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能打多少分

　提到三农金融的发展路径，不少与会嘉宾都提到了制度“创新”的重要性。谈儒勇副教授认为，应该在不同地区实行差别化的支农政策。“比如，在贫困地区，财政可以取代金融，用财政支农而不是金融支农，而在中等收入地区，财政和金融可以并驾齐驱，互相支持，在发达地区，财政则可以完全退出，全面市场化。”

　　5月25日上午， 上海 西南的 浙江 小城嘉善细雨蒙蒙。由《国际金融报》与《中华合作时报》共同主办、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资源开发专业委员会和 北京 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协办的首届中国三农金融发展论坛在嘉善县碧云花园农庄成功举行。来自上海、北京、浙江等地的专家学者、农村代表与听众共百余人参与了这一论坛。

　　作为主流的金融类媒体，国际金融报社一向把关注中国的三农金融问题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尤其是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发展瓶颈，如果将注意力集中到拥有广大人口和市场的农村，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带来巨大的机遇。

　　“我们刚刚对全国的三农金融以及供销系统做了较为广泛的调查，我们认为，现在是金融大力对农村、以及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支持的好时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信息中心主任、中华合作时报社社长、总编辑查迎新表示，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特别重视三农问题，供销渠道和系统也将在三农发展与城乡一体化中，起到积极作用。

　　本届论坛以“三农金融与城乡一体化”为主题。在论坛上，来自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上海财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 工商银行 ( 601398 , 股吧 )的专家学者、业内人士，以及沪浙两地的村民代表对三农金融的现状、发展路径进行了集中探讨。

　　现状不容乐观

　　“现在农民的住房叫小产权房，没有房产证；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没有 法律 地位；农村实际上仍延续着1961年的《农业六十条》的一些政策。农村可以说是计划经济最后一块冻土。”在5月25日举行的首届中国三农金融发展论坛上，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资源开发专业委员会主任顾吾浩呼吁尽快给农村资本市场的发展“松绑”。

　　顾吾浩认为，目前农村的金融改革仍面临着很大的障碍，而这障碍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法律与政策的限制。比如，农村的镇村生产队等经济组织因为没有法律地位，在走出去过程中，四处碰壁。

　　在他看来，中国的金融机构对农村缺少关注。“我们看到，农村地区原有的一些金融机构都选择走向城市。比如信用社、农商行，还有供销社等等，都转向了城市。”“因为农村穷，农业效率低，偿还能力低，信用社成了农民贷款的惟一选择，这样的情况使得金融政策很难走向农村。”

　　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主任周浩认为，在历史上，中国的农民一直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原因，虽然农民付出了很多，目前来说，农民的地位有所改善，生活水平不断在提高，但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其实仍存在着“剪刀差”。“我们现在谈金融，但农村老百姓中很多人都不知道理财是什么，金融的意识也比较低。”周浩表示，“在中国做农民其实是一个生存的概念，农民在发展问题上尚没有主导权。”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谈儒勇认为，三农金融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一直是薄弱的环节，这是由三农的特性造成的。“金融机构一般主要关注两点，一是控制风险，一是追求盈利。从控制风险和追求盈利角度看，金融机构总是"嫌贫爱富"，不愿意给三农提供支持。”

　　对此，中国工商银行上海闵行莘庄支行行长 李宁 回应称，三农的高风险是银行“趋而避之”的主要原因。“传统的小农户风险相当高，我以前也和很多养殖户、种植户交流过，发现他们的风险真的是相当大，比如说一个养虾的农户，他可能最后一个星期因为水质、空气、温度等问题，就造成收成50%以上的变化。”

　　李宁坦承，如果仍维持传统的耕作、种植方法，农业要想获得来自金融业的支持，确实很难。

　　银行角色之“辩”

　　目前，在中国服务三农金融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农村信用社、邮储银行、 农业银行 ( 601288 , 股吧 )、供销社等，可以看到，国内主流商业银行几乎“缺席”了这一领域。

　　顾吾浩认为，“我们农业的效率确实比较低，使得银行不愿意贷款给农民。”在他看来，“所有在农村的银行实际上都是"抽水机"，把农村的资金抽向城市。”

　　不仅仅是顾吾浩，目前外界很多人提到农村金融，都有着同样的看法：银行等金融机构从农村吸纳了存款，却很少向农村地区放贷。这种现象甚至被形容为从农村“抽血”。

　　对此说法，身为银行业人士的李宁不能认同。在他看来，很多人将三农金融简单理解为从银行贷款，这不够全面。其实，虽然目前各大银行在农村的网点很少，但已有一些银行提出了未来3年的农村战略：要在农村地区增加营业机构。“银行当然也很想为当地的农民服务，并且提供的是多种服务，不限于基础的存款等金融服务。”

　　李宁认为，外界对银行从农村“抽血”的理解过于片面。实际上，正是银行对农村存款资金的运作，才确保了农民在银行存款的相对高收益。“农民存款到银行，现在5年期的利率接近5%，这个收益相比投资、 炒股 、炒期权等，其实已经很高了。”

　　他解释说，为了保证获得5%的收益，银行只有将资金运作出去，而不能仅限于贷款给农民，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高的收益，进而支撑基本的存款利率。

　　“至于对农民的贷款方面，其实不仅仅是农民贷款难，小企业贷款也难，个人贷款都难。”李宁表示，“这个难并不是针对农民，而是一视同仁的。为什么难？因为银行对客户的评价是非常全面的。”

