一点终于同意了。但他仍然感到烦恼，因为就他自己而论，作为是个人，他是不能够参加任何暴力行动的。但他远比一个普通的人重要得多；不管他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有没有任何正式的职位，他总占有着一种突出而有支配性的地位，他的言论对于大多数人民是有力量的。” 正因此，尼赫鲁试图对甘地学说的失误，尤其是甘地的“非暴力”学说以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方式予以纠正，他写道：“甘地在各方面的影响深入了印度并且留下了它的痕迹。然而他之成为印度领袖当中的第一流和最突出的人物并非由于他的非暴力和经济的理论。在极大多数的印度人眼中，他是决心要获得印度自由的、战斗性的民族主义的、拒绝屈服于傲慢的强权的和永不赞同牵连到民族耻辱的任何事情的那个象征。虽然在印度的很多人在百般事情上可能和他意见不同，虽然他们可能责难他或者甚至为了某些特殊的争点而与他分离，可是在印度的自由处于存亡关头而需要采取行动和斗争的时候，他们又会成群地向他奔来，并且把他看作是他们的当然领袖。”
这就是说，甘地并不是因为“非暴力”的学说，而是因为他的反英姿态而成为人民前进的旗帜。至于甘地这面旗帜对印度进步的作用，尼赫鲁是有保留的，他说：“甘地对印度人思想影响在现今时代已经是意味深远的；它将在时间和形式上持久到如何程度，那只有到将来才能证明。” 事实上，尼赫鲁对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学说是持谨慎批判态度的，按尼赫鲁的话说，“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 尼赫鲁后半句话似乎是对甘地寻求印英和解的中间道路的否定。
甘地的道路似乎就是中国清末出现的“武训”式即乞求压迫者“良心发现”的方式实现救国道路在印度的翻版。中国毛泽东不能容忍《武训传》中宣扬的奴性精神，并对其进行无情批判。尼赫鲁也看出甘地学说中的奴性并对此进行了婉转批评，他号召人民：“我们必须把过去几代人中献媚和屈服于傲慢的外国政权所留下来的耻辱一扫而空。” 但面对甘地学说中的奴性精神，尼赫鲁则无能为力。尼赫鲁从英国人手中接受的只是只能以英人的意志行事的“总理”虚位，他就任总理后既无力进行所有制变革，也无力进行文化革命，这是因为尼赫鲁组阁时手中——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同——没有一支听命于国大党而有的只是听命于英国人的武装力量，面对英国人分裂印度的“建议”，尼赫鲁更是一筹莫展，只能说些无奈的空话，他说：“去接受一种分裂的原则，或者不如说是去接受一种不带强迫统一印度的原则，可能会使人们对于它的后果加以冷静而沉着的考虑，而这一来，就会认识到统一是对各方面都有益的。” “很明显，不管印度的未来可能怎样，纵然正式分裂，印度的各个部分还是不得不在许许多多方面彼此合作。就连那些独立国家也需要彼此合作，印度各省和因分裂而产生出来的那些地区尤其更须如此，因为它们彼此之间有着亲密的联系而必须团结一致，否则就会衰败、崩解和丧失自己。” “统一总比分裂好，但是一种强迫的统一是一椿虚伪而危险的事情，充满了爆发的可能性。统一必须是思想和情感上的统一，有同属于一家，共御外侮的精神。”
“统一而又不带强迫”，这是一种理论正确而在实践上极难实现的事。尼赫鲁也不是不明白这样的道理，他这样说只表明他面对国家分裂而又无力回天时的百般无奈。他很清楚：“如果印度被分裂为两个或更多的部分，那时想将那些主要的印度土邦并入印度就更加困难了，因为只有在分裂的情况下那些土邦才可以找出种种更多的理由来置身事外，并坚持它们的独裁政权不放，否则那些理由是找出不来的。”
再比较同期的中国。1949年李宗仁要与中共划江而治，如果没有共产党“百万雄师过大江”，其后果，用后来李宗仁回忆录中的话说就是“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 但是中国与同期的印度不同，在中国有一支听命于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的人民军队，而尼赫鲁国大党上台前还在搞“非暴力不合作”，不要说军队，就是必要的财力也不足。所以毛泽东说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实在是经验之谈。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说：“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尼赫鲁手中既没有这种物质力量，又没有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的时间，他只有眼看着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47年分裂为两国，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却在与国际国内试图分裂中国的势力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并于两年后实现中国统一。
就这样，英国人实现了在撤离南亚次大陆之前为紧箍印度发展制定了方案，这就是：印度发展的上线是永远不能让印度形成独控印度洋的能力。为此，英国人从根基上摧毁了印度的民族工业及其自主创新的能力；此外，英国还为印度保留了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的产权所有制，以及已经碎化了的意识形态，这从精神上破坏了印度的民族凝聚力，并使之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如无一场大换血式的革命——则无力恢复这种能力。对此，罗斯福和斯大林都看得明白，1943年在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对斯大林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此话一语双关，一方面罗斯福暗示斯大林，印度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是说印度要建立自主创新制度没有革命是不行的。斯大林接过罗斯福的话说：“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 德黑兰会议上，在讨论打败希特勒后如何处置德国方案时，罗斯福与斯大林都认为：防止德国东山再起的关键是毁灭德国的重工业生产能力；只要没有重工业生产，德国就永远没有发动战争的力量。罗斯福还说要把德国变成牧羊场。牧羊场国家就是只提供原材料而无工业技术原创力的依附性国家，就是工业国家商品的倾销地。牧羊场的国家是没有竞争能力的。英国在被迫放弃在印度统治，离开南亚次大陆之前，已将印度变为一个“牧羊场”国家。
