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复苏放缓 转型成为亚太共同选择

　11月9日，作为APEC会议周的重头戏之一，为期两天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在 北京 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借此良机，本报记者邀请到了世界银行中国局高级经济学家司克礼，谈谈他眼中的亚太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改革。

　　记者：本次APEC会议首次提出了“促进经济的创新、改革和增长”的概念，这反映出亚太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复苏放缓的大背景下，正在努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您看来，世界经济现状如何？APEC成员国面临着怎样的共同挑战？

　　司克礼：当前全球经济环境下，APEC成员国主要面临两个挑战。首先，全球经济复苏虽然已经启动但是还很脆弱，下行风险犹存。世行预计，2014年全球经济将增长2.6%，相对于2013年的2.4%来说，增长并不明显。在发达经济体中， 美国 的复苏动能最为强劲，但在其他高收入国家，例如欧洲，经济增长几乎停滞。若排除今年预测到的一些负面因素，2015年至2016年经济活跃度将在美国的带动下有所增强，并相应地拉升其贸易伙伴的出口量，其他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速也会稳中有升。但是，我们预计全球贸易增长幅度将继续低于历史平均值。

　　其次，全球金融环境也将更加紧张。全球利率的突然上涨并非没有可能，这与美国政府推出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导致全球金融环境的愈加紧张有关。一旦美联储启动 加息 ，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可能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总的来讲，未来政策环境不明朗有可能导致市场反应过激、波动加剧、汇率超调等情况出现。市场预期的突然变化也可能导致资本流入缩减严重高于预期，导致市场动荡。

　　记者：这次会议提出要在蓝色经济、绿色发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城镇化等方面开始务实合作。您对本次APEC会议在“为寻找复苏乏力的经济寻找新的增长点”方面有何期待？

　　司克礼：事实上，很多中等收入的APEC成员国的境况都比较类似，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即旧有经济模式下的红利逐渐丧失，现行的增长策略变得不再适用。很多APEC国家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下降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放缓是相一致的，都在经历二次转型，即从工业到服务业的转型。但值得注意的是，二次转型过程普遍较长且带来的增长较少，这主要是因为服务业与工业生产力的差距要小于工业和农业。此外，全球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也意味着伴随外部需求的萎缩，国内消费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因此，若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只能通过转型，找寻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这正是本次APEC峰会紧紧围绕“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改革与创新发展、互联互通”等三大热点议题展开的意义所在，最终目的在于实现亚太地区的共同繁荣。因此，我希望本次峰会能在转型、发展等议题上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

　　记者：中国正处于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期，“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已纳入国家的战略考量，您对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怎么看？它能否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司克礼：在挖掘亚太经济未来发展 新动力 ( 310328 , 基金吧 )方面，APEC北京峰会明确了“经济改革、 新经济 、创新增长、包容性增长、城镇化”等五大支柱，其中就有城镇化。目前，中国城镇化进程总体来看非常成功，但已行至十字路口，这主要归咎于经济转型还未真正完成。在我看来，下个阶段的城镇化进程所面临的环境与30多年前截然不同。中国已经是个中高收入国家、全球最大的生产国及出口国。现阶段，经济增长动力将取决于资源的有效利用，而不再是简单的资源流通。

　　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应该着眼于强化城市群的经济集合效应、专业化分工带来的规模效应以及通过资源流动实现的生产要素的合理分配，这样才能更好地支撑经济增长。尽管在某些地区依然可以通过跨地区与跨行业的劳动力资源调整来带动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还将来自行业内的生产力的进步和提升。能够有效加强城市群、专业化分工及资源流通的新城市化发展战略需要全面整合土地、劳动力及资本市场。政府的角色必须要转换，更多依靠市场调节来实现生产资料分配，特别是土地及资本分配。对于一些私人市场更能发挥优势的市场，政府应主动退出。户口政策也要进行相应调整，使外来劳动力更容易融入城市环境。

　　记者：您主笔撰写的最新版《中国经济简报》中，提到了三大下行风险，即房地产行业风险、地方债风险以及外部环境对出口的拖累。除此之外，报告还特别关注到金融领域，认为短期最主要的挑战在于加强金融部门的市场纪律。在您看来，在中国经济再平衡过程已经取得了哪些成果？上述风险是否长期存在，政府还需采取哪些进一步的措施化解这部分风险？

　　司克礼：通过前期政策调整，一些有利于实现稳健经济增长的措施已经初见成效。具体来说，对于收紧贷款增长、抑制资本过剩、内化工业污染损失、控制政府公费花销等方面的政策力度在2014年都有显著提升。这些努力有效缓解了对于投资和贷款的依赖。但是由于房地产市场依然处于调节期，消费者信心偏低， 消费增长 依然乏力。

　　之所以特别提到加强金融部门的市场纪律问题，即如何将资源从产能过剩的部门重新分配到具有较高增长潜力的部门，是因为只有重视对这方面的市场监管，政府才能具备一定的缓冲空间来避免债务的无序扩张。目前看来，占GDP总额55.5%公共债务是正常水平。同时，这也为在经济增长下行过程中使用额外经济激活手段提供了足够的财政空间。此外，通过加强市场监管，金融机构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也会加强。总之，虽说中国有充足的缓冲资本储备（Reserve Buffer），但是如果针对金融部门的监管失败，将会导致更严重的资金错配，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环境恶化，加重经济下滑风险。例如，即便有足够的政策性缓冲，如果对债务到期而无力偿还的公司延长还债期限，此行为不仅损害到金融机构的利益，而且也拉低了社会生产力水平，阻碍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