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双联行动甘肃乡村行:麦积山下 今日红崖村

07.12.2015  17:09

  原标题:著名作家双联行动甘肃乡村行:麦积山下今日红崖村

  编者按

  7月下旬至10月底,“著名作家双联行动精准扶贫主题创作甘肃乡村行”采风团成员一直奔赴在路上。他们探会宁、访通渭、赴甘南、走庆阳,一路风尘漫漫,一路笔耕不辍。

  我市麦积山下的红崖村也迎来了一位探访的客人。王新军先生既是我省本土的基层文艺工作者,同时也是全省40多万名帮扶干部中的一员,有着丰富的农村帮扶经验。这一次,他的脚步是从一千多公里外的河西走廊跨到了秦陇腹地的麦积山下,这里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无不与河西有着巨大的差别,行走中,作者用浑厚深沉的笔触为我们呈现了今日红崖的不同风貌,亲切宁静,别有风味。

  本次采风活动由《人民文学》杂志社、省文联和省委双联办联合举办。采访团集中创作的反映精准扶贫和双联行动阶段性成果的文学作品,已在《人民文学》2015年第10期至12期“甘肃双联行动”专栏集中陆续发表,本文也已在第12期上刊载。

  在此转发,以飨读者。

  王新军

  麦积山下(一)

  从省城兰州到天水麦积山,大约有两条道可以走,一是出兰州沿连霍高速向东南方向,经定西,过陇西,进入天水所辖的武山县,过甘谷县,到达麦积区。二是东出兰州,沿310国道经定西过通渭,从秦安西北角进入天水秦城区,再南下到达麦积。这两条路都是千年古道,自秦汉以来便人声喧闹,马蹄声不绝,唐代以后,更是车辚辚马啸啸,一直繁忙了千百年。今年七月下旬,我们“著名作家双联行动主题创作甘肃乡村行”活动的省内外作家采访车队,却选择了另外的一种走法:出兰州南下临洮,在高庙村逗留半日之后,过漳县宿岷州,再出宕昌,直下武都,休整一夜之后折而北上,掠过成县抵达麦积。这一路看上去很绕,但每个节点上都分布着我们一行十多位作家拟定的采访点。主办方的意图是让大家先集体行动,到了谁的采访点,谁便下车与工作人员进驻工作。我此行的目的地原本是陇南的武都,采访队伍到达武都后,情况有些变化,采风团临时做出调整,我的采访点便由陇南的武都改为天水的麦积区了。

  北上的采访车队到达麦积后,将我交待给接站的当地工作人员,便匆匆赶赴武山和庆阳方向,大家都想尽快深扎到自己的点上去。此时已是下午三点光景,麦积的室外气温与陇南相比,显然要低一些,走在街上,完全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我安顿好住处,简单地洗了两把,便开始做一些走访前的案头工作。其实早在半个多月前接到此次活动邀请之后,我便认真地做过一些准备。作为一位甘肃本土的基层文艺工作者,对于已经在陇原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开展了三年之久的双联行动,我有着自己切身的体悟,因为我就是全省40多万名帮扶干部中的一员,每年至少两次的进村入户,与帮扶群众唠一唠家长里短,盘算一下农家日月如何经营,了解一下他们的所思所盼,为他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已经成了我们一种家常便饭般的工作常态。这一次的双联行动主题创作甘肃乡村行活动,只是把我的脚步从一千多公里外河西走廊西部的玉门绿洲,带到了秦陇腹地的麦积山下,从地理位置上讲,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环境,河西走廊的平坦广袤与这里的青山绿林是最为直观的区别,正是这不同的山山水水,造就出完全不同的民俗与文化,甚至连人们说话的口音和语气都在显示着很大的不同。然而就如何摆脱贫困过上幸福安康的好日子这样一个话题,却是两个地方完全相同也必须面对的老命题。

  从地图上看,麦积区地处渭河中上游。

  渭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古称渭水,俗名禹河,它从渭源境内的鸟鼠山生发,经陇西,穿山涉涧一路向东,出武山,过甘谷,又沿麦积山南缘向东进入陕西宝鸡境内,行游于巍巍秦岭的崇山峻岭之间。而西出长安的丝绸之路,也正是沿着这样一条路径向西,再向西,走过我的家乡玉门,一直到达中亚和欧洲,这使麦积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成为丝绸之路东段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成为进出陕甘的东大门和旱码头。