英国从内部摧毁印度的同时，英国人在退出印度洋之前，还要印度有能力考虑阻止其他海上强国在印度洋再次形成当年英国曾拥有过的那样的绝对制海权。为此，英国需要设计出新的印度洋力量均势，并使印度保持相对的制衡力量。英国不希望印度强大，但更不希望印度过于衰弱以致再次出现卧莫儿王朝后期的颓势并使其他海上强国——具体说就是美国——乘虚而入。这就规定了英国弱化印度的下线是不至让印度丧失牵制英国之后的其他海洋强国的能力——而这恰恰是海洋强国在印度洋形成绝对制海权的前提。二战后，英国人给印度留下了大小刚够用于遏制而非驱逐其他海上强国的国家版图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应武装力量。牵制的对象，南面海上当然是美国，北面陆地当然是苏联和中国。为此，1937年，英国将缅甸从印度划出，1948年在许诺印度独立的同时，也放手斯里兰卡独立并允许巴基斯坦与印度分离。前者中断了印度向印度洋四面扩张的可能，后者即印巴分离既从北方牵制印度南下势头又阻隔印度与俄罗斯联手形成更大的“中枢地区”并由此在印度洋形成绝对制海权。英国人的逻辑很简单：我要拿不到手，谁也甭想拿到手。这个“谁”不仅包括独立后的印度，还包括曾联手苏联扳倒大英帝国的美国。
印度就是这样在英国人搭建的新的地缘政治舞台上困难地开启自己的航程的。英国人留给印度的“牧羊场”式的经济结构使印度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失去了同期中国那样“有声有色”的前景；同样，英国留给印度的大版图又使印度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避免了“销声匿迹”的结局更为重要的，这也是英国新的地缘政治板块设计中的核心目标，即大版图印度存在，也对冲了美国经过劳师征远进驻并控制印度洋的能量。1944年还蹲在英国大牢中写书的尼赫鲁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躲在幕后的英国人将他推向前台主演的竟是这样一场如此悲喜交织并令他百般无奈的历史大剧。
更令尼赫鲁没有意识到的是，英国人如此安排下的印度洋力量格局，使他用来解释印度未来命运的古典地缘政治学的“中枢地区”及“心脏地带”理论在战后陷入令人难堪的悖论状态。1919年，麦金德把他最初提出的“枢纽地区”概念提炼为更富有冲击力的“心脏地带”的概念，并以更简洁的短句作出如下概括：“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
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
麦金德这一经典表述，可以说是对英帝国时代治理世界有效经验的理论总结，可惜的只是，这种总结只是在英帝国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出现，来的毕竟太晚了。就在麦金德誉满全球的时候，他已看到了帝国的黄昏。好在眼不见为净：1947年3月6日，麦金德去世，同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印度独立。
似乎是凯南的理论忽悠美国历史的预演，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在后发帝国主义国家中得到赞赏。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希特勒联手苏联击败欧洲，又回头与苏联冲突以争夺东欧和小亚细亚的政策、战后美国实行以“艾森豪威尔主义”命名的与苏联抢占中东的政策、勃列日涅夫在对中枢地区的两翼地带战略布局完成后向阿富汗实行最后一击的政策、以及小布什上台后直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政策，都有明显的麦氏“心脏地带”的痕迹。
资源政治与地缘政治在时间和空间上合二为一并以前者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继麦金德古典地缘政治理论之后的现代地缘政治理论的鲜明特色。在这新的视野中，麦金德“心脏心带”理论被注入资源政治的内容，而作为世界现代工业动力基础的矿物资源分布地带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又恰巧重合。这样，印度洋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关键意义再次得到大国政治家的高度重视。在这方面理论贡献最大的，是曾在20世纪70年代初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将地缘政治利益与资源政治利益紧密地结合并使前者服从于后者，是尼克松考虑全球战略时贯穿始终的思想方法。苏联出兵阿富汗不久，尼克松即出版《真正的战争》一书，其中对阿富汗地缘政治位势的分析可视作美国中东中亚政策最到位的脚注。他写道：“面积和得克萨斯州差不多的阿富汗虽然是贫穷的，土地是不毛的，但它早就是大国施展阴谋诡计的地方，其原因是和它通常被称作“亚洲命运的旋转门”一样的。阿富汗的西面是伊朗，南面是巴基斯坦，东面是中国，在北面与苏联有一千英里长的共同边界，它一向是帝国的大规模推进汇合的地点之一。”
阿富汗在其整个历史上，一直是征服者的十字路口；亚历山大大帝、帖木儿，全都在谋求建立帝国时纵骑驰骋于阿富汗的土岗与沙丘之间。在19世纪，英国和俄国在整个中亚细亚交战，以争夺对这个大陆的控制权时，曾在阿富汗进行过基普林所谓的“大比赛”。英国人知道，阿富汗的崎岖的开伯尔山口是进入印度次大陆的大门，他们曾进行了两次残酷的战争，为的是不让俄国人控制它。今天，阿富汗是苏联扩张主义势力中的一个不祥的新阶段中的试验场。
波斯湾的战略重要意义今天集中于两个因素：它的位置和它的石油。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现在都有赖于石油。这个基本事实在20世纪最后这几十年里使波斯湾成了全球风暴的风眼。如果苏联有力量关掉中东的石油龙头，它就会有力量使工业化西方的大部分国家向它屈膝。为了做到这一点，苏联人没有必要像他们接管阿富汗那么实际接管波斯湾国家。他们通过外部压力或内部动乱，使西方得不到这些国家的资源，也可达到他们的目的。
苏联人长期以来就知道这一点。苏联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追述了苏联一位高级官员1955年在克里姆林宫发表的一次谈话。这位官员解释说，苏联在中东的政策的长期目标就是“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给欧洲国家在获得原油方面制造困难，从而获得对它们的影响。”这番话是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18年说的。
