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俄罗斯卫国战争的中国人

4月16日，曾在俄罗斯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生活过的10多位老人在聚会时，与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现任院长一起唱俄语歌。接受本报采访的赵绮莲、李多力等人都曾参加这次聚会。本报记者 赵迪/摄

4月19日，姜淑媛在自己家中接受采访时，在俄文世界地图上向记者指点她曾生活过的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地区。实习生 周智宇/摄

编者按 “战争本就是丧失人性的最野蛮行为，为何还要想到什么爱、诗、哲学等人类最文明的东西呢？”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这样写道。

5月9日，俄罗斯将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祝活动。在“5·9”前夕，我们特地采访了一些曾亲历过俄罗斯卫国战争的老人。而今已年逾古稀的老人们当年的所见所闻所感，与今日和平岁月里的一切相去甚远。通过他们的回忆，我们希望与读者朋友一起了解：为什么俄罗斯要如此隆重地纪念卫国战争胜利？俄罗斯为那场战争牺牲和付出了什么？那场战争与中国的交集又在哪里？

重 返

5月6日，78岁的赵绮莲将飞往莫斯科，参加由中俄民间组织举办的俄罗斯胜利日纪念活动。她还将作为“抗联”（东北抗日联军）后代与俄罗斯老兵座谈。对于即将开始的这次旅程，赵绮莲最期待能在莫斯科现场感受俄罗斯胜利日70周年阅兵的盛况，她说：“以前历次阅兵我都会在电视上看，我非常喜欢，那代表了俄罗斯的一种精神。”

赵绮莲的父亲是中共第一个抗日宣言《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宣言》（史称“9·18宣言”或“9·19宣言”）的起草人赵毅敏。赵绮莲曾经对俄罗斯和莫斯科再熟悉不过。生在莫斯科的她，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一批背景相仿的来自各国的共产党革命领导人的后代一起，被送往莫斯科以东300公里外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抚养，直到15岁才回到祖国和父母身边。

中国青年报前驻俄罗斯记者关健斌2007年探访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后曾描写道：“在教学楼主入口的右侧，镶嵌着一块白色的大理石牌，上面写着：1933年，在国际救助工人组织成员的倡议和斯塔索娃的协助下，为了救助欧洲国家那些被捕或被害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孩子们，创建了国际儿童院。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历史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20世纪的所有事件。”

二战无疑是20世纪影响世界格局和人类命运最深刻的事件。在那场空前惨烈的战争中，即便是这群被保护起来的孩子，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战争的波及。战争的印迹深深刻在他们童年的记忆中，所以，当赵绮莲有机会再次重返她童年时生活过的那片土地时，她仍然非常期待。

开 战

肖苏华是赵绮莲在苏联时的“发小”之一，“苏联和中华”是肖苏华名字的由来，带有典型的“那个年代”的印记。一岁多的时候，肖苏华便离开了投身革命和抗日事业的父母，被送到莫斯科第一国际儿童院。他说：“那时候，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是我的同桌，同班的还有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等等。”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巴巴罗萨计划”为代号，集结了300万兵力，出兵入侵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线战场由此打开。在战争初期的几个月，德军进展迅速，一路东进，逼近莫斯科。在这样的情势下，肖苏华、赵绮莲等在莫斯科“第一国际儿童院”的孩子被转移到伊万诺沃市。

“混乱”是当时4岁的肖苏华记忆中从莫斯科撤退那天的情形。“撤退时非常匆忙，我只记得当时我们是坐大巴走的，莫斯科的街道非常混乱。”除此之外，当时年幼的肖苏华现在记不清太多细节。在纳粹德国时期德国外交部新闻官保罗·卡雷尔所著《东进：苏德战争1941-1943》一书中，对那时的“混乱”情形有详尽的描述——“1941年10月19日，离莫斯科只有60公里的防卫重地莫扎伊斯克失守后，莫斯科的神经已达到临界点。各种耸人听闻的传言满天飞：政府已经逃离，外交使团已离开莫斯科，列宁的水晶棺已被转移到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这些故事和传言都有个附言：德国人已兵临城下。”

