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额信贷到普惠金融

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秘书长白澄宇表示，中国小额信贷发展得不如一些其他国家好，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少一套明确的、可以有效实施的、能推动小额信贷和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以及相配套的监管制度。那么，“小额信贷”究竟该作何定义？对其的监管有何不足之处？国外有何经验可资借鉴？

　　上述问题的答案，尽在第四届亚洲微型金融论坛(AMF)参会嘉宾的脑中和嘴上，但更需要未来的每一位亲历者亲手给出

　　中国小额信贷仍处起步阶段

　　随着服务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拓展，小额信贷的概念已经从最初的“小额信贷”，变成“微型金融”，再到现在的“普惠金融”。

　　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秘书长白澄宇指出:“最初，小额信贷是给穷人提供信贷服务。后来发现，信贷服务难以有效解决贫困问题。事实上，穷人不仅需要信贷，还需要储蓄、 保险 、支付等业务，因此，小额信贷演变为微型金融，即针对贫困人口的各种金融服务。现在又发展到普惠金融，不仅针对最贫困的人口，贫困人口并不完全独立，而是跟其他信贷市场相关。贫困人口也会发展壮大，需要金融机构围绕着低端市场提供一整套金融服务，包括产业链金融。普惠金融实际上把小额信贷扩大到更广阔的领域，覆盖面更大了。宗旨还是:要向低端市场进行渗透。但在渗透过程中，不仅为穷人服务，也为小微企业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帮助它们成长壮大。”

　　从国外经验来看，小额信贷到微型金融、普惠金融，反映了对金融服务理解的不断进步，三者都是提供金融服务的有用工具，近年来，虽然微型金融机构蓬勃增长，但其实不能满足全部需求，小微借款主体不只需要信贷，还需要其他服务，如所罗门群岛农民，很多人拿到信贷也很难维持可持续发展，因为他们面临种植的产品缺乏销售渠道等难题。很多人并没有享受全面信贷的好处，如有些移民想要汇款到 太平洋 ( 601099 , 股吧 )地区，汇款金融服务就是他们的需要。葬礼费用也可能是家庭非常大的负担，他们需要保险服务。

　　 印度 格莱珉资本首席执行官罗伊斯顿(Royston)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贷款市场利率的变化、微型金融机构自身发展隐藏的危机、微型金融机构能为社会最底层带来怎样的服务、微型金融机构是否只能通过盈利才能实现发展的目标、微型金融机构的社会层面认可度如何，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微型金融机构的发展。普惠金融需要在更多层次上向社会提供金融服务。如果微型 金融行业 的这些方面的优势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彰显，就会获得更好的社会发展环境。因此，从微型金融过渡到普惠金融之路漫长。

　　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表示，目前在中国主要存在两类小额信贷机构。一类是由纯商业资本发起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以中、小、微企业或城市白领精英阶层为主要服务目标，平均单笔贷款额度超过100万元，被称之为商业小额信贷机构。另一类是以NGO形式存在的小额信贷机构，也包括一些由NGO转型或发起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这些机构以农村或城镇的贫困群体为服务目标，平均单笔贷款不超过10万元，被称之为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

　　“此外，在中国不少的大型传统商业银行也号称在开展小额信贷业务或小微金融业务，最高单笔贷款可达到2000万元。另外，最近几年势头很猛的 互联网金融 P2P也被纳入中国小额信贷的行业范畴。”段应碧表示，由此可以看出，目前在中国关于小额信贷的定义与国际范畴的小额信贷定义是有很大差别的。

　　白澄宇也指出，中国的小额信贷与国际不接轨，“国际上小额信贷仅为当地人均GDP的3—4倍。”

　　不接轨不只体现在贷款额度上，还包括信贷理念。“国内大部分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做的是"中小企业贷款"，并不是小额信贷。很多贷款还是依靠传统的抵押手段，这跟小额信贷的理念是不一致的。更别说社会责任了。”白澄宇说。

　　白澄宇认为，在国际小额信贷话语体系内，中国的小额信贷近几年虽然发展很快，但还在起步阶段。

　　小额信贷发展空间巨大

　　段应碧指出，中国目前对于小额信贷行业的定义不清，导致政府部门对于小额信贷的扶持和监管政策不明朗、不统一，使整个小额信贷行业处于浑沌发展状态。他认为，各类形式的小额信贷机构都有存在的必要和很大的发展空间。不同的市场需求主体有不同的生产生活特点，需要有相应不同的金融服务模式和产品。

　　“受中国金融准入和监管政策的影响，低端的金融服务市场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段应碧指出，相对于中国一亿多贫困农户来说，光有一个中和农信是不够的，应该研究如何鼓励和推动更多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的出现和发展。

　　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副局长孙天琦指出，就普惠金融的目标客户—小微企业而言，无论是从自身多样性的角度，还是从政府或金融机构的角度看，小微企业发展都面临很多问题。