在21世纪的某个时候，核能、太阳能、地热能和其他能源可能得到充分发展，以满足世界上的大部分能源需要。但现在我们生活在石油时代。在今后几十年里，这一点使波斯湾地区具有特别的战略重要意义。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多事、最不稳定和最受危害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尼克松用比麦金德提供的更为鲜活的事实说明“心脏地带”是大国实现世界霸权的必争“命运之门”，他将控制资源作为麦金德单纯的地理控制的前提，认为控制世界资源是控制世界的前提。他写道：“对苏联来说，凡是妨害他们实现其最高统治权——他们的霸权——的人，都是敌人。苏联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后目标是它的主要对手美国。它的中间目标是西欧和日本。它在当前的目标是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那些脆弱和不稳定的地区，在这些地区里，它以相对小的风险和代价可以得到战略好处，使自己越来越处于一种能够控制世界资源和生命线的地位。”
斯大林早在1921年就强调西方的资源很容易被切断。他说：“如果欧洲和美洲可以称作前线，那就应当把拥有原料、燃料、粮食和大量人力的非主权国家和殖民地看作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帝国主义的后备力量。为了赢得一场战争，光在前线取得胜利不行，还必须使敌人的后方，使他的后备力量革命化。”最近，苏联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向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当时还是苏联的盟友）交心说，“我们的目的是控制西方所依靠的两大宝库──波斯湾的能源宝库以及中部和南部非洲的矿藏宝库。”
美国只是部分地依靠进口石油和战略矿物，而欧洲和日本则绝对地依靠海外来源。我们用的石油有一半是进口的，但是欧洲进口百分之八十五，日本进口百分之百。至于矿物，西欧进口百分之八十，日本进口百分之九十五。进口的小规模中断只会给美国造成不便和烦恼，但却可能在我们的工业化盟国中造成恐慌。因此，它们比我们甚至更有理由对于苏联向“西方所依靠的两个大宝库”推进感到关注。
苏联领导人把眼睛盯在现代社会的经济支柱上。他们的目的是破坏西方工业机器。西方工业国的重要原料依靠外国来源，这一点是我们的主要脆弱性之一。这一点以及许多生产国固有的不稳定，决定了苏联在像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这种地区的战略。
大多数美国人对于非洲地图像对于南极地图一样是不熟悉的。大多数人分不清马里和马拉维；他们也不知道索马里或者厄立特里亚在什么地方，更不知道为什么在那里发生的事件可能决定世界的未来。他们也说不上像南也门、阿曼、霍尔木兹海峡、巴林或者卡塔尔这些地方在哪里。然而，这些地方以及同它们类似的其他地方，对于美国的利益以及西方的利益却是十分重要的。它们对莫斯科为取得战略统治地位的努力是很重要的，美国对这些地方的无知或不感兴趣，使苏联人得到了他们的最大有利条件之一。
如果苏联在向非洲渗透方面继续取得成功，它将在它的更大的战略中取得很大进展，这个战略就是包围世界这个“城市”，使工业化西方得不到它赖以生存的资源。甚至是资源丰富的美国，有几种现代经济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源，是非常依赖进口的。铬就是说明这种依赖性的潜在危险的一个例子。
大多数人在想到铬时，就想起汽车上的高级装饰。但是，对战略计划人员来说，铬意味着滚珠轴承、精密仪器、导弹等东西。一架喷气飞机需要三千六百多磅铬。正像一位专家所说，“如果没有铬，就没有高质量的飞机引擎。”没有铬，就生产不出不锈钢。全国科学委员会最近得出结论说，美国在铬方面的长期脆弱性大于在石油方面的脆弱性。铬已经供应不足，而我们迫切需要它重建我们的武装部队。我们本国的铬矿石数量小，质量差；我们所需的铬有百分之九十二必须进口。最近，我们的两个主要来源是南非（百分之三十三）和苏联（百分之二十五）。而且，在世界上已知的铬矿中，百分之九十六在南非联邦和津巴布韦－罗得西亚。
这种重要的依赖性说明苏联为什么特别要把南部非洲——西方许多人对其有强烈感情的那一部分非洲——作为干涉的目标。苏联的行动很少是没有目的的，而他们的目的总是战略性的，从来不是道义性的。因此，必须从世界这一地区的资源以及从这些资源对西方的重要性这种背景，来看待苏联为了在南部非洲这块已经是混水的地方进一步推波助澜而顽固地进行的努力。据一种权威的估计，光是南非共和国就拥有世界石棉的十分之一，世界铬矿的四分之三，世界铂类金属的一半以上，世界的一半黄金，三分之一的锰矿，五分之一的铀矿，三分之一的金刚石：具有几乎是无法估计的战略和经济重要性的一个矿物宝库。
扎伊尔的铜和钴，罗得西亚的铬，南非的黄金、金刚石、锰和铂类金属——这些就是苏联在南部非洲所下的一部分经济赌注。他们已经控制了在好望角两边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优良港口。如果南非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将能够控制好望角附近的海路，北约的欧洲国家所需战略原料的百分之七十、所需石油的百分之八十是通过这些海路运输的。
1988年，尼克松出版《1999：不战而战》，再次强调美国必须在“心脏地带”遏制俄国人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不久出版的《真正的战争》一书中把波斯湾称为西方石油咽喉。”我曾写道，如果有朝一日苏联控制了波斯湾地区的石油资源，克里姆林宫就可以通过威胁扼杀以石油为动力的西方经济，来对西方进行讹诈。今天的情况仍然如此——至少在本世纪剩余的年月里，这种情况仍然将继续下去。”
20世纪70年代末，克里姆林宫对海湾形成了钳形包围。一边从西南进行包抄。1978年苏联向埃塞俄比亚空运了2万名古巴士兵，以便一方面支持埃塞俄比亚政府与索马里进行战争，一方面从沙特到红海对岸建立军事设施。那年晚些时候，亲苏集团在南也门夺得了政权，使苏联在阿拉伯半岛上有了一个滩头堡。不久，南也门公开向北也门发动军事进攻。恐怖主义分子以南也门为基地对沙特阿拉伯采取行动。游击队也以南也门为基地袭击阿曼的一个边界省份。钳形包围圈的另一边是从东北方向包抄。1978年在阿富汗一场军事政变使共产党上台。阿富汗共产党政府很快就与莫斯科签署了协议。当人民起义威胁要推翻共产党政权时，苏联侵占了这个国家。有了阿富汗的基地，苏联的战斗机、轰炸机便可以飞到霍尔木兹海峡。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从两个方向同时推进，企图控制这一“石油咽喉”。
事实上，尼克松已从世界稀缺资源分布和世界地理通道分布相结合的角度完善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的理论，尼克松呼吁美国政府必须担起与苏联争夺“心脏地区”的重担。他说：“今天，美国是唯一有能力在波斯湾保护西方利益的国家。亲西方的波斯湾国家都不够强大，无法承担这项工作。我们的欧洲盟国也都无力或没有决心来完成这项任务。因此，我们必须站起来解决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外交战线上，我们一定不能够允许莫斯科在谈判桌上赢得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阿富汗不是一个像文化交流计划那样的小问题，不应该在首脑会晤中为了缓和气氛而把它放弃掉。它是一场重要的冲突，将决定谁在美苏争夺中获胜。”