刚到伊万诺沃儿童院不久，因为战争初期德军节节进逼，离莫斯科只有300公里的伊万诺沃也面临着战火威胁。还要往更东的地方去——儿童院的孩子们又面临着再次撤离。赵绮莲回忆说：“我们每个人都打好了行李，随时准备出发。”但这次撤离并没有成功。“因为要运送战争物资，许多工厂、企业也都在向后方转移，火车等交通工具非常紧张。因为等不到车，我们只能留在儿童院。”同样在伊万诺沃儿童院长大、当年6岁的任娅回忆说。

战 时

1939年就已经来到伊万诺沃儿童院的任娅，对战前战后差别甚巨的生活条件有更多感触。她说：“卫国战争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生活很好，一天吃5顿饭，加餐有牛奶、饼干和点心。”但在战争爆发后，“饿”成了他们脑海里最普遍的记忆。

“伊瓦诺沃市的人民对外国孩子很照顾，尽量保障我们最基本的食品供应。”赵绮莲说，即便这样，儿童院近200个孩子的生活需求还是无法满足。肖苏华则回忆说：“最困难的时候，没人每天只能吃100克黑面包。”男生总是吃不饱，女孩子有时候会留一口面包皮等饿的时候吃，但是留不住，半路就被男生抢走吃了。

冬天供暖是另一个问题。“战争开始头两年，因为缺少燃料，儿童院常常无法供暖。摄氏零下40度的气温，窗户上结着冰，连墨水都结了冰，我们睡觉都穿着大衣。曾经有人给了学校几百立方米的木材，但校长把它们都卖了，因为首先要解决吃的问题。”赵绮莲回忆说，“我们不得不自己开垦菜地，自己去砍伐木材。”

种菜也是这群“小不点”共同的童年记忆。任娅说：“胡萝卜、土豆、黄瓜、西红柿、洋葱、洋白菜……各种各样的菜我们都种过。大些的孩子晚上还要看护菜地，睡着了没看住，一些土豆会被同样饥饿的老百姓挖走。”

因为饿，还出现过自己“偷”自己种的菜的事儿。肖苏华记得，饿狠了的时候，他们会在夜里偷偷爬起来，“偷”自己种的菜，“扒出稍微粗一点儿的胡萝卜，洗都不洗就吃掉。”

远 东

今年81岁高龄的姜淑媛，没有伊万诺沃儿童院的经历，她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从苏联回国后，在华侨汉语补习学校学习时与来自儿童院的伙伴们结识的。1937年，3岁的姜淑媛随母亲、伯父和表哥私自入境苏联，寻找在东北抗联从事地下工作中下落不明的父亲。没想到，因为被怀疑是日本特务，他们一入境苏联就被控制起来审查，她和表哥被送进了孤儿院，后来才被领回到家人身边。

卫国战争爆发时，7岁的姜淑媛与母亲生活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哈巴罗夫斯克地区。远东地区在卫国战争时期属于大后方，但那里的人们依然被战争改变了生活轨迹。姜淑媛回忆说：“1941年到1945年战争期间，我正上小学，尽管我们还小，但是对战争的感受却很深。”姜淑媛记得，她的很多苏联同学的父兄都应征入伍，时常会听到苏联同学的父兄阵亡的消息。扩建校舍的工程因为战争而停止。老师会带学生上山采药材，以准备应对可能来到这个地区的战争。体育课上，老师会讲解枪的构造，教学生打枪。三四年级的学生开始学习简单的德语，以防真的遭遇德军。

让姜淑媛稍感庆幸的是：“那时候，来找我们城镇里的同学，总是饿着肚子的。但我们生活在农村地区，可以种地，情况相对好一些。”