　　首先，小微企业自己有一定的弱点，技术含量不够高，收益和绩效不够稳定，缺乏能够获得信贷评分的资本，信贷记录不全、不充分，抗风险能力比较有限。因此，传统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进行信贷资质评估并贷款，确实有困难。很多小微企业可以按自己喜好编制财务报告，让人很难辨别真伪。孙天琦介绍道， 央行 金融消费保护局建立了一个数据库，该数据库显示，很多小微企业主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也缺乏学习资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了解如何向金融机构获取服务和资金。而且，小微企业会更多地寻求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很难获取新的融资渠道，比如通过非实体资产的担保进行融资。

　　“在最近几年中，对小微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已经有了提升，但仍存在问题，如融资成本进一步提高了。一个原因是小微企业盈利比较低，而银行审批权限有限，特别是在村镇一级。有些银行采用统一的、没有灵活性的贷款标准，但绝大多数小微企业很难达到这一标准。商业银行没有很多权限来审批小微企业贷款，这与贷款客户经理业绩挂钩。所以，我们在制度上给予的支持还不够。”孙天琦说。

　　还有一些小微企业的抱怨非常典型:小企业不能从银行获得贷款，当它需要在春节前向农民工付工资的时候，拿不出钱来。另一个例子是:在季末时的转账汇款很难及时到账，这会影响小微企业合同的签订，甚至使小微企业失去订单。

　　白澄宇指出，商业可持续性是小额信贷机构的国际性难题，因为很多小额信贷机构最初都是非政府组织，靠国际组织或政府资助才得以创立。“除了监管制度允许投资以外，还有其他辅助措施，譬如专门从事小额信贷的社会投资基金。这些投资基金有社会责任，不只想赚钱，也希望帮助社会低端人士获得金融服务。”白澄宇说:“国内缺少这样的氛围，有监管制度的问题，也是因为缺少有社会责任的投资者，大家都唯利是图。 宁夏 惠民小贷公司想增资扩股，但很难找到投资者，因为投资者认为该公司业务利润低、

　　成本高，公司遇到了

　　资金瓶颈。”

　　来自 菲律宾 农业贷款保证基金(AGFP)的Tomas

　　Gomez

　　IV也介绍道，AGFP始于2008年的担保项目面临可持续性问题。“我们在考虑选择其他担保合作伙伴，因为一些原来的伙伴发现长期内项目不可持续，就放弃了与我们的合作。三、四年前，我们还有400个担保合作伙伴，但现在只有190个。”Tomas

　　Gomez

　　IV表示。

　　“ 柬埔寨 的Amret则自2013年开始从微型金融提供商向中小企业提供商转型。第一，我们需要跟上市场需求，跟上客户成长的脚步。第二，我们需要完善自身的贷款产品体系，更好地符合经济发展趋势。我们要提供更多有附加值的产品。第三，出于经营需要，Am－ret需要提高中小企业贷款的比重。”身为Amret的CEO，Chea

　　Phalarin如此解释原因。

　　金融监管落后市场发展

　　“中国小额信贷发展得不如一些其他国家好，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少一套明确的、可以有效实施的、能推动小额信贷和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以及相配套的监管制度。”白澄宇说，中国的监管远远落后于金融市场的发展。

　　他指出，其他国家的小额信贷门槛很低。譬如，在柬埔寨，非政府组织只要在央行登记注册，就可以放贷，就可以从事小额信贷业务；小额贷款公司可以有条件吸储，而且可以升级为银行。“柬埔寨现在最大的银行就是从非政府组织逐渐升级成商业银行的，而且是专门从事小额信贷的商业银行。这与一套合理的监管体系有关。”白澄宇表示。“国内真正做小额信贷的还都是非政府组织，规模小。宁夏惠民前身是非政府组织，现在已经升级为小贷公司，资产规模也就一两亿元。中和农信从上世纪90年代发展到现在，存量客户数不到20万。中国这么大，有这么多需要借款的农民，但现在最大的小额信贷机构只有不到20万个客户。原因在哪？我们认为，就是没有一套有效的监管制度，能够让小额信贷机构顺利发展壮大。”

　　“金融市场是多层次的。相对应的，监管也应多层次。针对不同金融机构，应有不同的监管制度。应该允许更多民营金融机构设立，开放民营银行，而且不仅开放规模较大的民营银行—譬如阿里巴巴的民营银行，也应该有小的民营银行。在柬埔寨，2000万美元就可以注册银行。应让更多可以做、愿意做小额信贷的机构进入市场。在亚洲和拉美的一些国家，非政府组织可以直接放贷，小贷公司一定程度上可以吸储，并升级为银行，这些渠道都很通畅。但在中国，开银行很难，依然缺少渠道。”白澄宇指出。

　　在白澄宇看来，“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并没有真正向民间投资者开放，如村镇银行必须由银行发起成立，“开村镇银行变得像卖菜(指东西部挂钩政策)。” 银监会 想让村镇银行慢慢变成真正的民营银行，让发起银行慢慢淡出，但什么时候能兑现还很难说。