尼克松可能是罗斯福之后美国人中对地缘政治学理解最为深刻的政治家，他认识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并要求美国政府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牢牢控制这一地带的主导权。
但不能不令人深思的问题是，在印度洋的历史上，只有英国——它独控印度洋的时间长达150多年——成功了；而在此后再没有一个国家——不管它是美国还是苏联——能对印度洋形成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那样的绝对控制。不错，美国阻止了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但美国也没有在印度洋制海权方面——除了迪戈加西亚基地外——达到当年英国那样的规模。如果说，勃列日涅夫出兵阿富汗是苏联利用美国颓势实现19世纪英俄冲突中没有实现的向印度洋冲刺的实际步骤，那么，1991年和2001年布什父子也是利用苏联的颓势及其解体后出现的战略机遇，试图在“心脏地带”实现“英国式”（即陆地占领）推进。尽管美国在1998年发动科索沃战争，拿下印度洋西侧——这与当年苏联利用越南拿下印度洋东侧的中南半岛而后进军阿富汗的道理一样——并以此为小布什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实现对中亚的军事占领做了铺垫。老布什通过帮助科威特收复国土实现了军事力量在海湾地区的“英国式”部署。老布什的“成功”激起了小布什的万丈雄心并于任期内大规模挥师向中亚深入，其结果在伊拉克严重受挫，随之而来的便是2008年美国国力由此大幅衰落并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
美国在中亚的失败说明美国地缘政治理论是有缺陷的。
自从大英帝国退出历史舞台后，麦金德的古典地缘政治学所勾勒出的“心脏地带”就已成为地平线上那看似近在眼前实则遥不可及的美丽落日。笔者不妨将二战后这种理论和实践之间出现的悖论现象称之为“麦金德悖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英国人退出麦金德“心脏地带”后留下的——当然也是美国的“民族自决”理论促成的——新的力量均势消耗了美国从太平洋东岸或太平洋西岸劳师征远进入印度洋的能量。这时，在印度洋的中心位置已立起了南亚最大的主权国家印度。更有甚者，在印度的东西两翼即亚洲和非洲已耸立起了中国和埃及这两个独立自主的大国。这更加大了美国独控“心脏地带”的难度。英国独控印度洋时，印度、埃及、中国的国运均处颓势，其国家内部也是动荡不止（比如印度民族大起义、中国的太平洋天国运动等），外部冲突加剧（比如中国和英国的两次鸦片战争、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埃土战争等）。这时国力正处上升阶段的英国尚能在远离本土的印度洋和太平洋上同时向东方两个最大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发动并打赢了两场大规模的战争。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罗斯福为了打倒欧洲，释放出民族自决的浪潮。民族解放运动将欧洲殖民势力逐出并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后，这些国家又成了美国实现“英国式”世界霸权的阻力。
摩擦力度决定前进速度，阻力决定动力。二战后民族国家纷纷独立，这使美国已无力对这些国家发动任何一场像样的陆地战争，而没有陆战的胜利，就不可能在海外有“英国式”的占领；而没有“英国式”的占领，就不可能有19世纪英国那样的对关键海域的绝对制海权及由此建立的海洋霸权；而没有“英国式”的绝对制海权，依靠他国依附而存在的美国经济就不会有稳定的基础。为此，当时还是涉世未深的美国人在20世纪后半叶启动了朝鲜和越南战争，这是美国通过陆战实现对这两个国家“英国式”占领的初试。美国出动了远比19世纪英国更多的兵力，其结果却败得让美国人迄今也不堪回首。一句话，20世纪下半叶，美国从英国手中接收过来的世界已失去了在海洋国家赢得大陆战争的有利条件。而没有陆战的胜利，就不可能有绝对的海上霸权。“从近三百年的历史来看，任何强国，只要掌握住绝对制海权，又有力量打得起陆战，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国，独占其贸易，剥削其无穷资源。” 潘尼迦的话可谓英国控制印度洋的经验之谈，而这样的经验似乎对后来的美国人成明日黄花。
这些道理，美国人也不是不知道，更不是不愿去做，而是做不到。朝战越战爆发后，美国人试图通过结盟的形式替代英国式的直接占领：1950年10月17日，美国同泰国签订《军事援助协定》；1951年8月30日，美国与菲律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9月1日，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澳新美安全条约》；9月4日至8日，美国与包括日本在内49个国家单方面签署了《对日和约》（即《旧金山和约》），与此同时，美日也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1953年8月8日，美国与韩国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美国对中国的封锁链条从单边扩大到广泛的多边集体条约，从中国东部延伸到中国西部。1954年9月8日，美国联合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美国1955年2月主导所谓“巴格达条约组织”。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面对一个个嗷嗷待哺的盟国，美国用于“维修”这一串串防务链条的代价不比直接占领更少，其效果对美国海外安全更是添乱。为此，尼克松上台后几乎放弃了美国为这些盟国承担的义务并领导美国渡过了战争失败带来的国家危机。
