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表现了香港非理性、民粹、对抗的另一面

　　香港一直以理性、亲商、温和著称，而“占中”则表现了香港社会非理性、民粹、对抗的另一面。所谓的“公民抗命”就是明知违法而仍要去做，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是对香港法治社会的公然挑战。

　　作者：郭万达

　　 郭万达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

　　“占中”对香港造成的损失，足以证明其“乱港”的行为和目的。“占中”之损，有的是经济，有的是人心；有的可量化，有的难度量；有的可以短期止损，有的尚需时日修复；有的是香港难以承受之重，有的是香港难以承受之轻。

　　 量化的经济损失显而易见

　　“占中”造成的损失是可以量化计算的。目前旺角、金钟、湾仔部分地区的旅游、餐饮、交通、商业活动仍然受到“占中”的严重影响。因被占领区域均为主要购物区，有机构估计因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日超过1亿港元；金钟及中环酒店入住率同比下跌约三成，金钟、旺角及铜锣湾餐饮生意额每日损失逾5000万港元，这些地区酒店餐饮业直接经济损失每天大约7000万港元；“占中”导致出租车、巴士、货柜车等交通运输业直接经济损失每天大约2.5亿港元。简单相加，仅零售、餐饮、交通三项，“占中”一天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4.2亿港元，“占中”已经逾25天，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超过100亿港元。如果加上间接损失，以及“占中”对本地商业活动和消费的影响，损失还会更大。

　　目前的经济损失，尚未大到足以对香港经济产生严重冲击的程度，但持续下去，一旦拐点出现，其影响很可能是爆发性的和强力性的，对香港经济的反噬性、报复性的破坏能力不可低估。因此，认为目前经济损失规模不大，影响有限的看法是错误的，对潜在威胁的忽略乃至于视而不见，必然酿成大患。

　　 难以承受的生活之轻

　　换一个角度看，经济损失一旦被抽象为可量化计算的数据，数据背后活生生的人和可触摸的现实生活就被过滤掉了。正如一个人的死亡是一个事件或故事，而成百上千人的死亡不过是一个数据。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就是尊重他人的生活和选择，你可以表达自己的诉求，但不能强迫他人认同；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活法，但不可以妨碍他人的生活。对一个个体而言，经济损失是100亿还是200亿无关紧要，但几千上万元的损失可能就是他的全部，他的生活可能由此改变。

　　一个食肆老板，所开餐厅过去两年日均营业额近两万，受“占中”影响跌至数千，生意损失近20万元，对他而言，最大的损失是他的生存权利受到极大损害，他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抛出了正常轨道；一个的士司机，由于“占中”的影响，每班平均营业收入由950元跌至550元，扣除租金及燃油成本620元，每天亏本70元。对他而言，最大的损失是自己的劳动不仅没有任何回报，且做的愈多，受害愈甚。

　　普通市民、升斗小民，生意是他们的全部生活，工作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生意被破坏而不得做、工作有得做却无收入，无异于砸了他们的饭碗，断了他们的活路。这样的损失，对他们而言就是天塌一样的损失。更为严重的损失，是港人的人际关系和生活遭到破坏，社会和阶层进一步撕裂。围绕“占中”与“反占中”，香港社会和阶层呈现某种程度的撕裂，乃至于同事、家人、朋友、同学之间都要选边站队，表明立场。普通人的生活氛围受到破坏，基本权利受到影响。

　　 不能量化的损失最可怕

　　任何经济社会发展，背后均有制度、政策、文化等因素支撑。这些难以量化的因素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旦被破坏，无异于发展根基被动摇，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根基尚存，量化的经济损失可以补救，如果根基被破坏，经济损失不仅补救无望，而且会陷入恶性循环。

　　“占中”的机会成本巨大。“政治城市”和“社会城市”发展的结果，是香港作为“经济城市”的重要性被稀释和摊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政治和社会诉求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需要经济发展来支付，因此经济发展是解决政治纷争和社会问题的基础。如果政治和社会诉求导致经济发展停滞，香港将难免陷入恶性循环，坠入沉沦之渊。在全球格局重整、国家经济崛起、周边城市赶超的巨大挑战面前，香港还有几多资本支撑如此内耗，还有多少家底可供挥霍？他年梦醒，已然落后，该是怎样的心情？

　　“占中”恶化香港营商环境。香港是法治社会，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司法体系的严格，是香港一流国际营商环境的坚实基础。多年来香港的营商环境在世界上一直名列前茅，是香港重要的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香港一直以理性、亲商、温和著称，而“占中”则表现了香港社会非理性、民粹、对抗的另一面。所谓的“公民抗命”就是明知违法而仍要去做，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是对香港法治社会的公然挑战。影响市场和投资者对香港的看法和涉港事项的决策。政治和社会因素被纳入到营商环境的判断中，香港营商环境或许因此步入下行轨道。

　　最可怕的损失是难以量化的损失，是香港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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