　　“根据人民银行的统计，在全国，笔均贷款低于50万元的小贷公司不到5%，低于5万元的不到1%。有各种原因，但不挣钱不是主要原因。哈尔滨银行的小贷业务虽然金额占比不高，但贡献收入超过60%，真正赚钱是其小贷业务。”白澄宇表示，“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利率上浮等方式赚钱。”

　　“监管者以前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应改变监管思路。以前监管就是管，未来监管应该制定游戏规则，让市场淘汰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有些事其实不用监管部门操心，属于企业行为。”白澄宇称。

　　孙天琦介绍道，央行向商业银行提供了500亿元支小再贷款，专门用于小微企业贷款。此类贷款存款 准备金率 只有14%，比大银行的20%低6个百分点。银监会则提升了不良贷款容忍度，并改善了存贷比计算方式。同时，央行努力使民间资本可以更多地参与到市场中，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给予小微企业金融更灵活的政策。

　　“在消费者保护和教育方面，央行从2013年开始，选择每年9月统一开展全国性的"金融知识普及月"，很多小微企业从中受益。未来，我们应把目标定得更加明确，使小微企业获得所需要的知识和培训。”孙天琦表示，“央行也已经公布金融消费者投诉热线12363，所有小微企业可以通过这个热线进行投诉、咨询。这个热线已经覆盖了中国67%的地区、8亿多人口，在今年年底前会覆盖全国。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也有调解职能，可对争端进行调解。我们在努力建立起保护屏障，包括对小微企业的保护。”

　　据介绍，中国小额信贷联盟一直在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发起成立由政府主导的普惠金融基金或小额信贷基金，专门支持真正做小额信贷的机构。

　　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导司副司长周宏文则透露，近期国务院扶贫办将研究出台创新发展扶贫小额信贷的指导意见，与各相关部门制定措施，为有贷款意愿、有创业就业想法的贫困户提供小额信用贷款，支持贫困户发展具有扶贫优势的特色产业，增加收入。

　　中国邮储银行副行长邵智宝就培育普惠金融的政策环境提出两点建议:加强政府在政策引导和激励方面的作用，综合运用再贴现、再贷款、差别 准备金 等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贴息等财税政策工具；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尤其是在信用体系不健全的农村地区和小微企业群体。

　　新技术助力普惠金融发展

　　随着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的小额信贷业务也带来了巨大影响，甚至重塑了业务形态、模式，产生普惠金融新业态。白澄宇表示，新技术，如互联网技术、无线通信技术，可能会对小额信贷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比如手机银行、P2P网贷，都是近几年通过技术创新推动小额信贷发展的领域，非常值得关注。支付、众筹、阿里小贷等基于大数据分析来做的业务，都属于技术创新。不过，它们并没有改变金融业务的性质，而是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成本，减少风险。

　　智能电子货币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与联合部负责人Lito

　　Villanueva指出，微金融行业如果借助人力进行一系列的信用评估工作，需要人与人间见面，查看抵押物进行评估，这是成本很高的一种方法，也会影响到贷款人最终获得的贷款利率。在移动银行领域，技术能够改变信用评估的方式，例如越来越多的人在使用手机、e－mail，使用这些程序时，会留下“脚印”，通过进行分析可以判断这个人的身份，因此很多年轻技术人员开始使用这种方式解决身份验证问题。实际上，技术可以帮助分析一个人的行为，而这个人的行为数据能够帮助有效预测其在进行贷款时的信用问题。有些穷人可能并没有银行记录，但通过他们使用手机时留下的一些记录，可以分析他们的信用信息。

　　在为低收入、偏远地区人群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时，选择移动平台作为载体成为许多微型金融机构的共识。Bkash公司首席财务官Moninuddin

　　Rahgir介绍，在 孟加拉国 ，不到一半的人有正式银行账户，但85%的人有手机，所以Bkash选择以手机作为给金字塔底层的人群提供正式金融服务的平台，这些服务包括存款、个人转账、对公业务等。

　　 上海 方付通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的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个人银行账户的普及率确实很高，但手机的覆盖率也很高，因此，希望通过手机方式来为偏远地区的人提供金融服务或者是向不了解金融产品的人提供服务。方付通目前有600万用户，与超过1000多家本地金融服务机构合作，包括合作社、 农业银行 ( 601288 , 股吧 )等。通过合作，银行也能够为他们的客户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借助于技术创新，助力普惠金融发展，也是微型金融机构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哈尔滨银行行长助理孙嘉巍指出，经过长期实践和探索，哈尔滨银行成功地研发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额信贷技术。从2011年开始，率先向全国其他银行金融机构进行技术输出和咨询，目前已拓展到 四川 、 山东 、 浙江 、 江苏 等省市，涵盖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等20余家银行。截至2013年12月末，哈尔滨银行已帮助合作银行累计发放小额贷款35亿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普惠金融事业的发展。

　　在技术上，白澄宇指出，未来的金融创新有两种新因素。一类在中国被称为“大云平移”(大数据、云计算、平台、移动终端)；另一类是在网络技术的应用基础上，收集利用小微个人信用信息作为农村信贷评估，实现机构和机构之间共享数据，真正做到惠及普罗 大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