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谣入刑是信息社会“标配”

    很显然，这个法律的出台，已经不仅仅针对靠运营获利的自媒体，也不仅仅针对微博、微信中的所谓“大V”，而是包括了所有自媒体的拥有者、使用者，即便是普通网友，不但不能制造和传播谣言，而且对网络上的各种信息也要仔细甄别、谨慎转发，一旦因为转发虚假消息、网络谣言而触犯法律，也可能面临同样的严厉处罚。

    从早前的阮玲玉之死，到近期韩国明星频繁自杀，谣言在很多时候都是致命的杀手，每个时代都有人因此冤死。而这种“杀手”的出现，在网络时代只会更加容易，包括每个只是对谣言好奇的人，他们最初可能只是谣言的“受众”，如果不加限制，就会成为谣言产生的基础。

    人的素养和目的不同，谣言在任何时代都会有，所以才有“谣言止于智者”之说，与之相比，对谣言的传播途径进行管制，显然比管制住源头要更可实施，也更有效，否则，所有的人都可以是潜在的受害者，这个先例已经在之前的“朋友圈卖面膜”阶段显示了出来，已经在提示我们，新的人文环境中，需要有与时俱进的法律保护。

    随着微信使用的普及，“朋友圈”出现了，原本是让亲朋好友之间相互交流时更便捷，但通过“朋友圈”刷屏拉票、卖东西、求转发的现象，已经让人不堪其扰，卖面膜只是一例，原本是想借助高科技拉近人之间的距离，却被这种功利性的信息占据了，“朋友圈”中朋友也变得越来越疏远了。

    这一点让人想起以前的保险和现在的直销，人们对直销乃至最初保险的抵触，不是针对其产品和内容，而是因为当初推销者借助的手段，通俗地讲就是“杀熟”，把感情当成营销工具，每个被营销者自然会本能地感到自己的感情和信任被利用，情感的交往充满了功利性，由此产生的反感和抵触其实也是大家对自身情感的保护，从这个角度上说，传谣入刑，是从社会层面以法律的形式对每个人的保护，大而言之是对整个社会稳定性的保护。

    时代发展到任何阶段，稳定和和谐都是社会进步的最基础保证，为了保证这一点，以法律的手段管住口舌之快，管住不负责任的妄言，是现代人身体力行的责任和能力，也是信息社会中该有的“标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