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五载奋进路 砥砺前行谱华章
与以往的改革征程相比,正在进行的银行业二次转型之意义并不亚于此前的“改革再造”。路漫漫其修远兮,但 中国银行 ( 601988 , 股吧 )业从不缺乏变革的勇气和胆识。面对这个激越变革的年代,中国银行业谋求创新应变之道,必将以更开放的态度和更进取的精神,去迎接更宽广的未来。
65年,中国银行业与伟大的新中国同行。在传承中创新发展,在挑战中革弊求新,不断探索着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现代金融发展趋势的前进之路。今天,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银行体系屹立于世界之林,这个行业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折射出整个国家波澜壮阔的改革变迁。
1978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巨轮作出了重大的航向性选择。在此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银行业经历了多次重要的“分水岭”,在改革的淬炼下,完成了一场凤凰涅槃式的改革与再造。
不过,革新之路并未终结。告别高利润增长时代,迎接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开放的挑战,中国金融市场、中国经济、乃至更广袤的世界金融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变革,“二次转型”已成为中国银行业无法回避的改革命题。
改革再造:
践行支持经济发展使命
应该说,中国银行业“脱胎换骨”的改革始于其当年使命的转变。
1979年,邓小平提出“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一针见血地指出银行改革要害所在,指明了我国银行业发展和改革的方向。实际上,从那时起,中国银行业30多年努力改革,不断探索商业银行发展规律,以改革激发出巨大活力,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1984年告别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后,1994年政策性银行设立,四大行从“专业”向“商业”迈进,股份制银行也迎来了第一轮发展的新浪潮。中国银行业开始了商业化改革的征程。
不过最精彩的篇章则出现于新的千禧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有银行改革大幕拉开。背负着大量不良资产、严重资不抵债的国有商业银行,掀起了背水一战式的股份制改革。
从2004年1月启动股改,用了6年多时间,四大行摆脱历史包袱、改制上市,成为具有广泛国际认知度的大型商业银行。从最初的单纯由国家注资、剥离不良,发展到注资与股权结构、公司治理、风险管理等体制机制转变相结合,中国银行业建立起了与宏观经济改革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架构。
制度变革焕发出的巨大生命力至今让中国银行业受益匪浅。截至2013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有法人机构3949家,资产总额达151.4万亿元,但不良贷款率仅有1.49%。商业银行加权平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均为9.95%,保持着平稳健康运行态势。
全面改革之后的中国银行业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65年来,从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三峡工程、青藏铁路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到惠及千家万户的 大众 服务;从国有企业的转制改革,到中小微企业和“三农”的蓬勃发展;从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到战略性 新兴产业 和绿色产业的培育发展;从服务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开发,到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从支持国内企业扬帆出海,到助力人民币国际化;从支持民生改善、节能环保到促进居民消费升级——中国银行业无不践行着自己的使命。
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银行业牢牢把握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转型的中心任务,通过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率,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正如 银监会 主席 尚福林 去年在银监会成立十周年之际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言,这十年银行业破解了经济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质效大幅提高。
对外开放:
走向更宽广的舞台
2008年10月15日,纽约曼哈顿 特朗普 大厦前,中外金融界人士及部分中美高官齐聚,这一天,工行纽约分行在盛大的典礼中宣告开业。而就在一个月前,华尔街风云突变,随着雷曼兄弟破产,金融危机开始席卷全球。工行纽约分行的成立,给严寒中的华尔街带来一丝暖意。
从申办到开业,工行纽约分行用了11年的时间。能够进入准入条件苛刻的 美国 市场,得益于中国银行业整体实力的显著提高。之后,建行于2009年、农行于2012年相继在纽约开设分行,自此四大行全部进入金融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雄心跃然纸上。