苏联的解体和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胜利，再次骄纵了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政治普遍存在的“凯南式”轻率，21世纪初的美国人再次考虑如何才能扩大由这次胜利带来的红利。这时他们的目光再次转向古典陆权学说。他们认识到，没有对中东的直接军事控制，中东石油利益对美国只能是若即若离并令人不安的雨后彩虹。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对中东石油的绝对控制呢？大概是受到海湾战争胜利的鼓舞，这时美国的军事理论又有回到19世纪克劳塞维茨的古典陆权理论的趋势。在小布什上任前夕，时任美国陆军学院院长的罗伯特?斯格尔思（L.Scales）明白直言，不管美国军事技术如何进步，但它终替代不了陆军占领的军事效果，他认为：“在21世纪，我们国家军事战略的两根支柱将继续是前方存在和力量投送。” 而“持续存在”的前提就是前沿的陆军部署即“直接控制陆地”。在总结美国面临的各种挑战后，斯格尔思写道：“虽然上述军事挑战的根源不同，种类不同，对美国利益的威胁程度也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在每一种挑战中，战略胜利最终将要求直接控制陆地、人民和资源。与发展中国家对抗时，战争目的很可能是领土的控制。在与第三世界的对抗中，则很可能是人口的控制。镇压恐怖分子和其他非政府挑战者将要求剥夺他们的政治、心理和物质支持。” “战争是意志的考验。最有把握使敌人意志崩溃的办法是控制他的领土。如果没有实际占领，战争只能仅仅是远距离的惩罚，是任何一个想要抵抗的国家都能无限期忍受这种东西。”
最后，罗伯特?斯格尔思似乎是在为即将上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政策谋划，他提醒美国政府：“如果在下个世纪很长的时间里，我们还要像一个军事大国那样有发展能力，我们必须极大地改进夺取和控制地面的能力。我们必须将速度和灵活性建造在我们的战争系统之中，使得在通过大片地域时能不受阻碍地机动。我们必须像我们现在精确和灵活地把炸弹投掷在远距离目标上一样，能将战斗部队精确和灵活地部署在关键地点。”“如果我们有能力将部队部署在广大地区，而且还能在敌人最脆弱和最虚弱时迅速地集中这些部队，那么我们就能在敌人自己的控制区域内将其打败。”
我们真的不知道拉姆斯菲尔德是否了解到罗伯特?斯格尔思的意见，但从其在2001、2003年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分析，美国在这两场战争中的作战目标已与科索沃战争有了本质的不同，即从科索沃的海上打击转变为地面的纵深占领。如果读了罗伯特?斯格尔思的书后会发现拉氏指挥的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作战样式与斯格尔思的观点，尤其是与其“领土占有”的观点有相当的契合。
斯格尔思的军事观点是否正确呢？历史经验，尤其是英帝国时代欧洲世界霸权的经验证明斯格尔思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
但结果是拉姆斯菲尔德在伊拉克失败了——这将在阿富汗引发连锁反应。值得指出的是，如果考虑到此前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小布什任内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不是美国试图实现“英国式占领”的唯一尝试，与当年朝战中的麦克阿瑟被解职、越战中的麦克纳马拉辞职后的结果一样，拉氏2006年辞职后，美国陆军便从占领他国的领土上退了出来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斯格尔思的“领土占领”的军事观点，仅从纯军事角度看似“正确”的观点，在美国时代已只有理论价值而失去了实践的历史条件，这与麦金德“中枢地区”和“心脏地带”理论犹如只看得着却又抓不住的天边彩虹，虽然正确并且也有战略指导意义，但在美国时代已失去了落实的条件的情形一样。
如前所述，尽管麦金德理论宏大且逻辑合理，但在其理论和实践之间，还有其天然的悖论，即在麦金德“中枢”地区与斯派克曼所说的“陆缘”地区的交接带的中亚，尤其是其中处于关键位置的阿富汗地区，在实践上不仅仅是美国时代，更是古今历史上——从古代的亚历山大到现代的勃列日涅夫——陆权和海权国家趋之若鹜却从未能得手的地区。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是由于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是现在工业文明条件下的思想成果。但我们知道，中亚位于麦金德“中枢”或“心脏”地带，但其社会结构却处于工业化的边缘地带，整个社会细胞都是由松散的部落群构成；与其相应，建立其上的政治结构也呈蜂窝状：局部的破坏不仅不影响它的整体，它自身还会迅速繁衍加以弥补。这就使中亚地缘政治中有了大国政治的“百慕大三角”特征：所有的打入阿富汗的外族征服者都是有去无还。19世纪末在对阿富汗的数次征服战争失败后英国人意识到这一特征，但其地缘政治理论却至今仍没有对这一特征加以理论解释，以至21世纪初美国大军在此深陷不能自拔。
中亚地缘政治有点像中国黄河两岸的地质特征，松散的泥沙状，人在此作用的力量越大，陷入泥沙中的速度也就越快，不管人多少，在此都是有来无回。中国汪洋大海般的松散的自然经济存在曾使得历史上所有进入中国的征服者，不是失败，就是被被征服者所征服。马克思以英国征服印度为例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而美国21世纪初在阿富汗、伊拉克——如果再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则使这条规律发生了动摇。
美国目前在中东最大的“敌人”既不是塔利班，也不是伊朗的“核问题”，而是中亚的社会结构：蜂窝似的，像一块大海绵，有多少外来资源都能它被吸干，这使得麦金德画出的“心脏地带”反成了埋葬世界征服者的“坟场”。英国19世纪后期曾经三次进入阿富汗，都败了。败在哪儿？就在这种社会结构上。今天的美国也是如此。在这里美国大兵总不能一个一个山洞地找，找完山洞，还有无数多而又互不联系的部落，漫山遍野，都用精确导弹打，这显然是不行的。这种蜂窝状社会包围着大城市而又不依赖大城市，这种“农村包围城市”的现实，是决定中亚上层建筑的东西。部落不靠现代化的商品生存，他们互不隶属，在任何地方都能战斗：一把铁铲、一些种子就能生长出粮食；有粮食就有人繁衍，有人繁衍，就有战士，有战士，反侵略的战斗就不会终止。
这种被马克思称作“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结构不仅是中亚国家的基础，也是整个东方国家的基础。英国人在海上打败中国，可在中国三元里却败在中国老百姓手中。小布什轻率进了中亚后，就仿佛来到中国黄河岸边，越是跳得起劲，就在被笔者称之为“麦金德悖论”中陷得越快越深。
