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诗亦忌随人后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每天都要阅读大量的诗歌。常常,上一首诗还在深情款款地慨叹“爱情的战场,从来都是兵荒马乱”,下一首可能就在思考“到底该怎样活着才能使走肉拥有魂灵”。口语诗把意义的摩天大楼拆解成日常琐事的碎料堆,学院派则踩着修辞的风火轮,翻起了五花八门而又高深莫测的筋斗。新诗通过近百年的探索堆垒起来的历史经验与可能性在方寸之间交缠,无法不用五光十色来形容拔地而起的这些分行建筑。
然而,形色纷纭的背后也暗藏尴尬。乍看上去,有的诗设词圆通,弓马娴熟,很像那么回事,但它旁边常常突然站出数十首、上百首类似的诗来,一时间高下难分,工拙莫辨。有的诗情思饱胀,境界高华,然而翻出前人诗集才知,十年二十年前人们便已这样写了,此君不过花样翻新甚而只是鹦鹉学舌罢了。
黄庭坚说过,“文章最忌随人后”。消费品和艺术品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满足我们实用的需求,可以重复消受而不厌倦,后者则诉诸形而上的精神审美层面,稍一重复就令人胸闷气结。人类的文化艺术无时无刻不在与时俱进,中国古典诗词经历了由《诗经》到楚辞、由古体到近体、由诗到词到曲的种种嬗变和掘进,新诗作为对古典诗词的一次大刀阔斧的变革,自然也必须不断创生出新鲜的、独出心裁的活力机制。一部中国新诗史如一架无形的漏斗,旷日持久地筛选着一个个诗人的灵魂活力和语言生机。多少才华横溢的诗人都从那过于宽阔的斗嘴处倾泻而下!不加省察的才华也许炫目,却往往遭到浪抛虚掷,有时候,即便你站在了整个时代的中心,也可能在世易时移之后被轻易地淡忘。而那在黑暗中踽踽独行的开拓者,却可能突然领受了一束追光。
中学时,我读汪国真、席慕蓉便能欣然忘食,那种满带着忧伤与惘然却仍怀抱热望的青春情绪堪称丝丝入扣;年纪渐长,开始迷恋顾城;再后来,旁及百家,海子热烈诡谲,西川瑰丽雄奇,欧阳江河词华典赡,臧棣技艺超群,王家新敦厚沉郁,于坚自然本真……每一位被诗歌史观照的诗人,都有其独树一帜的个性和范式。这便是艺术创新的魅力。好比登席用餐,一桌菜肴各擅胜场,才能让人应接不暇,大快朵颐,如果一桌摆的全是同一个菜,即便美味如熊掌鱼翅,也难免让人意兴阑珊。可惜的是,很多诗歌写作者不明白这个道理,眼看第一道菜上桌之后大受好评,便婢学夫人,把自己扭捏成同样的菜式。
永远如此,少数人开天辟地,多数人因循守土,诗坛的慵懒与惰性挥之不去。这当中又有区分。有的人囿于才华,有心无力,更多人困于眼界与格局,胸中缺少诗歌史的框架和脉络,压根就没产生过戛戛独造的想法,一辈子顾盼自雄,在别人嚼烂了的东西上做文章。不幸的是,与之相协的评价体系在诗坛还颇有市场,于是顺理成章地产生了更多拥趸,大家一起戮力同心,叠床架屋。
毫无疑问,当下我们的诗歌评价体系还有很多需要校正的地方。这或许是一个永远无法完成也无需完成的议题——系统中存有恰当的缺憾(作为系统不可或缺的部分),反而有可能成为自我完善的内驱力从而达至某种意义上的良性循环。诗歌写作中的创造性力量,或许并不需要一个毫无阻滞与冲撞的生态环境。在任何危险的境遇中,它都应该具备自我改造和发展的能力,这才称得上是一种有冲劲的健康的力量。
当下的诗人应当庆幸,在古典诗词几近变化途穷之际,新诗横空出世,裹挟着一整套的文化活力和价值伦理,打破并革新了旧有的文学规范和评价体系,为我们呈现出一片迷人的蓝海。这是唐宋以后多少诗人梦寐以求的拔新领异、去除遮蔽的机会,如同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为我们所共享。若辜负这样的机会,简直是一种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