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安，到敦煌(上)(图)
原标题：从长安，到敦煌(上)(图)
“敦煌”本为西北民族语言的音译，最早出现在《史记》中，但后世文献常作“燉煌”，赋予其“开广西域”之盛名。作为西北政治和佛教艺术的中心，敦煌是世界上历史悠久、自成体系的四大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伊斯兰文明、华夏文明的交汇之地，而具备这一独特地域文化特征的，只有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季羡林语)。然而，追寻千余年间敦煌的历史足迹，探究藏经洞文献和石窟艺术所呈现出的“文化生态”，一条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在丝绸之路广泛传播并在敦煌居于主导地位的历史轨迹，清晰可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萤爝不息—世家大族播撒的文化火种。
据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汉代敦煌为沙漠绿洲。自西汉设立河西四郡后，敦煌遂成为南、北两条丝绸之路的“咽喉锁钥”。随着内地移民的迁入，带来衍溉、楼犁等先进的生产技术，敦煌成为以农耕为主的社会，人口激增。东汉末年和继之发生的西晋永嘉之乱，致中原板荡，干戈纭扰，但河西保持了近二百年相对安定的局面，如时谚所称：“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壁观。”在此背景下，“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晋书·张轨传》)，拥有深厚家学传统和优雅门风的汉魏名族，纷纷从两京西迁敦煌并逐渐繁衍滋盛，他们在官学凋萎之时，保存并发扬了家学，给河西带来了中原文化，使儒学在敦煌广泛传播。如长安名儒朱宠的弟子张奂，举贤良，游太学，晚年隐居敦煌，传授儒学，门徒千人(《后汉书·张奂传》)，其子张芝更以草书闻名，据说他临池摹写，水为之黑，后人为之立庙、建池以纪念。据敦煌文书《敦煌名族志》，西晋敦煌曾涌现出“五龙”，即索靖、氾衷、张甝、索紾、索永，以及宋纤、氾腾、郭瑀等一批博通经史的学者，他们或入太学，或著书立说，或聚徒讲学，有些人的著作甚至流传到了南朝。十六国时期敦煌的统治者，也多用儒士，倡儒学，如李暠在敦煌设立官学，广招生徒。总之，东汉以降，中原汉魏之文化传统保存于凉州一隅，逐渐积累丰厚，使儒家传统学术得以延续，敦煌及众多来自河西的学者，在北凉、北魏、北齐任官，直接参与了北朝至隋唐典章制度的建设，河西文化这一支派，蔚为大观，在隋唐礼乐文明的“三大因子”(即北魏、北齐，南朝，西魏、北周)中占有重要地位(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二、有效治理—文化昌盛的政治保障。
隋唐国家统一，国力昌盛，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当时，丝绸之路在汉代基础上又增北道，即从伊吾(今哈密)越过天山，沿草原之路西行经过铁勒、突厥等游牧民族地区，一直到达东罗马，而敦煌仍是三条丝绸之路的咽喉。中原与西域各国间经济、文化交流空前繁荣，外国使节、商旅越葱岭而东来，内地僧侣入流沙而西去，熙攘于途。唐初敦煌为沙州治所。657年，唐朝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四镇，西域诸国纷纷归附。“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资治通鉴》卷216)。据《沙州都督府图经》和敦煌博物院藏《天宝年间地志残卷》，当时的沙州人口繁盛，渠道纵横，驿站栉比，商旅云集，农业经济高度繁荣。敦煌立有孔子庙堂，有州、县官学，设有五经博士、助教与生徒百人，同时还有医学博士和生徒。此外，还有私学。这些学校讲授的儒家经典，与首都长安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藏经洞中发现的六朝至唐五代时期的儒家经典写本，有《周易》、《尚书》、《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榖梁传》、《诗经》、《论语》、《孝经》等九种、三百余件，还有相关的音注、传疏类书籍。敦煌学郎留下的稚拙笔迹，传递出中原文化在敦煌教育中的主导地位并广泛传播的历史讯息。文学的发展亦如此，敦煌儿童的习诗写本数量惊人，而名家诗作如韦庄长诗《秦妇吟》在藏经洞就发现了10个写本，时间最早的，是哀宗天祐二年(905)学郎抄本，此时韦庄尚在世，足见其诗在敦煌的流行程度。