恩格斯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 二战后，美国人为击败欧洲放纵出的民族自决权反成了美国实现世界霸权的障碍，大批独立国家的出现使美国无法支出建立“英国式”霸权的成本。21世纪初的美国在中亚再次遭遇越战噩梦。造成这样后果的原因是苏联解体以及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中轻而易举取得的胜利使美国战略学界产生了狂妄自大的“胜利病”。对此，美国陆军军事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威廉逊?马雷教授在为斯格尔思《未来战略》一书写的的序言中总结说：“海湾战争在美国战争史上是一特例。在那次战争中，军方领导人深深地担心，一旦开战他们的军队将蒙受巨大伤亡。结果，在一次闪击战中美军挺进伊拉克，地面作战仅持续了不到100小时。但是，这种轻而易举的胜利很可能埋下了危险的种子。目前一些人认为，光靠技术优势和远距离打击能力就能使美军以极少的伤亡去进行决定性的战役，从而公开否定3000年积累起来的军事历史。这种虚幻的希望，是紧随海湾战争结束而爆发出来的“胜利病”的直接产物。如果美国要以聪明而有效的方式进行改革，他们恐怕压根儿就不能相信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报纸对那场战争的报道。”“如果我们不能预测下一次战争将在什么地方以什么形式发生，当美国军队进入下一个千年的时候他们就不能不有所准备。很明显，军队必须准备物质条件，并且训练陆军士兵、海军陆战队员、水手和飞行员。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培养下一代军事领导人具有处理战场挑战的意识。相比之下，思想准备将比美军在战争中所需要的任何一种手段都更为重要。在那些思想准备中，最重要的是必须识别什么是不变的东西。”
马雷教授抓住了美国军事理论的软肋：轻哲学而重技术，是美国军事理论的致命通病。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对美国国力破坏性最大，当然也是最不成熟的战略家思想，是乔治?凯南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后对美国破坏性较大同时也是集麦卡锡的反共意识形态和凯南浪漫主义于一身的战略理论家，就是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基辛格说“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他的观点对此有决定性的贡献。事实上，由于岗哨林立，美国可以大大自我批判。” 基辛格对凯南的批评用于布氏也是合适的。
我们看看布热津斯基1989年出版的反共著作《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 ，其中关于意识形态的见识与当年的麦卡锡不相上下。1997年布氏又出版《大棋局——美国的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他给美国设计的战略与凯南、麦克阿瑟大体相同：其目标如天女散花，而且大得惊人。他告诉美国今天的“地缘政治已从地区问题扩大到全球范围”，“当务之急是确保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联合具有把美国赶出欧洲大陆，或大大地削弱美国关键性仲裁作用的能力”；他告诉美国政府“美国的首要利益是帮助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控制这一地缘政治空间（即中亚——笔者），保证全世界都能不受阻拦地在财政上和经济上进入该地区” ；“美国应给予最有力的地缘政治支持的国家是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和乌克兰” 。在台湾问题上，他说的话与当年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上对杜鲁门说的内容 差不多一样轻率，甚至连口气都很像，他说：“如果台湾那时候无力保护自己的话，美国决不能在军事上无所作为。换句话说，美国将不得不进行干预。但那并不是为了一个分离的台湾，而是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这是个重要的区别。“
他书中的那为战略研究者大忌讳的骄横之情跃然纸上。他几乎是用命令、轻蔑和挖苦的口吻教训俄国人说：“俄国唯一真正的地缘战略选择，亦即能使其发挥符合实际的国际作用和能使俄国得到改造自身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最佳机会的选择就是欧洲。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欧洲，而是一个横跨大西洋、扩大的欧盟和北约的欧洲……这样的一个欧洲正在形成，而且这个欧洲也可能仍然与美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俄国要避免在地缘政治上被危险地孤立，这就是俄国必须与之打交道的欧洲。”“对美国来说，俄国实在太虚弱了，不配成为伙伴；但如果只是作为美国的病人，俄国又太强壮了。”
这段充满骄横的引文使笔者想起1950年10月15日麦克阿瑟与杜鲁门在威克岛那次决定美国在朝战败局的谈话，麦克阿瑟告诉总统说：“朝鲜的复兴只有等到军事行动结束后才能开始。我相信对整个南北朝鲜进行的正式援助将在感恩节前结束。北朝鲜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量——只剩下约1.5万人——而那些我们没有消灭的力量将会随着冬季的来临被消灭。在我们的临时集中营里现在约有6万名战俘。”“十分不幸的是，他们正在北朝鲜追求一个无望的目标。他们有10万人作为补充兵员接受训练，这些人训练无素，领导无方，装备极差，但他们却十分固执，我讨厌去消灭他们。他们只是为了保全面子而战。东方人宁可死也不愿丢面子。”“我希望能在圣诞节前把第八集团军撤到日本。那将使重组的第五集团军由第二师、第三师和联合国分遣队组成。我希望联合国能在新年第一天组织选举。军事占领一无所获。所有的占领都是失败。（总统点头称是）大选过后，我希望能撤出一切占领军。”
谈话是在中国出兵的前几天，麦克阿瑟的轻率导致美国在朝鲜战场大丢其丑；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写在伊拉克战争之前，伊拉克战争的结局也让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大丢其丑。书中对中亚重要性的论述说出的是地地道道的真理，但只是一个美国力所不及的真理。小布什被布热津斯基画出的天边彩虹忽悠得直奔中亚，结果落了个灰头土脸的下场。在台湾问题上，布热津斯基也没有想想：曾在朝鲜、越南一败涂地，已近八年还在伊拉克不能自拔的美国，难道在台海就立起美国的“凯旋门”吗？我说不能。原因很简单，历史反复表明，美国并没有足以覆盖全球所有目标的防务资源，甚至没有防务位于中国和俄罗斯这类陆权大国近邻等的非关键目标的资源——这与1962年苏联没有插手美国近邻古巴事务的资源、2008年美国没有插手俄罗斯近邻格鲁吉亚事务的资源而被迫后撤的道理一样。对于这一点，姜还是老的辣，曾任陆军部长助理（1917年）并参加过巴黎和会的沃尔特?李普曼看得远比布热津斯基明白，他说：“事实上，他（约翰逊）的战争目标无限大：它担保整个亚洲的和平。这样的无限大目标，战争不可能以有限的手段去打赢。由于我们目标无限，我们必然会被击败。”
