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谍战 上演真实的“潜伏”

额济纳旗东庙遗址

    历史回放

    抗战时期大量日本间谍曾潜入甘青宁

    地处西北边陲的甘肃，先后发生了几起日本间谍案，其中最大的一起是设在额济纳旗一带的日本特务机构案件，共有10名特务，活动长达2年多。这些日本特务大都会说中国话，经常在甘肃的酒泉、武威等地刺探情报，还公然穿着日本军服，带着日本军衔四处招摇，气焰十分嚣张。

    日本特务江崎寿夫（少将）、大西俊三、松本平八郎等10人，长期活动在甘肃酒泉附近的额济纳旗东庙一带。江崎寿夫为日本特务机关部机关长，拥有长短枪200余支，无线电台2部、汽车3辆，还在本地发展了四、五十人的汉奸，在东庙修建了军用机场，选定了航线，从东庙飞定远营至白灵庙，可不定期航行。还用汽车、骆驼队，由绥远白灵庙沿绥新公路运送军用物资和生活用品。并用金钱和珍贵物品拉拢额济纳旗旗长图王（图布森巴扎尔）及其弟塔王（嘉布），以默许他们在这里安营扎寨，进行间谍活动。

    1936年夏，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到额济纳旗二里子河开展新闻采访活动时，发现了这处日本特务机关，日本特务拟杀人灭口，范长江闻讯而逃，日夜兼程回到银川，通过宁夏省政府转报南京政府。

    是年冬，南京政府派宁夏省民政厅厅长李翰园、驻定远营的第二十五师关麟征部副师长杜聿明率部去取缔这处日本特务机关，适值“西安事变”爆发，接命令暂停行动。

    1937年春，南京政府令李翰园率随员取道兰州、酒泉赴额济纳旗取缔日本特务机关，将日本特务“保护”出境。7月7日，李翰园一行50多人，坐着卡车去二里子河抓日本间谍。劝说图王、塔王从国家利益出发，协助取缔日本特务机关。同时，南京政府命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予以协助，马步芳即令驻酒泉的马步康旅予以策应。由于有大军压境作后盾，图王、塔王站在祖国一方，日本特务未敢抵抗，乖乖俯首就擒。在缴获的文件中列有日本特务的任务：一是在政治上，组建阿（阿拉善旗）、额（额济纳旗）、青（青海蒙古各族）蒙古共和国，在中国大西北制造分裂势力；二是在经济上，拟在弱水下游建水库；三在军事上，拟以东庙军用机场为原点，以榆林、延安、宁夏、兰州、西宁、哈密为半径，轰炸这一地区的城镇，搞乱抗日后方。

    之后，李翰园一行押解这10名日本特务和5名汉奸以及缴获品，取道酒泉回兰州。到酒泉后，李翰园又接到破获另一起日本特务案件的任务。李翰园接到命令后，派随员及马步康的军队赴古鲁乃擒获另一伙日本特务，即特务机关长、中将横田等3名日本特务及部分汉奸。这批特务拉着100峰骆驼，托着航空汽油等军用物资，是从宁夏磴口，西经定远营、古鲁乃、马鬃山，去西安设立军用航空站，作为日本与德国航空的联络点。

    1937年9月2日，李翰园一行将13名日本特务及5名汉奸押至兰州。9月14日，西北行营派员将这些特务和汉奸押至兰州龙尾山下城隆行宫处决，大快人心。

    记忆碎片

    拼将赤血灌春花远征千里耀河山

    ——访原中国远征军53军390团译员王淇

    王淇，学生时代参加过抗日救亡学生运动，随后在鄂西顶着白色恐怖的重重威胁正式加入共产党投身第二战线的战斗，还参加了中国远征军驻滇西部队53军390团在抗日战场上的浴血奋战，把光荣留在了云南大地。近日，已95岁高龄的王淇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重温了自己这段难忘的抗战岁月。

    王淇，1920年6月8日出生于南京市鼓楼黄泥岗一户书香人家。家中很多长辈以教书为职业，这使他年幼时就接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知道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