空 袭

离战场更近的伊万诺沃儿童院，孩子们还需要经常防空袭。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凭借“闪电战”屡屡得逞，而“闪电战”往往是先利用飞机猛烈轰炸敌方重要的战略设施，把对方飞机炸毁在机场，取得制空权。伊万诺沃市因为是纺织工业基地，并未直接遭到大规模空袭，但任娅回忆说：“德军飞机在去轰炸工业基地高尔基市时会经过我们这里。每当德国飞机飞过时，我们不能开灯，窗户都用黑布遮盖得严严实实，一点光亮都不能有。大一点的孩子被派到楼上值班，飞机一来就发信号，我们会很快跑到附近的树林里，钻进之前挖好的防空洞和战壕中，等空袭警报解除后再回来。学校也会准备好水缸、沙袋，以备万一遭到空袭时进行抢救。”

列宁格勒

尽管在伊万诺沃的战时生活非常艰辛，但“儿童院的孩子们”知道，他们是幸运的，与战争前线的惨烈相比，他们的“艰辛”不算什么。赵绮莲记得：“有一次，从列宁格勒解救出的十几个孩子被送到儿童院，这些孩子个个瘦得皮包骨头，大夫见到他们时说他们恐怕活不了了。”

列宁格勒是二战东线战场中的一个惨烈符号。电影《列宁格勒900天》再现了当时的那座城市的惨烈景象和苏军的顽强抵抗。

1941年9月，希特勒在即将攻陷列宁格勒之际下令停止进攻，转而用包围封锁的方式发起消耗战。虽然后来这被认为是希特勒在战术上的一个致命错误，但保罗·卡雷尔在其《焦土：苏德战争1943-1944》中认为，希特勒之所以会犯下这个错误，原因是他“低估了这座城市里苏军的坚韧和顽强。”

由于被围困且补给严重不足，其结果便是饥饿——前所未有的肌饿。任娅看过一些从列宁格勒被解救出的同学写的回忆录，她至今仍记得回忆录中的一些描述：“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每个成人每天只有200克面包，到后来配额越来越少。每天都能看到饿死的人被小木车运走。人们先是吃马肉，后来吃老鼠。甚至出现过人吃人的可怕情景。”

那些从列宁格勒被解救出来的孩子之所以能被解救出来，得益于一条“列宁格勒生命线”，这是德军围困的一个“漏洞”——列宁格勒的腹地延伸至拉多加湖西岸，冬天结冰的湖面可供卡车通行，除了被苏军用来运输战略物资和食品，大约80万列宁格勒居民也利用这个通道被疏散。任娅当时就曾听说：“为了把这些列宁格勒的孩子送到后方，有几辆卡车在湖面探路时沉入了湖底。”

一切为了前线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这是1941年6月30日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国防委员会成立后提出的口号。

伊万诺沃儿童院也在为卫国战争作力所能及的贡献。赵绮莲将这些“贡献”用工整的俄文誊抄在纸上，她一一念道：

“为上前线的战士准备礼物共550件，每份礼物包括绣花手绢、领带、笔记本、笔、茶、糖果、干粮等等。”

“从1941年6月到1942年1月，共组织94场慰问演出，有14200名战士观看了演出。”

“儿童院师生为前线捐献1151卢布。学校组织义务劳动赚得1370卢布也送到前线。”

“组织挖战壕5次，每次25人参加。参与建设机场4次，每次15～30人参加。”

“学校缝纫班一共缝了烟袋600个、手绢2180块、衣领1810个……”

任娅记得，战争开始两年后，她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但因为战争，伊万诺沃的一些学校变成了医院，所以她并没有上学。大一点的女孩子会在医院帮忙照顾伤员，大一点的男孩子会为伤员献血，有的人献过好几次。孩子们还会给前线的战士写信，鼓励他们好好打仗。

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则回忆说，当时，更大一些的孩子要参加很严格的军训，长途步行和滑雪都是军训科目。男孩女孩都得去森林伐木劳动，男孩的任务是每天2立方米，女孩则是1.7立方米。

斯大林格勒

在严酷的战时，赵绮莲跟所有人一样期盼着胜利。但现实是残酷的。“那时候经常开会讲形势，比如红军打到哪儿了。头两年，我们听到的是红军节节败退、不断后撤。斯大林非要保住基辅，结果在基辅被俘的红军就有60多万。再后来，白俄罗斯丢了，乌克兰丢了，德军一直打到了高加索。我们听到前线失利的消息都受不了。到了1943、1944年，形势才有所好转。”