从1979年,伴随着改革开放大门的慢慢打开,中资银行再次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中行卢森堡分行于当年6月正式对外营业;同年第一家外资银行机构—— 日本 输出入银行经批准在 北京 设立代表处。改革开放30多年来,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步伐从来没有停止,不仅促进了外资银行在华发展,也推动了中资银行走向更宽广的世界舞台,实现跨越式发展。
2003年起,中国监管层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坚持外资银行法人化政策;对内则督促国内银行业转变经营理念、管理方式,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利用境外资本,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
2006年,随着《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颁布,外资银行国民待遇的大门悄然打开,中外资银行在监管法规制度、审慎监管标准和市场经营环境等方面实现统一,为中外资银行创造了平等的经营和竞争环境。
截至2013年底,外资银行在我国69个城市设立了机构,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覆盖面和市场深度的总行、分行、支行服务网络,营业网点达947家。在华外资银行营业机构的资产总额达到2.56万亿元。
与此同时,中资银行“走出去”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特别是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中资银行进入发达经济体提供了契机,也带来了国际化发展的巨大机遇。
截至2013 年底,18家中资银行通过新设分支机构、并购、参股等方式共在海外51个国家和地区设立1127 家分支机构,总资产超过1.2万亿美元。根据国家 外汇管理局 的数据,截至去年末,我国境内金融机构对境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7253.48亿元人民币,约合1189.70亿美元。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跨境金融服务需求快速增长,也为银行国际业务发展及加快国际化进程带来新机遇,对银行提升全球化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少中资银行海外发展逐渐将战略重心向推动境外机构本土化、主流化、差异化发展转移,增强境外机构竞争力,提升经营发展水平。
时至今日,国际化战略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海外业务收入已成为中资银行重要的利润组成来源。正如中行副行长 岳毅 所言,“未来海外业务依然是我们的蓝海”。
深化改革:
谋求创新应变之道
2014年,共和国迎来65周年华诞,同时这一年被视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在中国经济步入又一个政经大周期的重大历史时期,深化改革成为中国银行业的必然选择。
过去十年,中国银行业历经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伴随着10年5倍的规模增长,银行业利润年均增长超过25%,同时保持了较充沛的资本充足水平和较低的不良率。这样的成绩得益于改革的红利、庞大的国内市场、较低的成本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近两位数的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已经进入新的增长阶段,经济增速的放缓和经营环境的改变,令银行以往规模高增速、业绩高指标、利润高增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而来自 方方 面面的改革和变化,对传统银行业带来的冲击正变得越来越强烈。
新资本监管标准强化了对银行的资本约束,让习惯“信贷扩张—再融资—再扩张”的中国银行业感受到了转型内涵式、集约化道路的迫切;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带来的利差收窄将直接动摇银行盈利的根基;金融脱媒愈演愈烈,直接融资迅速崛起,带来融资结构的多元化,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结构中的地位和占比明显下降; 互联网金融 的迅速崛起,让银行业遭受前所未有的支付脱媒以及在消费链、资金链、信息链中被逐步边缘化的危险。
革新之路并未终结,转型征程再次起航。差异化、信息化、国际化以及综合化的改革方向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领导者们的共识。更重要的是,应顺应经济转型和金融改革的要求,继续推进产品和业务模式创新、智能化以及多功能服务建设。近年来,商业银行纷纷试水小微金融、综合化经营以及智慧银行,都是为了构建多维支撑的业务架构。
与业务模式转型同时推进的还有银行业治理体系改革。正如社科院银行研究室主任 曾刚 所说:“公司治理改革能否顺利推进,是释放银行业未来增长动力的关键所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今年年初,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撰文指出,“通过完善公司治理、业务治理、风险治理和行业治理体系建设,实现银行业治理能力现代化。”今年,银行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也被提上日程,其首要任务就是优化现有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
实际上,与以往的改革征程相比,正在进行的银行业二次转型之意义并不亚于此前的“改革再造”。路漫漫其修远兮,但中国银行业从不缺乏变革的勇气和胆识。面对这个激越变革的年代,中国银行业谋求创新应变之道,必将以更开放的态度和更进取的精神,去迎接更宽广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