    1935年，王淇升入中大学校高中学习。在学校，他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爱国进步学生。后来，他又认识了外班的一个同学蒲通修。蒲通修的三姐蒲安修是彭德怀元帅的夫人，二姐蒲熙修是《新民报》和《文汇报》的著名记者，大姐蒲洁修曾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蒲通修经常会把最新、最全面的消息带到学校，告诉爱国学生。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组织数千大中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蒲通修在中大学校组织和领导了地下学联的抗日救亡活动，王淇和同学王光宇、张旭昌等人都加入了这一组织。之后，国民党政府进行了严密控制，地下学联只能采取秘密活动宣传抗日。

    12月中旬，学校经安徽、江西、湖南迁移到达长沙。这时日本军队于12月13日占领南京的消息已经传来，还有许多日军在南京屠城的消息。“家乡沦陷于敌寇手中，父母和亲人生死未卜，我感到心口刀割般的痛苦，国已破，家何在？我无心继续随学校西迁读书，脑海里只萦绕着四个字‘保家卫国’。”王淇和王宇光、张旭昌、胡崇宪再次商议后，决心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投奔共产党到延安参加抗日。

    到达武汉以后，他们一行四人又巧遇中大学校组织地下学联抗日救亡活动的蒲通修。“何必去陕北呢？湖北也是抗日战场，也有共产党，就在湖北干嘛！”蒲通修的这一句话，不仅将他们带到了位于应城县的汤池训练班，更为几个热血青年正式开启了在共产党第二战线抗日救国的人生篇章。

    汤池训练班名义上是湖北省政府建设厅举办的合作指导员训练班，实际上是共产党的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其教学内容和形式都仿照延安抗大的模式。这里没有正规的教室和宿舍，上课时大家席地而坐，膝盖就是课桌。住的是庙宇祠堂，睡的是稻草地铺，吃的是萝卜白菜。条件虽然艰苦了点，但学员个个精神饱满。就在这里，王淇与同学正式加入到了训练班里。3个月后，训练班又安排王淇他们专门去农村开展实践活动。这时，刘惠馨、王宇光、张旭昌等一些表现突出的学员，已经秘密加入共产党。随后，3期学员结业分配名单的公布，王淇和王宇光、张旭昌都被分配在了鄂西。1938年4月，王淇跟随曾任新四军豫鄂挺近纵队（后扩大为新四军五师）政治部代主任的雍文涛老师离开汤池，经由武汉、宜昌前往鄂西。

    “雍文涛老师被湖北省委委任特派员，以湖北省建设厅合作视察专员的公开身份，来恩施组织农民参加合作事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建立共产党组织。我们这些学员则按照恩施8县分成8个小组，每组5人。我被分派在张旭昌任组长的宣思县。”王淇告诉记者：“鄂西的自然环境十分艰苦，政治环境更是险恶，笼罩着白色恐怖的气氛。到达宣恩后，我们便拿着省建设厅的委任书去县政府报道，县长胡干成还警告我们不准搞政治运动。合作指导办事处被政府安排在火神庙，我们安排好住处后，立刻商议起如何开展工作。”

    1938年8月份，刚满18岁的王淇通过了上级党委的考察、谈话，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举行了入党仪式。这一天，上级批准宣恩县共产党小组成立，张旭昌任组长，王淇负责组织，姚锦芬负责宣传。随后，通过一系列工作，他们先后发展了一批优秀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经上级党委批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宣恩县特别支部委员会。

    “我们的活动最终引起了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关注，他们认为汤池来的合作指导员是共产党培训出来的，必须加强监视和限制。在国民党的严密监控下，我们设法在宣恩猪市街开办了一家瓦屋书店，以看书、买书做掩护，开展党组织的秘密活动。同时书店暗中出售进步书籍和国民政府允许发行的《新华日报》等共产党的报刊，为党员和进步青年提供学习材料。”第二战线的开启，可以说是王淇心中抗日救亡种子成长、壮大的时期，经历了重重磨难后的少年已成长为合格的战士。

    1944年，中美英三国高层为了收复支援中国抗战物资的战略通道滇缅公路，制定了对日本军队盘踞的缅北、滇西地区的反攻计划。1月份，国民政府军委会联合教育部，向川、滇、黔三省的各大学下令，征调应届毕业的所有理工科男生，充任军事英语译员。就这样，王淇成为了最早一批报名和参加体检的学生。

    1944年4月17日重庆译训班第一期结业，王淇一起共有40多个学员被分派到中国远征军驻滇西部队,王淇被分派到20集团军53军390团。到达390团部时发现，团指挥所离火线不足1000米。

