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市”的资本市场要“宽进严管”

　　中国兰州网11月14日消息  据中国经济网报道，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在“法治经济”下，要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从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实践看，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核心功能，本质上是通过市场交易关系实现的。处理资本市场的利益关系，必须采取规则治理和法律治理的方式。资本市场在“依法治国”推动下将如何治理，“新常态”下建设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在技术和法律层面还需要做哪些工作？目前现行的《证券法》还需要完善哪些内容？从执法层面如何杜绝“老鼠仓”？对投资者的保护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完善？中国经济网就这些问题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刘纪鹏。

　　中国经济网：关于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你最关心哪些问题？印象最深刻的新提法有哪些？

　　刘纪鹏：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依法执政、依法治国，在市场上就是体现为依法治市，彻底扭转上市公司在上市监管、退市一系列过程当中的人情关难过、腐败等不依法治市现象。

　　中国经济网：法治建设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建设之一，你曾提出过“依法治市”的概念，能简单描绘下吗？

　　刘纪鹏：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还有很多行政审批的职能，行政审批产生的政策和市场经济中的法律之间孰轻孰重？发生冲突应该遵守谁？我认为应该走入法治。所以我们说依法执政、依法治国，首先是对这些政府部门而言。中国证监会是一个市场监管部门，是市场的监管者。就像一场足球比赛中的裁判，裁判处理比赛和证监会监管市场一样，它要维护市场的公平和效率，因此就必须严格执法、公平执法、透明执法。所以我说依法治市，就不要这么多的暗箱操作、人情关。

　　中国经济网：当前舆论和市场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讨论比较多，你认为“新常态”下建设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在技术和法律层面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刘纪鹏：“新常态”对中国的资本市场来说，应该是今后私募非公开市场业务将会占据很大的比例，“新常态”下证监会的监管模式将和过去“重审批、轻监管”转变到“轻审批、重监管”上来。过去总是强调入口，就是我们说的“严进”，而忽视中间的监管，而且从来不对市，就监管模式而言就是“严进宽管”。“新常态”下要改变监管模式，应该做到“宽进”，就是市场化选择。“严管”，要严格中间监管，就是依法治市，不讲情面。该退市就得退市，不能“恶炒乌鸡变凤凰”，搞得乌烟瘴气，该香的不香、该臭的不臭，股民损失很大。

　　中国经济网：目前现行的《证券法》还需要完善哪些内容？

　　刘纪鹏：关于现行的《证券法》，首先证监会和交易所的关系要明确，特别是在注册制下，要对其职能进行不同的调整，比如说交易所该管什么、证监会该干什么，交易所是不是证监会监管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证券法》的修改要围绕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要转到更多的市场化来，继续发挥决定作用。由审批制转到注册制，这里面要做一系列的调整，像交易所跟证监会的分工，今后交易所可能是在“上”这个环节要承担主力任务，要承担过去的所谓核准、审批的职能。证监会要换成监管，牵涉到审核任务，监审分离。所以《证券法》的修改，要紧紧抓住交易所跟证监会的关系，以及证监会的职能做文章，我觉得这将会有新的突破。

　　中国经济网：有人认为由于违法成本较低，而使得资本市场上“老鼠仓”等侵害投资者的违法犯罪行为屡禁不止，你认为从执法层面要做哪些改进？

　　刘纪鹏：首先监管部门要重视二级市场的监管。其次要加强加强监管队伍和监管手段，要给证监会更大的监管权力，就是在技术手段、法律手段上，要杜绝内幕交易“老鼠仓”。再次就是要正确划分行政处罚、经济处罚和刑事处罚的关系，要使证监会和法院、检察院、公安部门形成合力，出手的力度要大，要形成威慑，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执法要严格、执法要公平，绝不留情和手软，我想只有这样才能消灭“老鼠仓”行为。当然，对某些规定要敢于做调整，紧紧抓住内幕交易这个关键环节。

　　中国经济网：随着我们金融改革的推进，不可避免会在某些领域出现投机，大量的投机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危害改革。你从专业的角度分析下，在减少纯粹投机性交易方面，中国是不是有必要出台“托宾税”？

　　刘纪鹏：关于投机行为和“托宾税”的问题，现在股市起不来、资金回赎压力很大。对股民来讲，上海的大盘蓝筹股又炒不动，都跑到深圳去炒小盘股，所以庄家横行，庄家时代回来了，投机现象就很严重，但他们为了市值你没办法。“托宾税”对于短期交易、投机行为，在中国来讲，目前还不是这个现象，所以我觉得并不成熟，关键是解决制度性问题。

　　中国经济网：我国的资本市场监管中，投资者保护是重中之重。尽管现在保护投资者的呼声高涨，但是很多具体措施依然没有落地。你认为，对投资者的保护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完善？

　　刘纪鹏：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应该把保护中小股东的行动落上实处，比如说必须要强调保护投资者是重中之重，要解决“谁是中国股市上帝”的问题，不是发行者、不是上市股东，而是投资人。所以敢不敢提保护投资者的关键，是不要再开展对投资者教育，而要开展对发行者教育。现在发行者就是以上市公司为主线的一系列中介机构，比如说券商、比如说资产评估、律师、会计，还有交易所，这些都是发行者，这个链条上都应该接受教育，让其知道谁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谁是他们的上帝。(中国经济网记者王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