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公布四起典型案例 三起涉人身损害赔偿案
最高人民法院24日公布四起典型案例，其中三起涉及人身损害赔偿案，一起涉及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表示，一段时期以来，一系列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或其他侵权纠纷案件都在不同程度上、不同范围内引起了社会关注，例如前几年的“彭宇案”以及这次发布的许云鹤案、吴俊东案等。
该负责人指出，部分案件在审理期间乃至判决作出后，社会舆论都给予了较大的关注，不同媒体给出了不同的评价，有的甚至是较具负面性的评价，案件的审理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得到舆论的理解和支持。
该负责人强调，这一些案件以及它们造成的影响和后果，对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借鉴意义是，无论社会舆论如何评价，只有详细审阅双方当事人证据、认真听取双方辩论的法官才最有可能做出公正的判决。进而言之，法官审理案件，应当依据证据、依据法律做出自己的判断，排除社会舆论的压力。
四起典型案例如下：
陈某某人身损害赔偿案
一、基本案情
杜**(88岁)与陈**(小学学生)系同村村民，2009年1月4日在双方住房附近的街道上，陈**将杜**撞倒在地。杜**被送住院治疗，经医生诊断为：1、心房纤颤；2、右股骨粗隆间粉碎性骨折。花费医疗费人民币2121.85元。半年后，卫生所再次诊断为右下肢骨折，合伴感染。同年8月17日，杜**去世。杜**亲属要求陈**及其法定代理人赔偿包括死亡赔偿金在内的各项损失94145元。陈**一方辩称，陈**是要去上学时发现杜**躺在水沟里，主动上前要把她扶起来，根本没有撞倒杜**，其行为完全是助人为乐。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1月8日，被告陈**的祖父陈国华出具一张便条交原告收执，该便条载明：“经征求**意见，不报警私了，一切由我自负。2009年1月8日 陈国华。”2009年1月10日，原告陈孙权、陈孙胜、陈东辉(即杜**之子)出具一张收据交陈国华收执，该收据载明：“今收到第二监护人陈国华现金壹仟伍佰元正，[因其孙撞倒杜**造成骨折。(前收据已由国华烧掉，以本据为准)]。 收款人：陈孙权 陈东辉 陈孙胜 二00九年一月十日 ”。
二、裁判结果
福建厦门同安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陈国华作为陈**的长辈，在事发当日即到现场，从其出具的“私了”便条和其提供的“收据”内容分析，可以认定陈国华确认了陈**撞倒杜**的事实。虽然陈国华主张该便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系受到欺骗或威胁而写下，结合其已支付1500元的事实也表明其同意承担赔偿责任。就死亡后果与此次摔伤间的因果关系看，杜**摔倒骨折并非导致其死亡的唯一原因，结合本案实际，本院确定杜**的摔伤在其死亡结果中占有20%的原因力。陈**对杜**的摔伤结果存在过错，但杜**的子女未尽好监护义务导致其在巷道里摔倒同样存在过错，故原告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本院因此酌定被告陈**与原告各承担50%的责任。结合杜**摔伤与其死亡结果的原因力比例，法院确定，杜**因伤就医的损失为13321.85元，死亡造成的损失59925元。判决被告方承担杜**受伤、死亡造成经济损失为(133321.85元+59945*20%)*50%=12655.43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中，双方对侵权人是否实施侵权行为的事实各执一词，在此情况下，原告方提出的被告方在处理此事的过程中承认侵权行为的书面证据，就成为认定事实的关键。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在被告方不能提供证据反驳案涉书面证据的情况下，法院根据书面证据认定被告的侵权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2条的规定。此外，在赔偿责任的负担上，法院对于侵权行为与被侵权人死亡结果之间原因力的区分和确认，以及对最终赔偿责任的合理划分，亦有借鉴意义。
吴俊东、吴秀芝与胡启明、戴聪球交通事故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11月23日，吴俊东驾驶吴秀芝的鲁DK0103普通正三轮摩托车在全宽6米的机非混合车道超车时，与胡启明驾驶的无号牌电动自行车(搭载其妻戴聪球)发生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失控侧翻致胡启明及戴聪球二人受伤，随后吴俊东送二人至医院治疗。双方就吴俊东是否谨慎驾驶及其所驾摩托车与胡启明所驾电动自行车是否发生刮擦及碰撞，各执一词。交管部门对事故成因及责任无法认定。超车过程中，胡启明车辆靠道路右侧行驶，距道路右边半米左右，吴俊东车辆距离道路右边一米多远，两车横向距离为40—50厘米。吴俊东超车时为五档，迎面有一黑色轿车快速驶来，吴俊东称感觉有点危险。事发现场道路平坦，事发时除黑色轿车外无其他车辆经过。事故车辆经检验均符合安全技术标准；吴秀芝的车辆未投保交强险。
二、裁判结果
浙江金华中院二审认为，吴俊东驾驶三轮摩托车超越胡启明电动自行车时，其车速较快；结合吴俊东超车前未注意到对向快速驶来的黑色轿车看，可以认定其未尽谨慎驾驶的注意义务。交管部门的事故责任证明虽未能证实两车是否发生碰撞或刮擦，但从证人证言反映的情况看，正是在吴俊东超车过程中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发生左右晃动而侧翻，结合事故现场的其他情况，根据民事诉讼法高度盖然性的司法原则，审理法院认为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翻车与吴俊东驾三轮摩托车超车中疏忽大意存在因果关系，吴俊东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胡启明驾驶电动自行车搭载成年人违反道路安全法亦有过错，双方按三七比例承担胡启明等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等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三、典型意义
法律事实不同于客观事实，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也不同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我国民事诉讼采取的是高度盖然性标准。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法院根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结合吴俊东超车前未注意到前方驶来的车辆，超车时车速较快(五档)，与胡启明车辆横向距离较短(仅为40-50厘米)，从而认定超车过程中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发生左右晃动而侧翻与吴俊东的超车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案合理界定了超车时驾驶人的注意义务范围，在证明标准及事实认定方面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