李普曼是美国人在战后最不冷静时期最冷静的政府官员。1947年就在凯南在《外交季刊》上发表那篇著名的论文《苏联行为的根源》后不久，李普曼就在《纽约先驱论坛》上陆续发表文章批评凯南的“遏制”政策。李普曼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不适宜于执行凯南的遏制战略。他认为，在美国现行宪法制度下，国务院不可能从国会取得“一张从国库领钱的空白支票和使用武装力量的绝对权力”，因而也无法做到“随时在全球不断转移的地点上使用‘对抗力量’”。而且，美国的经济是“没有划一组织和不受控制的”，国务院也不可能“规划和指挥进出口贸易”来推行“遏制政策”。在军事方面，李普曼也认为：“没有理由确信美国能够在一切个别的地点都集结‘坚定的对抗力量’。欧亚大陆是一块很大的地方，而美国军事力量尽管很大，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要使它得到有效的使用的话，就应该对这种局限性心中有数。我们生活在象岛屿一样的大陆上。我们同冲突地区之间远隔重洋。我们的人口相对较少，在战时就得把较大比例的人口用于生产、运输和维修那些构成我们军事力量的复杂的武器和机械。同俄国相比，美国缺乏足够的步兵后备队。我们的海军控制着海洋，我们拥有重要的进攻武器。但在欧亚大陆的内陆地区，象我们在希腊山区所领教的，可能有很多‘个别地点’，在那里只能使用步兵作为‘对抗力量’”。而美国却没有足够的能够占领这些地区的步兵力量，“美国军事力量的优点在于它的机动性，它的速度，它的射程和它的进攻威力。因此它并不是执行遏制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它只能服务于一种以决战和解决问题为目标的政策。”而不适合于服务于在这些地区实行长期陆军占领为目标的政策。
李普曼进一步设想，如果美国一定要执行凯南设计的遏制政策，既然它不能依靠自己的步兵力量，那它只有采用扶持代理人及其联盟的政策，但这样的代价并不比直接出兵占领的代价低。李普曼说：如果美国没有力量直接出兵，那它就“只能依靠招募、津贴和支持一支由卫星国、附庸、仆从和傀儡所组成的杂牌军。因此，遏制政策的工具是处于苏联外围的那些无组织的、内部分裂的、软弱的或者混乱的民族、部族和派系联合体”。为了维持这个联合体，“美国就得对它打算去组织、去保护、去领导和去利用的这个联合体的全体成员的事务，进行不断的、复杂的干涉。我们海外的外交代表就得具有几乎万无一失的才能，能够正确而迅速地判断哪些人和哪些政党是可靠的遏制分子”，以及“谁应被任命，谁应受津贴，谁应给他涂脂抹粉，谁应得到青睐，谁应充当我们的仆从和我们的盟友”。这样，杜鲁门主义实际上“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美国）不断干涉所有那些号称在‘遏制’苏联的国家”。 但是，与苏联毗邻而又受美国控制的“卫星国和傀儡政府并不是用来建立攻不破的藩蓠的好材料”。“它们显然是软弱的。而一个软弱的联盟并非一笔资产。它是一笔债务”。 最后，李普曼得出结论：美国力量是有限的，有限力量只能配之以有限目标，如按凯南那全球“遏制”战略制定政策，结果是“在俄国人远没有受挫之前，美国人自己倒很可能被X先生 的政策所挫败了” 。
可惜的是，美国人总是在国力达到高峰的时候疯狂，当时处于巅峰时期的美国人对李普曼的冷静意见一点也听不进去，只是美国人在朝鲜、越南受挫后，其发热的头脑才渐清醒并转向尼克松的主义。尼克松主义实则是20年前李普曼的思想经过凯南否定后的“否定的否定”。
有多少干粮走多少路，二战后，美国在自己安排的民族国家纷纷独立的世界布局中，已没了支持走远路的“干粮”，自然也做不到在“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而布热津斯基全然不理解这样的变化，给美国设计了一个只有上帝才能完成的天大目标，以至小布什在中东地区被折腾成这副模样。不难预料，如果今后美国要再按布氏《大棋局》中的意见，对中国台海统一“决不能在军事上无所作为”的话，届时中国人民只需有抗美援朝时的一半意志，就会让美国落个灰头土脸的下场。
无疑，目前的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即使如此，美国的力量只够保住几条关键利益线，这是老牌英国治理世界的经验，也是两位罗斯福及尼克松等在危机时刻为美国赢回荣光的经验。
20世纪初，美国总统塔夫脱（1909-1912）在东北亚的外交攻势在日本与俄国的联合抵制下受到挫败，这引起西奥多?罗斯福的不安。此前他对儿子长叹“可怜的塔夫脱”。他曾就东北亚问题写信并拜访塔夫脱，告诫他：应将美国的国力用于力所能及且有重要利益的地方。他认为：日本可能成为包括美国在太平洋领地在内美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亚洲大陆的利益对日本是生死攸关的，而美国在那里的利益，特别是在满洲的利益“实在不重要，而且美国人民也不会甘心为它冒导致冲突的最低限度的风险。”他警告塔夫脱：在满洲向日本挑战需要巨大的军事力量，相当于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结合在一起的实力。罗斯福对塔夫脱的理想主义“新计划”大泼冷水说：当一个强大的国家有意不顾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而宁愿使用武力时，“门户开放”政策就毫无用处。当前美国除辩论外，并不具备和日本在东北亚进行大规模较量的实力。罗斯福建议塔夫脱放弃带有攻势的东北亚政策。
1988年，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就60、70年代美国的东南亚政策说：“我们简直没有能力把越南人赶出去。在这一地区，应该打头阵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菲律宾关系到美国的重要利益。我们在苏比克的海军基地和在克拉克的空军基地是美国在国外的两个最大的军事设施。它们对于我们保持在太平洋的存在及在印度洋和波斯湾显示武力的能力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在东南亚没有任何其他合适的替代地方。” 注意，尼克松对美国力量的使用范围说的很谨慎。在太平洋，他用“存在”一词，而在更远的印度洋和波斯湾而用“显示武力”。这说明，尼松克明白美国在印度洋的军事力量是并不具备“英国式”直接陆地占领的能力。
美国小布什连同其身边的战略家们在战略上忘记了前任的这些经验——也可能他们想超越这些经验，他上任后试图在海湾战争成果之上，按着斯格尔思的思路，用直接的陆地占领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对中东石油的控制难题，结果却应验了中国那句“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老话，现在美国在中亚陷入欲进不成，欲罢不能的困境。