    6月下旬，130师胜利攻克日军在腾北的重要据点江苴。390团奉命乘胜追击，直向腾冲进军。7月29日，日军在腾冲城外的最后据点——来风山被友军攻克，我方5万大军完成了对腾冲日军的包围。8月2日，美国空军出动大批飞机对腾冲城墙实施轰炸，腾冲攻城战开始打响。130师担任外围警戒任务，防备日军从龙陵派来增援部队，未参加最初的攻城作战。

    “我所在的390团分配到了一批美军最新发明的武器火焰喷射器，一扣扳机，可以吐出一条50米长的火龙，这些武器成为了腾冲巷战中消灭日军火力点的有力武器。美军派来一名教官，由我翻译、培训和指导我团士兵学会使用。经过10余天的苦战，我军终于从美国空军炸开的城墙缺口冲上城墙，扫清城垣上的日军堡垒，开始进城作战。9月14日，经过42天的战斗，我军终将守城日军全部歼灭。”

    半年多的时间里，王淇随同远征军征战千里，把光荣永远留在云南大地。王淇挥泪告别远征军的弟兄们返回昆明后，又随部队进军广西继续参加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在广西桂林，得到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战胜利了。

    “抗战胜利后，我提前退役返回重庆，在母校中央大学领取了毕业证书。今年,抗战胜利已经70周年，回顾抗战历史，我心中无悔无愧，我承担了一个普通知识青年应尽的责任。”

    采访的最后，王淇老人用一段平实、质朴的语言为这段峥嵘岁月的重温划上了句号，也表达了一位抗战英雄对民族大义无怨无悔的追求。

    联合推出：

    《兰州日报》

    中共兰州市委党史办

    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纪念馆

    特别鸣谢：

    原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麻琨原甘肃省军区编写办主任郝成铭

    ■抗战大事记：

    ●1935年，日本特务机关在阿拉善旗府所在地定远营正式设立机构（驻祥太隆商号），在阿旗公开大肆进行特务活动。

    ●1936年，江崎寿夫、大西俊仁、松本平八郎等50多人侵入额济纳旗，在东庙设特务机关部，江崎寿夫（少将）任机关长。他们武装占据了赛日川吉庙，武力驱逐了喇嘛和蒙族医生，强占牧民60多峰骆驼用来驼运侵华物资和弹药。他们除了在该地测量道路，设置无线电台，运送军用物资外和生活用品外，还在东庙空旷的佛教广场修建简易飞机场，将东庙的医学部建成了大型的飞机加油站。日军飞机从飞抵额济纳旗开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飞行一万多架次。日军以额济纳旗为基地，建成了战略“桥头堡”，袭击和轰炸兰州、延安、榆林、哈密等地。

    ●1936年2月29日上午11时，日本飞机127号1架，未经同意降落兰州东郊机场（也叫拱星墩机场）。有陆军武官羽田嘉郎、田野初、太理正义、小尾哲兰、参谋堂协克雄、阿部正直等6人“来兰游历”，并要求拜见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晤谈20分钟后，晚宿大通旅社，次日离兰。这次实际上是日本飞机轰炸兰州前夕的“火力侦察”，以窥探兰州的航空设施、防务情况，试探甘肃军政大员对日本的政治态度。

    ●1936年冬，南京国民政府责成宁夏省民政厅厅长李翰园和中央军第二十五师副师长杜聿明两人带队前往额济纳旗取缔日本特务机关。后因发生“西安事变”，又电令暂停行动。

    ●1937年7月7日，南京政府第二次令李翰园率随员取道兰州、酒泉赴额济纳旗取缔日本特务机关。适时有额济纳旗专员王德淦潜来酒泉，向李汇报了情况。当晚12时，日本特务便被解除了武器关押在一个帐篷内。

    ●9日，李翰园在二里子河站接宁夏来电，另一日本特务机关押着满载航空汽油的骆驼100余峰，从宁夏磴口县出发经过定远营、马鬃山去西安，着相机办理。

    ●9月2日，李翰园押解日本特务及汉奸回到兰州，行至学院街（今武都路）时被群众发现，愤怒的人群越聚越多，并高呼口号，用石块投掷日特，围困达3、4个小时方押入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