赵绮莲所说的“形势好转”，转折点是广为人知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这次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部战线的转折点，也是整个二战的转折点。有分析家认为，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战略意义远超诺曼底登陆战役。

1942年6月，德军开始在苏德战场南翼实施重点进攻。1942年8月，德军开始对斯大林格勒进行大规模空袭，到11月中旬，斯大林格勒90%以上的地方都被德军占领。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名将崔可夫指挥的第62集团军，依然在斯大林格勒市区与德军展开激烈巷战，执行苏军最高统帅“不许后退一步”的任务。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罗伯茨在《斯大林的战争》一书中写道：“在战役过程中，崔可夫的部队伤亡达到了75%，但62集团军的抵抗意志并没有垮掉。”当时苏军的《红星》报在社论中说：“第62集团军震惊世界的顽强精神，使我统帅部有可能集结兵力，转入反攻，重创德国法西斯部队。”

1943年1月10日，苏联集结7个集团军发起进攻，月底取得战役胜利。杰弗里·罗伯茨写道：“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令欧洲的所有德占区欢欣鼓舞，对提升苏联和同盟国士气的影响也不可估量。”他还引述了1943年2月4日《纽约时报》社论称：“斯大林格勒战役是这次战争中代价最高也最顽强的战场。那里进行的殊死战斗，也许最后会成为这次漫长的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斗之一……在战争的强度、破坏性和残酷程度方面，斯大林格勒战役是无与伦比的。”

胜 利

随着战争形势的扭转，1944年6月6日，由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部队组成的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第二战场，加快了法西斯德国覆灭的进程。此时，苏军已在东线独力对抗德军3年之久。

1945年5月9日，苏联人期盼已久的“胜利日”终于到来。

“战争结束那天，大家都来到镇里的大广场庆祝，一些妇女泪流不止、泣不成声。”姜淑媛还记得当时她居住的小镇庆祝胜利时的情景。令她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整个镇上几乎没有有健全男人的家庭，男人们要么牺牲在了战场上，要么是瘸腿或断了胳膊。可见，即便是在后方的人民，是对战争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莫斯科更是一片“欢乐的海洋”。杰弗里·罗伯茨在书中引述了亲历者的回忆：“那天晚上聚集在红场和周边的有两三百万人之多，他们表现出由衷的欢乐……在街上又唱又跳；所有的官兵都在拥抱、亲吻。他们都陶醉在幸福当中。”

为了这场胜利，苏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7万座苏联城市和村镇变成了废墟；苏联军队的损失是德军的两到三倍；战争共造成2千多万人伤亡，其中三分之二是平民。

回 望

70年之后，回忆那段战争岁月，不管是当年生活在伊万诺沃儿童院的赵绮莲，还是生活在远东地区的姜淑媛，他们都表示，因为年龄太小又在后方，当时对战争并没有太多恐惧。

类似的“少年不知愁滋味”心态和感觉，也出现在另一群孩子——“敌军”德国孩子的身上。曾在二战东线战场作战的德军士兵盖伊·萨杰在其回忆录《被遗忘的士兵》中写道，1944年9月，在德军大势已去、他随部队拼命撤离的途中，他看到一支“在最后时刻被组建起来的部队”，在那支“部队”里，一些人已经60岁开外，另一些则在13岁至16岁之间。这些男孩子穿着显然是匆匆拼凑而来的军服，手里的步枪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一样高。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预知即将要面对的不可想象的恐怖，而是依旧像所有这个年龄的孩子一样嬉戏着。

盖伊·萨杰注视着“这些孩子童年最后的时刻”设问：“全民皆兵的战争，会把这些孩子都吞噬掉吗？德国这样做，是出于英勇或是出于疯狂？谁能够评判这样的战争和牺牲？”

姜淑媛早就过了“不知愁滋味”的年龄。她在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说：“可怕！今天以成年人的眼光回望，战争无疑是可怕的。不敢想象，如果当时我们是在战争的前方，说不定就活不到现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