唐朝对敦煌的政治统治长期而有效。在莫高窟藏经洞和新疆吐鲁番，发现了很多唐代公文，其中不乏珍贵的法律文件，如《论事敕书》和《开元水部式》残卷，就是唐初敕书的实物和水利管理法规，是研究唐代三省六部制度和法律的重要文献。安史之乱后，唐朝疆域剧烈收缩，“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白居易《西凉伎》)。吐蕃乘机占领陇右，统治敦煌长达70年。851年，沙州大族张议潮率领各族人民起义，收复敦煌等地，唐廷在沙州设归义军节度使，统辖河西、陇右。在归义军政权存续的两百年间，大部分时间内奉唐正朔，敦煌仍保持了汉文化的主导地位。
三、书仪、蒙书与节俗—生活中的礼乐文明。
“书仪”即“书翰仪体”，出现在东汉以后，是士族为标举家学、家风在书信格式上别出心裁、标新立异的产物，如琅琊王氏、东晋丞相王导曾孙王弘，“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宋书·王弘传》)。此后，书仪内容逐渐扩大为社交礼仪和四时祭享仪式。而随着士族的兴盛，书仪影响愈广，“上自天子，下至庶民，各具一例，简而适用”(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一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书仪不仅下及庶民，甚至也通过丝绸之路广泛传播。在敦煌遗书中，不仅有120多件汉文书仪残卷，还有于阗文书仪。在其中，尤以中唐杜友晋撰著的十余种《吉凶书仪》和《书仪镜》残卷最为知名。杜氏是东汉豪门，关中名望。据唐末宰相郑余庆回忆，唐后期流行的吉凶仪制，大约有十几家，唯独京兆杜氏书仪最受欢迎，已流行数十年之久，在礼仪活动中起着示范作用。而据现藏于日本正仓院、公元756年日本光明皇后献纳给东大寺卢舍那佛的太上天皇遗物中，有《杜家立成杂书要略》一卷，其内容为书翰仪范，涉及邀请、节日、宴享、慰问等社交礼仪，与敦煌杜友晋书仪的内容十分相似，故有学者推测，杜氏书仪或由遣唐使或求法僧人传到了海外。
藏经洞中还有二百余件隋唐五代及归义军时期的蒙学读物，也颇能反映中原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巨大影响力，其中有《太公家教》、《急就章》、《百行章》、《兔园册府》、《千字文》等，甚至还有汉藏文对译本的《千字文》、《开蒙要训》，这些多从中原传入的儿童启蒙教材类书籍，是敦煌文化教育的基础部分，其中儒家所信奉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等核心价值，与知识传授融于一体，通俗易懂，甚至在吐蕃占领时期，此类书籍所宣扬的纲常观念也得到广泛的接受。
节俗是文化的重要体现。敦煌的民间节日带有鲜明的中原色彩，如中元节、寒食节等，内涵、形式与中原节俗无异。敦煌官方有社稷坛二所，春秋二时举办祭祀活动。同时还供奉土地、风伯、雨师等传统民间神祇。民间社团也举办据传统春秋二社而进行的春秋局席等活动。藏经洞还出土了部分《驱傩文》。驱傩是一种驱疾禳灾的古老习俗，文献记载最早见于《论语》，唐官修《开元礼》也有此礼，属源远流长的中原传统仪式。敦煌文书记载了岁末民间的驱傩活动，虽有信奉祆教的粟特人参与，但文称“驱傩圣法，自古有之”，驱傩人群以“迎取蓬莱七贤，屏及南山四皓”为口号，表明敦煌民间信仰中的中原文化蕴意。
作者：王力平 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古籍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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