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就可以上清华北大吗？家庭环境可能更重要
《经济学人》最新一期封面专题“美国新贵”。
“努力就可以上清华北大吗？如果可以，怎样做？”
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你有什么答案。这个问题出现在知乎网上，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某大一新生的回答，在知乎上引起了热烈讨论，这位学生的回答引用了其社会学老师的研究，他说：“并不是努力就能上清华北大。短期来看有运气的影响因素，长期来看有家庭环境的影响。”在今天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除了个人努力，学生自身家庭背景更有可能影响其能否上清华北大这些名牌大学。
无独有偶，《经济学人》最新一期封面专题“美国新贵”也讨论了这一问题，文章认为，孩子受教育机会与父母背景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美国的教育体系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更偏向富人。
上清华北大，只靠努力还不够？
“并不是努力就能上清华北大。短期来看有运气的影响因素，长期来看有家庭环境的影响。”清华大学这名学生的观点源于其老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晋军多年来的一项调查研究。晋军开授的《社会学概论》是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大一新生的必修课。他每年都会对新生进行一次问卷调查，问题不超过20题，比如“父母职业”、“上大学以前到过最远的地方是哪里”、“最喜欢的电影”等。
做过这份问卷的清华大学学生小青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当时做问卷的时候并不知道会做成调查报告”，到了期末时，2013级的调查结果出来了——清华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层左右。小青说，“在学期中我们已经学习了社会流动相关的知识，也知道父母职业和教育对于人的生活轨迹有很大影响，可以说结果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针对2014级的问卷调查结果依然显示，清华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在清华大学社科学院2014级学生里，入学之前曾经到过境外的学生占比43.9%，没有出过省的学生占比为0。相比之下，西部一所211大学的数据则是，到过境外的学生只有2.3%，没有出过省的学生有22.7%。此外，在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和经管学院过去的问卷调查中，2013级和2014级学生到过境外的比例也都在40%左右。
面对这样的结果，也有不少网友发表了“富二代就能上清华北大”、“名校都是走后门”这样的观点。对此，该大一新生在帖子中回应称，自己的观点被误读了。“上述结果并不是说清华学生都是凭家里关系走后门进来的，而是说明一个人的家庭环境会对ta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名新生如是说，“我认为在求学的过程中，个人努力和家庭环境是两个互补的因素，父母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越多，你需要付出的努力就会相应减少，反之亦然。那么就必然存在一种极端情况，因为资源实在太少，即使再怎么努力，也没有机会上清华北大。当然大多数情况是：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一样努力，外地孩子和北京孩子一样努力，后者上了但前者没上。并不是努力就可以上清华北大。”
小青也表示：“家庭影响更多是指受教育的机会、家庭氛围熏陶、居住的环境、能接触到的人群和人生观的塑造。”而晋军曾这样告诉学生，“你的家庭背景决定了你能接触到资源的多少，决定了你的学习环境，决定了你上的小学、初中、高中，也决定了你的眼界和见识。你能来到清华，不仅仅是因为你努力，更是因为你有了上述这些东西。”
“家庭肯定会对学生教育产生影响。”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熊庆年向澎湃新闻表示，这种影响从幼儿园、小学就开始了，影响内容从经济层面的教育硬件、社会层面的人脉关系到文化层面的视野见识。“大学是学生综合素质的体现，那么和家庭环境就更相关了。”但他也强调，直接将家庭影响等同于“走后门”是缺乏依据的。
“我希望大家知道，你们能坐在这里上课是非常幸运的，中国还有很多人和你们同样努力，却没有办法来到清华。所以，如果你们以后学习社会学，我希望你们能用在这里学到的知识，去思考这个社会，去让它变得更好。”这是这名清华新生记录的，晋军说过的话。
教育受家庭影响，中国并不是例外
就在1月24日，《经济学人》刊文称，在美国，随着智力资本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特权也变得越来越具有可继承性。现在的美国人已经开始察觉，精英贵族固化的问题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的富人将所谓 资产 传给自己的孩子，这种 资产 不是几个晚上豪赌可以挥霍掉的财富，它远比财富有用，而且不用缴遗产税。这 资产 叫作智力。”
《经济学人》指出，聪明、成功的男人迎娶聪明、成功的女人，这一现象比以往任何年代都要明显。曾经有人推测，这种“选择型婚配”将不平等提高了25%，因为夫妻双方都拥有学位的家庭，一般都拥有两份收入。有权有势的夫妻容易生育聪明的孩子，并让孩子在稳定的环境中成长。