不仅如此，似乎是上帝对欧洲在二战后被美国剥夺了的利益的“补偿”，20世纪末的美国在中东和巴尔干地区开始为俄罗斯人和欧洲人担当起战略清道夫的角色：老布什帮着欧洲打倒了苏联，克林顿通过科索沃战争帮着欧洲恢复了自二战后失去的在东欧的影响力；塔利班曾是俄国和伊朗的死敌，小布什赶走了塔利班，为俄罗斯南下扫清了障碍；信奉逊尼派的伊拉克萨达姆曾是什叶派伊朗的死敌，小布什帮着伊朗搬开这个障碍，伊拉克在美国的“帮助”下转入什叶派手中；二战前东欧属破碎地带，也是西欧国家的外围地区，今天的美国人早已忘记当年西欧的衰弱是罗斯福和斯大林共同拉起来“铁幕”挤压出的结果，在两国那一代老政治家去世之后，美国人将当年与苏联间的“周瑜打黄盖”假戏做真了，结果把苏联这个“黄盖”给打残了，美国由此也失去了在欧亚大陆牵制欧洲的“苏联因素”。大家看看21世纪的世界地图的变化，就会发现，现在的欧洲版图，尤其是东欧和南欧的版图已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格局。而促成这一变化的关键因素是美国自科索沃战争后推进的北约和欧洲东扩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是——这是罗斯福、马歇尔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却是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书中希望的结局——欧洲坐大，在大西洋东岸对美国形成新的更大的压力，并迫使美国战略收缩。欧洲曾于1990年10月15日为解体苏联立了“头功”的戈尔巴乔夫颁发诺贝尔和平奖；作为奖励，美国国家宪法中心于2008年9月18日又向戈尔巴乔夫颁发“自由勋章”，而为戈氏挂奖章的人就是当年利用戈氏善意瞬间踹倒苏联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布什对戈氏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荣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09年10月9日欧洲也向上任不久就致力于从伊拉克撤军的奥巴马颁发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项的深意在于感谢自老布什以来美国对欧洲收复东欧的“贡献”，鼓励美国再将中亚让给欧洲。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奖项的真正得主应当是布什父子俩，因为是他俩帮着欧洲扫清了从东欧到中亚的前进障碍，欧洲授奖奥巴马是希望他最终落实布什俩为欧洲复兴曾做出的“杰出贡献”。
成熟的政治家，比如俾斯麦、斯大林、毛泽东、罗斯福、马歇尔、尼克松等与不成熟的政治家如赫鲁晓夫、小布什等的关键区别就在于，前者既看到了天边的彩虹，同时又知道那只是一道彩虹；后者不仅看到了彩虹而且还撒欢似地倾全国之力奔向彩虹，结果落了个飞蛾扑火的下场。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看到“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这样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法也发生在美国时代。美国人本用于摧毁大英帝国的“民族自决权”理论，没想到当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之后却对准了美国人自己。英国退出世界舞台后反倒卸了以往的包袱，随即暗助中国、印度等国家与美国抗衡的立场，1946年丘吉尔一纸“铁幕演说”又忽悠着美国于20世纪50年代奔向朝战、60年代奔向越战，最终大败而归。20世纪70年代经尼克松收缩战线，美国元气恢复，90年代苏联解体又让美国有了余勇可贾，随后又挥师中东和巴尔干打响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并于21世纪初重复勃列日涅夫两翼出击、中间突破的战略。为打击伊朗，美国于2001、2003年挥师阿富汗和伊拉克，结果又重蹈越战覆辙，被迫撤军。2008年美国国力大幅缩水，国运出现颓势。正是美国这一次次在进军印度洋的征途中的大抽大搐，才使半个世纪后的印度在没有获得“有声有色”的发展的前提下，也没有遭遇“销声匿迹”厄运。
Indian Ocean and the Indian National Security
—— the Critical Research of Mackinder’s “Central Region”
Theory and the Reexamination of Mritime Power Theory
Zhang Wenmu
Abstract: Indian Ocean is a world-class maritime-fortress-dense area, and is also the thoroughfare of international bulk energy, mineral resources and food transportation. Thus, getting control of the Indian Ocean also means getting control of the main resources of the world, and getting control of the world's main resources means getting control of the world politics. Geopolitical temptation and resources temptation lead to that in modern history almost all major powers had attached importance to Indian Ocean, and battled for the control of the Indian Ocean .That resources politics and geopolitics combined in time and space, and the former is the main aspect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s 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modern geopolitical theory after the classical Mackinder geopolitical theory. In this new vision, Mackinder's" Central Region theory "was injected of resources politics content, while the mineral resource distribution zone and Mackinder 's "Central Region" happened to coincide. Thus, the Indian Ocean's crucial geopolitical importance has once again received attentions of major powers.
Key Words: Indian Ocean; Indian National Security; Resources Politics; Geopoli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