　　在谈到如何才能吸引更多商业银行参与到三农金融的服务领域时，李宁认为，农业应该朝工业化、规范化、标准化方向发展，尽快增强抗风险能力。

　　创新的路径

　　提到三农金融的发展路径，不少与会嘉宾都提到了制度“创新”的重要性。

　　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主任周浩表示：“我认为对三农金融的制度设计，最大的顶层设计就是不设计。"法无禁止即自由"，农民本身有巨大的能量，他跌倒了明天还会再爬起来。”

　　华东师范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教授潘鸿认为，“20年前，房地产也没有登记机构与交易机构，但后来经过产权化、流转化，围绕房地产什么模式都可以开展，因此我觉得三农金融创新的思路是无穷的。”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谈儒勇副教授认为，应该在不同地区实行差别化的支农政策。“比如，在贫困地区，财政可以取代金融，用财政支农而不是金融支农，而在中等收入地区，财政和金融可以并驾齐驱，互相支持，在发达地区，财政则可以完全退出，全面市场化。”

　　长期关注农村金融发展的《中华合作时报》记者李博表示，“现在在农村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农村信用社，但国家目前对农信社的监管一般都比照大型的商业银行。由于农业本来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对农信社来说，既要兼顾自己的发展，也要确保能够支持三农这块的发展，这很难。我觉得可以对农信社实行差异化的监管方式。”

　　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资源开发专业委员会主任顾吾浩则认为，“农村的资本市场要创新，关键还是"三块地"的问题。承包地、宅基地以及集体经济建设用地。”在他看来，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在于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尤其是土地制度改革。“如果通过制度的创新和农村的改革，让农民的住房、农村的集体资产等原来没有走向市场的资本真正活跃起来，那么农民就可以以此去抵押、担保、与银行交易。”

　　此外，顾吾浩也建议，可以发挥强村在农村金融领域的龙头作用。他以上海的“明星村”九星村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为例，认为可以发挥强村在农村金融领域的龙头作用，进一步做活农村金融。

　　“明星村”的金融实践

　　顾吾浩提到的九星村，位于上海闵行区七宝镇，依靠发展九星建材市场，这个村带领村民实现了致富，也由此成为远近闻名的“明星村”。然而，近几年，这个村开始寻求转型，并且将金融服务领域的创新作为转型的重要一环。

　　在论坛现场，九星建材市场管理方上海九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玉蓉分享了九星村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实践经验。

　　吴玉蓉介绍，2008年12月，九星公司作为主发起人、联合多家股东成立了小额贷款公司。自公司成立之初，就将主要客户群体定位于九星市场内的经营户以及中小企业。目前，九星小贷公司注册资本达到2亿元，公司开业至今，已累计发放贷款977笔，金额达到12.7亿元，实现净利润达到4344.32万元。

　　然而，九星村在金融领域的动作还不限于“小贷公司”，在这之外，九星公司还先后设立了九星典当行、九星担保公司等，也作为一般发起人参与了村镇银行的设立。

　　谈到九星村的下一步发展，吴玉蓉表示，现在的九星村已经开始大步“转型”。据她介绍，“除了拥有实体市场以外，九星还先后投资建立了九星电子商务公司、九星小额贷款公司、九星典当行、九星广告公司、九星 旅游 公司、九星财务公司、九星物流公司，与实体市场形成了产业发展与资本运作的互动。”

　　是什么力量促使九星村如此大力度的转型？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吴玉蓉流露出无奈。“转型的动力在于土地问题，一是土地不够用，另外土地的性质也很难转变。”在吴玉蓉看来，九星村的集体土地性质很难转变，这限制了资金投向土地，也影响了土地的增值。通过转向金融等非实体领域，将资产转变为资本进行运作是九星村目前的主要做法。

　　他山之石

　　在当天的论坛现场，谈儒勇与潘鸿均提到了国外的经验。

　　谈儒勇以全球首个提供在线小额贷款服务的非盈利组织Kiwa为例，认为应该发挥“微金融”在三农金融发展中的作用。“Kiwa总部设在旧 金山 ，员工都是志愿者。Kiwa每年从全球招募大学生进行集中培训后，再分配到各个国家，寻找愿意提供贷款的人。贷款人最低只需要25美元，就可以提供给这个网站，然后由网站搜寻想要借款的"客户"。

　　“但这样的形式，在我们中国却因为管理方面的问题，行不通。”谈儒勇说道。

　　潘鸿教授则认为应该将三农发展纳入“城镇化”的总体发展规划中。他认为中国应该重新思考“城镇化”的道路。“城镇化意味着什么？高耸的大楼？宽阔的马路？或是晚上璀璨的灯光？这是我们的"面子"，而城镇化的"里子"，我们了解的却很少。”

　　他认为应该重新衡量大城市与中小城镇“孰轻孰重”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大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体现，大城市本身就能促进就业，而中小城镇有很多问题，面广、资金不够。”

　　“ 美国 到现在为止，有三次大的人口迁移，第一次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城市人口比例由20%迅速上升到50%；第二次是20世纪初到七、八十年代，美国城市人口因为城市的各种问题，纷纷向郊区迁移。到1980年左右，美国的郊区人口已经与城市人口相当；而从20世纪80年代到如今，美国的人口开始出现第三次迁移，从郊区向中小乡镇迁移。目前，美国世界500强企业有2/3左右在中小城镇。”

　　美国之外，潘鸿教授认为 德国 的经验更值得中国借鉴。“德国面积35万平方公里，人口8000万，而中国在去掉一半不适宜居住的国土面积后，人口居住密度与德国相当。”潘鸿介绍说，“德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4个，柏林、汉堡、慕尼黑、科隆。大部分人口都生活在中小城镇。”

　　在潘鸿教授看来，中国应该加大对中小城镇的投入，而非一味将资源投向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