  麦积区原来叫北道区,因其治地设在渭河北岸的北道埠而得名,后来因为麦积山石窟的闻名遐迩和麦积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群峰耸峙林海茫茫,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更名为麦积区。在中国,这种以名山名水为县市命名的地方很多,而且很容易被人们接受。晚饭时,听当地的双联办的工作人员介绍,我此行要走访的红崖村,就在麦积山西侧的一条红色山崖之下。

  傍晚的麦积下起了小雨,但室外温度并没有明显变化。雨给这凉爽的夏日又平添了些许的清柔,远处葱绿的山峦在雨雾中若隐若现,近处的街道和楼宇则亮净了许多。也许是麦积人早已经习惯了这种小雨沙沙的天气,细雨飘洒,街上照例人来人往,并不多见有人打伞。高挑的女子似乎并不在意雨水打湿淡黄的长发和紧身的短裙,雨中的婀娜在渭水之滨摇曳着,成为一束束运动的风景。穿越城区的渭河,水量在这个时节是丰沛的,河水带着泥土的颜色在渐渐暗下来的夜色中奔流,高高的河堤上是白色的石质护栏。我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地接触过渭河,但对它的名字却并不陌生,我们华夏民族的早期文明,与这条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伏羲在这里踞山冥想,一画开天,把天地之间变幻莫测与风云际会推演为具象的卦爻,女娲用黄土捏出人类的传说也源自渭水之滨,凡此种种,举不胜举。泾渭之间的莽山深岭之中,流淌着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文化血脉。从文化学的角度讲,泾渭是并不分明的,它们像两棵万年大树,根系与枝桠已经缜密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今天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华夏文明的源头。在这方面,大地湾、卦台山、马家窑等这些星罗棋布的遗迹遗址就是最好的证明。雨在夜幕降临的某个时刻悄然停歇,滨河大道上,到处是散步的人,这使得独行的我并不显得那么孤独。

  早期人类也许并不真正理解贫困,但食物的丰富与缺乏常常会引起部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贫困问题才一次次显现出来,并被各国的统治者日益重视。到目前为止,贫困对于整个人类来说都是一个的严峻的话题。在中国,偏踞西北一隅的甘肃,贫困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南宋以前,丝绸之路横穿全境的陇右不仅是东西方文明交流对话的大通道,而且因为这条贸易通道的畅通,也曾使这片土地富甲一方。当年著名的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其繁华程度与今天的东南沿海相差无几,否则怎么可能吸引全世界的商贾和财富来到这里呢。明代以后,因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水运的崛起,地处内陆腹地的甘肃,经济发展开始走向衰弱,贫困问题渐渐显现出来。以致到了清代,在湘军名将左宗棠眼中,甘肃已经是“苦瘠甲天下”了。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首开区域性扶贫开发之先河,将甘肃中部地区的定西、会宁、通渭等20个县和河西地区的民勤、古浪、天祝等19个县列入国家“三西”建设范围,安排专项资金,支持甘肃省以定西为代表的中部干旱地区和河西地区的农业开发建设,并提出“兴西济中”战略,即“兴河西之利,济中部之贫”,由此开始了建国以来甘肃大规模持续性的农村扶贫开发。在甘肃,这项工作又被叫做“两西”建设。为此省上、地区、县(市区)三级政府都成立了专门的“两西”建设指挥机构,配备了专门工作人员负责扶贫工作。无论是国家的“三西”建设还是甘肃的“两西”建设,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扶贫脱贫。甘肃在兴河西之利,济中部之贫的基础上,继尔又提出了“有水走水路,无水走旱路,水旱路不通另找出路”的扶贫开发模式,并始终紧紧围绕以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开发利用当地资源,努力创造贫困群众的基本收入来源;大力推广实用农业技术,不断提高贫困群众的基本素质为重点,连续不断地狠抓水利工程,人畜饮水,农田建设,区域性支柱产业,地膜粮食温饱工程,科技推广和服务体系建设,移民和劳务输出,农村电网,农村道路建设的落实。对于那些“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地方,通过在河西走廊、沿黄河灌区有灌溉条件的地方开发水土资源,将甘肃中部、干旱带片、南部高寒阴湿地区的近百万贫困农民进行移民搬迁,建成了一大批的移民基地。在玉门,这样整建置的移民乡就有四个。这部分移民通过国家和迁入地政府的扶持,自力更生,经过几年努力,已经摆脱了贫困,部分移民已走向致富之路。