在每年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新生妈妈中，只有9%是未婚者，相比之下，这一比例在高中就辍学的新生妈妈中达到61%。更加残酷的是，4岁的时候，美国专业人士的孩子比父母靠福利生活的孩子多听到3200万个单词。这些父母搬到好学校所在的昂贵社区，在长笛课等兴趣爱好上花大量的钱，费尽心思让孩子进入顶级名校。
美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威廉·德莱塞维茨曾有一句惊人之语：“不要送你的孩子上常春藤名校。”德莱塞维茨说：“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的缩写，SAT成绩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名校学习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被认为能够衡量天赋，但是它实际衡量的是双亲的收入”。
对此，《经济学人》提出了同样的看法。文章分析说，尽管培养美国精英的大学从各种背景的学生中挑选最有才华的人，而且那些申请常春藤高校的聪明的穷学生也可能全免学费，但是中产阶级的学生却为了进入大学背负了高昂的债务。由于许多理想的工作都需要研究生学历，许多学生努力攻读研究生，因而债务也更多。
目前，父母收入与孩子学术成就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因为聪明的人变得有钱后，就可以花高价为子女请课外辅导老师。教育也比以往更重要，因为社会对智力的需求正在激增。两名全职的年轻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前者的收入比后者多63%，而且高中毕业生也不大可能找到好的工作。对那些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人来说，他们可以从最好的大学直接过渡到最好的工作岗位，而且潜在的回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
美国-加拿大实验心理学家史迪芬·平克却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把SAT与父母收入联系在一起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意味着两者就是等同的关系。“两者间的相关性仅仅意味着高智商的父母拥有更聪明的孩子，并且高智商的父母对智力有着更高的要求，因此他们能获得高酬劳的工作。”
对于这个话题，另一位研究者马特·麦圭则认为，孩子测验成绩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关系，只在于他们的亲生父母，而不是养父母，这表明基因的遗传比经济特权更为重要。
综合以上，一个核心观念是，孩子的受教育权利确实与父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学人》同时指出，这种现象并不是美国独有的，只是在美国最明显。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美国的贫富差距比其他任何发达国家都要大。此外，还因为美国的教育体系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更偏向富人。如果说在中国，光靠努力还不够上清华北大，在美国就更是如此了。
如果家庭会对学子入学产生这些影响，人们口中的“不公平”似乎真的难以避免。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熊庆年告诉澎湃新闻，这不是中国或者美国才有的问题，世界任何国家都有。“社会本应不断流动，固化或僵化的社会分层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才需要制度打破这种固化，公共政策才需要想办法。”熊庆年也坦言，任何社会都是有多元利益的矛盾体，问题不会在短期内就得以解决。
对于具体解决措施，《经济学人》表示，阻止富人投资自己的孩子不是一个好办法，应该做的是帮助那些无法选择权贵父母的聪明孩子。因为帮助的起点在幼儿期，此时孩子的大脑最具有可塑性，适当的刺激能达到最好的效果。比如，父母应该与孩子交流，为孩子朗读，特别是在那些最贫困的家庭。
此外，美国许多学校都受到教师工会力量的牵制。教师工会抵制任何有关“好的教学应该得到奖励而差老 师应该被开除”的暗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并且破除教育资金不平等的传言，教育系统在本地化的同时，适当地去本地化。《经济学人》说，学前教育资助应该设立在州一级，并且要有利于穷人，还可以扩大教育补助计划或增设特许学校。这样，吸引更多学生的好学校将增加，而差学校将关闭或被转手。尽管工会和民主党盟友会怒不可遏，但是在破落的新奥尔良等城市的实验表明，学校做这样的选择是奏效的。
另一方面，大学或需要注入“英才教育”的概念。只有少数大学只根据学业成绩录取申请人，如加州理工学院。《经济学人》的观点是，所有大学都应当如此。同时，大学也应该尽力让学费物超所值。随着便宜的网络课程正在成形，传统的机构必须削减成本，否则将难以为继。国家应该要求学校更透明地提供毕业生的报酬。
那么，是不是那么经过高等“英才教育”后，所谓寒门子弟在社会上的竞争力，就会和家庭环境较好的同学旗鼓相当？熊庆年说，不可否认，毕业后的学生，依然会遇到社会资本的问题，但是，“上名校”本身就是社会流动的一种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即便都上了名校，学生最后能取得的成就也和他自身的努力密不可分，所以结果是“因人而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