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公开的公车封存如何令公众“相信”

　　 作者：朱昌俊

　　从12月6日开始，南京市首次实行公务车限行，30%的公务用车被要求封存。全市共有多少辆公车被封存停驶，哪些车牌号被封存，这一直是个谜。网友希望，能将封存停驶的公车车牌号“晒”出来。南京市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公车限行执行的是国家公祭日期间环境质量保障管控方案，该方案中并没有要求封存公车车牌号要网上公示。对停驶的公车数量也“不方便发布”。（12月10日《现代快报》）

　　在公车应带头为空气质量限行的普遍呼声中，南京方面主动而为的姿态，已然带给公众不一样的期许。然而，在如此主动的姿态之下，对于封存公车的号牌与数量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保守”态度。这样的反差，令人失望也难止质疑。

　　按照南京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回应，不公示乃是“依规而行”。虽然《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确保改善四季度环境空气质量的通知》明确要求在空气质量指数达到200以上，启动二级防控措施，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将停驶的30%的公务用车上网公示。但此次的限行是根据《国家公祭日期间环境质量保障管控方案》，其中并未规定“将停驶公车进行网上公示”。这种说辞，看似“中规中矩”，却带有浓重的选择性公开嫌疑。

　　之于公车监督的困境犹存，对于公车信息到底是继续保持神秘，还是顺势公开，两种选择孰优孰劣，不言自明。具体就封存公车的行动来看，拒社会监督于千里之外，不仅难以让封存的政策善意与诚意直达民心，政策的执行刚性何从保障，更是令人心生疑虑。南京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表示将对公车封存进行严密监督，并联合交警展开检查，这一监督路径难言无效，但很显然，它依然并未跳出公车监督由来已久的内部监督窠臼，抛开监督效率不谈，较之于社会监督的日常化，这种监督的成本也值得商榷。

　　如果说“不方便公布”被封存公车的数量与号牌，直接表现为对于传统公车监督模式的循旧，那么，在更深层次上，它未尝不是相关方面对于公车数量的某种讳莫如深态度的再次验证。因为即便不公布具体的封存数量，公布号牌也将构成对于整个公车数量的间接披露。而之于公车数量的真相，不独南京，就全国而言，也一直是笼罩着神秘的面纱。以南京为例，当地媒体的报道中，曾称南京机动车总量已突破200万辆大关，公车总量占机动车比例已不足20%，也就意味南京的公车数量最高可能逼近40万；若以此为基数，30%的封存量就可能超过十万辆，与相关部门预计的3万辆相差甚远。

　　哪些公车该被封存，封存标准何在为何都不方便公布？此次封存的执行路径或已经提供答案。据悉，除了规定总量3万余台之外，对于具体是哪些车辆，“则是由各个单位自行决定”。也就是说，号牌不公车，封存的标准不具体，各单位对于封存行动将获得巨大的自我裁量空间，这种自我裁量权重最直接的“好处”，即是那些本应在新的公车改革中被清退的公车或有机会以“带头限行”的名义被消化，如此一来，公车改革被要求的透明程序就可以“自行决定”为由大打折扣。若真如此，不仅标榜为限行而封存公车的活到沦为一场故作声势的“秀”，公车改革新政的严肃性也将被稀释。

　　选择性的按照文件规定执行封存标准，以“不方便公布”的外交辞令式口吻拒绝公众的监督诉求，这样的保守态度，在公车改革新政亟待落实的背景下，早已超出对于单个活动的表态，而指向于整个公车改革的兑现诚意。须知，公车改革新政颁布已近半年，摸底并公开公车数量与号牌，已是一项务必尽快为之的基础工作，若诚心改革，何不借此顺势公示？相关方面恳求 “公众要相信我们”，但无诚意的改革，赢得信任又何其之难？（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