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书·买书·搬书
余秋雨在《藏书忧》中写道：“学问不会遗传……总而言之，老学者的丰富藏书，对子女未必有用。”那些经过你圈圈点点的名著，在你葬身黄土后，不知亲人们如何处置。
我念小学的时候，买的第一本课外书，是《雷锋的故事》，其实是老师出面收钱，从新华书店取来的，人手一册，没有炫耀的资本。以后，不晓得从谁的手里借了一本薄薄的《鸡毛信》，竟然不知道它的体裁叫小说，情节大致和电影差不多。仅仅看了一遍，就物归原主。五年级时，偶尔有点“私房钱”，便买了一本介绍语文基础知识方面的书，有关诗词平仄的知识十分枯燥，有些修辞手法的示例，还能一知半解地读一读。考上山外的初级中学，从校友那里一下借来了两本书，一本叫《历代诗歌选》，一本是《普希金童话诗》。后来还借阅了《封神演义》、《杨家将演义》、《说唐》、《三国演义》、《水浒传》（七十一回本）等，要得急的，写完作业后，在煤油灯光下快速阅读，看到滑稽的情节，忍不住嗤嗤笑出声来，吵醒了打呼噜的父亲，喝令我熄灯就寝。第二天上学后，在历史、地理、生理卫生课堂上带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悬念，双手捧着“闲书”，将头耷拉下来，继续看下一回，被地理老师不点名批评了一通，赶紧悬崖勒马，收心学文化课。篇幅长、不急于索回的小说，就利用两个假期抽空阅读。语文教材收入了一篇袁枚的《黄生借书说》，那实在是住茅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穷知识分子的理论。当时没有复印机，要手工抄录一本厚书，一是没有纸张，二是没有时间。梁园虽好，终归是人家的。所以，借到一本好书，虽然爱不释手，却不敢据为己有，认认真真地读一遍，按君子协定归还书的主人。初中阶段，我只买过连环画和教辅资料，注重学课本知识，突出读书的功利性。考进师范学校后，从生活费中抠出些零花钱，开始零星地购买了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蘅塘退士编辑的插图本《唐诗三百首》、安旗著的《李白传》等至今还妥善保存的好书。那正是上世纪中国人求知欲强烈的八十年代，新华书店搞承包经营，店员骑着农用三轮车送书上门，一些好书被同学及校友们抢购一空。我从一位爱好文学的同窗那里借来歌德的中篇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看得相当投入痴迷，仿佛我也是被失恋打倒的维特，感染上了他爱而不得的烦恼。我体会到开卷有益这句成语的妙处，赞同完善自己的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的读书观。一有出外的机会，差不多都要买些书和杂志。如果不是因为手头拮据和住房空间狭小而便宜处理掉一部分，现在能码三大书架。2001年3月，经岷县图书馆申报，我家被甘肃省知识工程领导小组授予“优秀读书家庭”称号，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我的藏书，由于种种原因，显得良莠不齐，有正版的，也有盗版的；有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也有内部发行的。我买的图书，最满意的要算乾隆年间蘅塘退士编辑长春古籍书店复制的《唐诗三百首》、护花主人评点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一百二十回本《石头记》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西厢”，全系繁体竖排本，图文并茂。藏书多了，读书的心情却浮躁起来，站在书架旁边，一会儿仰视，一会儿俯视，竟拿不定主意看哪本书。即使从摩肩接踵的队伍中用力抽出一本，匆匆浏览几篇，又让它归队。有些时候，又觉得拥有一两架书，胸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充实感。
工资低的时候，根本挪不出买书架或者书柜的开支，只好装在纸箱里，一箱摞一箱地码在门背后。我曾对爱人说，“我们家也是书‘箱’门第”。房子是租赁的，多为南房和西房，很少沐浴阳光，闲暇时光在院子里铺上塑料或纸板，晒晒那些敝帚自珍的文化“遗产”。小心翼翼地撕开粘合在一块的纸页，拉展卷角，缺少封面封底的，再用牛皮纸裱褙上，写下书名和作者。好不容易等到散发尽霉味，赶紧收拾起来，担心碰上房东或串门的客人，说我有夸耀几本破书的嫌疑。再就是辗转反侧的夜晚，听见房间里有嘶嘶啦啦的响声，赶紧拉亮电灯，打开书箱，检查有没有老鼠在“咬文嚼字”。我读了若干年书，过的是吃不饱饿不死的生活，尝尽了寄人篱下的赁居滋味，让心爱的书籍报刊也受尽了委屈。
2005年秋天，我有了自己的房子，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五楼。以前搬家，都是从平房到平房，家具和零碎装三车，书装一车。有人追到跟前，问卖啥价钱，知道是些破书后，用鄙夷的眼光扫了我一遍，失望地走了。那时候搬家，都是雇佣拉脚的，不用我出力。为节约运费，我借来一辆卖菜的三轮车，拉到楼底下，抬完十多箱书，瀑布似的汗水打湿了白衬衫，眼睛也像水帘洞，模糊得睁不开来。我体验到了孔夫子搬家的疲惫感。这使我不得不思考，这些藏书真的能使人茅塞顿开，给人智慧吗？它们的队伍中有没有人为的文化垃圾（譬如我自己掏腰包印刷的那几本），不然它们何以像尸体那样沉重。
余秋雨在《藏书忧》中写道：“学问不会遗传……总而言之，老学者的丰富藏书，对子女未必有用。”那些经过你圈圈点点的名著，在你葬身黄土后，不知亲人们如何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