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城管”法治还是“乏治”

　　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街曾经非常难管，仅东圃大马路就有2000多个走鬼档，仅去年下半年，车陂街道城管执法队就先后有近20名队员因摊贩暴力抗法而受伤。今年11月17日，车陂街在全省首创“公安+城管”为主的“天河车陂综合执法模式”。由于形成合力，短短一个月，执法效果立竿见影。昨日，广州市在车陂街召开深化推进“干净、整洁、平安、有序”城市环境工作现场会，广州市副市长、公安局长谢晓丹和广州市城管委主任、市城管执法局局长危伟汉带领广州12个区市分管公安、城管的副区长实地参观学习，拟在广州全面推广这种模式。

　　毋庸置疑，“公安+城管”综合执法模式对违法、违规行为具有一定的威慑力，试行后显现的明显效果，也证明了这点。不过，“公安+城管”的综合执法模式缺乏法律条款做支撑，突破了各执法部门单行法规所规定的执法权与管辖权限，是一种权力的越位。

　　其实，“公安+城管”综合执法模式之所以具有威慑力，是因为公安部门具有相关法律赋予的限定人身自由的拘押权。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我国治安管理处罚实行“一元制”的处罚体制，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权集中由公安机关行使，是对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尚不够刑事犯罪的处理惩罚。显然，对于那些各类流动商贩来说，如果没有发生暴力抗法行为，那么也就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应纳入治安管理处罚范围，应由城管部门依据城市管理条例进行行政处罚，而不该与公安机关共同执法与处罚。

　　对各执法部门来说，没有规矩难成方圆。事实上，城市管理所涉及的并非全部属于违法行为，大多属于违反城市管理条例的违规行为，比如流动商贩，以及乱倒垃圾等。违反城市管理的违法、违规行为，无论是执法主体还是处罚依据都属于城管部门的管辖范围，如果仅为了执法威慑力，采取“公安+城管”的执法方式，不仅缺失法律赋予的权限做支撑，而且混淆了执法主体与管辖权，突破了构成法律的规则、原则和概念三种要素。可见，“公安+城管”综合执法模式，虽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执法效应，但却是种用权力绑架法律的生搬硬套行为，产生的看起来很美的效果，只是种权力绑架法律后的变异，是“权力任性”的产物。

　　“公安+城管”的综合执法是权力逾越法律规范的权治模式，是“乏治”而不是法治。为了一时之需，置法律规范不顾，只会掐断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链，催生有法不依的法治生态，助长执法犯法的嚣气。之所以，政府要设置各司其职的执法部门，是因有分门别类的法律规范做支撑。仅为了短期效果，随意对法律规定的执法权、管辖权、惩罚权进行组合，背离了依法执政理念，是短视的“乏治”做法。文/赵茂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