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首现“八思巴文”楹联 藏身永登妙因寺(图)

    原标题：甘肃省首现“八思巴文”楹联藏身永登妙因寺

　　多吉羌殿

　　多吉羌殿联局部

　　寺门“双语楹联”

　　妙因寺寺门

　　7月下旬，甘肃省楹联学会一行赴我市永登县妙因寺考察期间，在该寺发现了三副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楹联。据楹联学会专家初步考证，这三副楹联很有可能是用失传的古老蒙古文字——八思巴文书写。据专家介绍，这也是我省首次发现遗存的八思巴文楹联史料，对于推进楹联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妙因寺对于老兰州人并不陌生，它位于我市永登县连城镇，紧邻着有“中国西部小故宫”之称的鲁土司衙门博物馆，为古时历代鲁土司奉养的“家庙”。妙因寺始建于明初的永乐、宣德年间，初名大通寺，后更名为妙因寺，为鲁土司衙门第三世土司鲁贤为祈禳消灾而建。由于连城靠近青海，又有汉、藏、土等民族杂居其间，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民风习俗，使妙因寺香火旺盛。历史上，五世、六世达赖，五世、六世、十世班禅等高僧大德，都曾在这里弘法，使该寺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在甘青边境的主要寺院之一，也是甘肃现存藏传佛教古寺中，除拉卜楞寺外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处。1996年11月，该寺同鲁土司衙门一起，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发现“奇特”的少数民族文字楹联

　　甘肃省楹联学会副会长王家安说：“妙因寺建筑保存的完整性，为我们发现少数民族楹联遗存提供了可能。在该寺，我们共发现了三副神秘的古文字楹联。”妙因寺殿宇规模宏大，建筑面积共约3200平方米，包括多吉羌殿（金刚持之意）、格尔衮殿（多吉羌护法）、嘛尼殿、却典拉章（塔尔殿）、德松桑吉殿（万岁殿）、措钦堆康（大经堂）、池康（禅僧殿）、琼拉昂（鸾王殿）等，所有建筑具有汉族传统建筑飞檐斗拱的造型特点，但是彩绘及砖雕纹饰，却都是蒙、藏等少数民族风格。主体建筑都是明清两代造就，包括门檐梁柱的彩绘，也都是明清两代遗物。

　　妙因寺寺门由一间正门和一间侧门组成，侧门为传统的中式对开的两扇大门，饰以藏传佛教彩绘。两扇红色的大门上，彩绘着两个戴黄帽、着僧衣的格鲁派喇嘛，类似于汉族地区的门神。门扇上方的门额，彩绘有藏传佛教金刚佛像及花卉，两旁则是一副黄底木雕的楹联。楹联上方用藏传佛教的宝珠纹饰缀起，下方用莲花纹饰托起，中间是整齐排布的文字。王家安告诉记者，这副楹联由少数民族文字和汉字共同组成。上下联上半部分都是少数民族文字，下半部分则是汉字对联：“佛陀驾临，现出祥光万丈；时轮开来，引度世界三千。”据楹联学会的专家推测，下半部分的汉字楹联很有可能就是上面少数民族文字楹联的“汉译”。

　　另一副楹联在多吉羌殿发现，该殿是妙因寺的主殿，它初建于明成化七年（1471年），为单檐歇山顶式，殿内供奉有诸佛菩萨金刚等72尊。妙因寺最早的藏语名即是“代塘多吉羌”，译为“大通城金刚持寺”。著名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曾在妙因寺居住讲学十余年。王家安说，令他们感到兴奋的是，多吉羌殿大殿正门两侧，彩绘着一副由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楹联。这副楹联为浮雕彩绘，蓝底黑字，十分精美。楹联长约1.8米、宽约21厘米，上下联各有七个团型文字组成，每个字图直径约15厘米，类似于常见的各种团型“寿字”，楹联还配有一条足有两米多长的横批。楹联上方为藏传佛教宝珠纹饰，共有11串宝珠像飞舞的帷幔，将楹联提起；下方为佛教建筑中常见的联花造型，双层六瓣，微浮雕刻画的十分精美。据当地文博人员介绍，多吉羌殿整体彩绘都是明清遗存，解放以来也未进行过大范围的修复。王家安说：“这副楹联整体已经很显斑驳，下联有三个字已经剥落难识，既体现了它的历史厚重感，也令我们为这处难得的楹联遗存现状感到担忧……”

　　第三处发现楹联的殿堂是万岁殿，又名德松桑吉殿，为明宣德二年（1427年）始建，重檐歇山顶的汉式建筑，其斗角勾梁和门窗，均饰以藏传佛教图式。殿中塑三世佛等。因明代时鲁土司曾于其中供奉朱元璋像，清代时供奉“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牌位，而得名“万岁殿”。万岁殿外部彩绘，底色是藏族地区常见的“藏红色”。王家安介绍，在门框两侧，我们发现一副用金色书写的微浮雕彩绘楹联。这副楹联文字同前两副一样，是一种同类的少数民族文字。并且楹联上方还有宝珠纹饰，下方依然是联花宝座的式样。与多吉羌殿联不同的是，这副联，文字之间没有断开，而是一串文字连缀写成，门额上方，依然配有一条藏语的横额。联幅较小，长约1.5米，宽约12厘米，保存程度比多吉羌殿较好。

　 　楹联文字是失传的“八思巴文”

　　王家安说，在藏传佛教寺庙发现了少数民族文字的楹联，我们第一印象这是藏文楹联。因为此前，在甘肃、青海、西藏多地，我们都曾见到过用藏文书写的楹联。但同此前见到的藏文楹联进行仔细对比，并请教有关藏文专家后发现，这三副联，尽管横额是藏文，但联文并不是藏文。后来，我们再查阅有关资料，并征求其他专家意见后达成基本共识，这应该是类似于藏文的蒙古古文字“八思巴文”。

　　众所周知，失传的八思巴文是元朝忽必烈时由“国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文字，世称“八思巴蒙古新字”，它的创制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当时蒙古人社会的文明进程。八思巴（1235—1280）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第五代祖师，他创建这种文字，受到藏文的很大影响，故而八思巴文中，也有一种“藏文体”，据记载，这种藏文体八思巴文，主要用于书籍的标题和寺庙碑文。

　　据了解，八思巴文属于拼音文字，共有41个字母。王家安说，我们考察中发现的这三副楹联，文字都是用横竖的曲折短线相互连接，和查阅到的八思巴文古字十分接近，其中一些字还能明显识别。历史上，八思巴文作为元代的“国字”颁布后，但其推广却受到很大阻力。除政治和文化传统因素外，主要是因为这种文字字形难以辨识，再加之在有的地方使用时还效仿汉字篆书的写法，这就更加剧了识别的难度。王家安说：“我们也发现，多吉羌殿联的书写，就很像汉字的篆书”。伴随着蒙元帝国的消亡，八思巴文亦被逐渐废弃，成为一种死文字，当今，能够识别它的人已经很少。

　　那么，八思巴文楹联为什么会出现在远离蒙古的藏传佛教寺庙？王家安说，其实并不矛盾。一则，蒙古族普遍信仰的正是妙因寺尊奉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因该派系僧侣戴黄色僧帽，故俗称“黄教”。二则，妙因寺本是永登鲁土司的家庙，而鲁土司其实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迁徙而来。明初，成吉思汗第六子阔列坚的玄孙脱欢，兵败流落河西，投靠明朝后，明廷封为三品土司，镇守甘青交界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并赐姓“鲁”。鲁土司就这样在永登相传了十九世，近六百年。虽然归顺了大明王朝，但他们的蒙古遗风依然是存在的。此外，创建妙因寺的第一世支家活佛，据记载就出生于内蒙古阿拉善王爷家，传为阿拉善王爷之孙。这样，由蒙古王族后裔建造，又由蒙古王族后裔喇嘛来主持的寺庙，出现蒙古族古文字楹联也就顺理成章。

　　为非汉语汉字楹联研究提供珍贵史料

　　多吉羌殿楹联，从口头流传到书籍文字均有记载。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喇嘛告诉记者，那副楹联的意思是：“雨著昙花龙归钵；风翻贝叶虎听经”。而据2013年12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连城史话》记载，其联翻译为：“昙花着雨龙归钵；贝叶翻风虎听经”。无论是哪种解释，都可以看出该楹联围绕着佛教这个主题，意义基本清晰；且意境优美，堪称佳作。

　　关于万岁殿联文，至今没有见过任何记载，当地人也一概不知，只能待进一步考证。而当地还有传说，说是这副联为清末一位秀才撰写。到底其作者系何人，目前已经难以考证。山门联有新刷油漆的痕迹，是否为古联，还有待进一步确定。但从多吉羌殿、万岁殿整体彩绘风格和保存现状，以及民间传说和文字记载来推断，这两副联至少应出现在清末民初时期。

　　我国是多民族融合的国家，传统的楹联文化也影响到各个少数民族。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创作了大量用本民族语言或文字书写的楹联，学术界将其统称为“非汉语汉字楹联”。如比较熟知的藏族藏文楹联、回族阿拉伯文楹联、白族白语楹联、纳西族纳西文楹联、傣族傣文楹联、东乡族东乡语楹联，以及蒙古族蒙古文楹联等。这次发现三副八思巴文楹联遗存，丰富了非汉语汉字对联研究。著名非汉语汉字对联研究专家、中南大学余德泉教授就曾指出：“非汉语汉字对联，是对联家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非汉语汉字对联都搞清楚，是对联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即使其他方面都研究好了，只要这个板块还没有研究好，对联的研究任务就不能说已经完成。”（《余德泉对联文论》）。目前只在我国南方个别少数民族聚居区，发现了零星的民国及以前的非汉语汉字楹联遗存。如在贵州毕节发现过一处清代的彝文墓碑楹联。而且，北方少数民族楹联遗存一向少见。此次发现，不仅是非汉语汉字楹联的珍贵史料，也是首次发现遗存的八思巴文楹联史料，对于推进楹联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省是个多民族杂居的省份，各民族、各教派历来和睦相处，文化借鉴融合。地处藏族自治州的舟曲县，成功打造成为我国西北高原地区第一个国家级楹联文化县，依托舟曲地区的藏文楹联创作十分繁荣。如今，在永登又发现的古代八思巴文楹联遗存，又进一步丰富了我省非汉语汉字楹联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