  麦积山下(二)

  在甘肃,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是历届省委、省政府农村工作的头等大事。经过近三十年的扶贫开发,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年来,甘肃又陆续制定了一整套扶贫脱贫的战略方针和目标措施,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力地促进了全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这其中,加大河西走廊水土资源开发,实现远距离跨区域安置贫困移民,在解决贫困地区农民温饱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甘肃的贫困地区农村生产条件差,靠天吃饭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农民群众温饱之后的脱贫路,仍然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而“扶贫-脱贫-返贫-再扶贫”这样一个怪圈现象,在甘肃的许多贫困县区和乡村比比皆是。

  贫困使人变得自卑麻木、消极自私、情感冷漠,极易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形成对立。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贫困是一切不和谐因素的总根源。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贫困都是考验执政者能力的一道大题,同时又是民意走势的风向标。就甘肃而言,什么才是全省工作的重点?履新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的王三运一踏上陇原大地,便敏锐地盯上了“脱贫”这个久攻不克的问题。经过四个多月的细致调查和缜密研究,2012年2月,新一届甘肃省委打出了一套集扶贫脱贫、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农村综合治理等多项工作于一体的组合拳,其形式为单位联系帮扶贫困村,干部联系帮扶贫困户。这套组合拳,就是以“联村联户,为民富民”为总基调的双联行动。于是一万五千多个单位下了基层,与贫困村结队子开展帮扶;四十多万干部走出了办公室,来到田间地头,与贫困户结成了对子,为他们的生产生活出谋划策。到了2014年底,甘肃的贫困人口由过去的1300万减少到了417万。这也就是说,甘肃把占农村总人口四分之三的贫困人口,减少到了五分之一。双联行动的目标是:到2017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2020年甘肃人民要与全国人民一同步入小康社会,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也是甘肃省委给全省和全国人民的一个承诺。

  早上的麦积城区天色阴沉,还飘着零星的小雨。入住的酒店生意清淡,不为客人提供早点,区双联办的小王带我沿街找到一角早市,我要了碗酿皮,感觉有点凉,又要了一份小米粥,想应该是热的,但也不十分热。吃完酿皮喝完粥,麦积镇派来接我下村采访的车子也正好赶到。开车的是个副镇长,人很敦厚。车子出了城区向北,便是近郊的马跑泉镇,几乎与城区连在一起。副镇长一路上为我介绍着镇上的情况,不时感叹麦积与河西走廊的种种不同。我要去的红崖村,在他包挂的片区,那里与著名的麦积山石窟仅一山之隔,山高林密耕地少是制约当地农民致富步伐的主要因素。他一边说着,一边驾驭着车子在通往麦积山的柏油路上行驶。约莫半小时,车子向左拐上一条岔道,正式进入群山之中。拓宽的沿山公路已经用水泥硬化,远看崎岖,车子走上去却十分平坦。副镇长不时减速停车,与相遇的同事打着招呼,询问着工作上的事,他们的方言对话,我不大听得懂,但能够大致听出他们是在说精准扶贫下村入户的事。车子在山路上绕了十来分钟,钻出一个山口,眼前一片开阔的河滩上次第展现出一片砖墙瓦项的村落。再走,前面是条一丈来宽的河,车子穿过一座新修的水泥桥,在一处宽敞的广场上缓缓停了下来。根据我的估算,我知道红崖村到了。

  红崖村的地理位置处在麦积镇东南的河谷地带,属于半山区村,村委会是一栋三层的小楼,坐南朝北,小楼前面是个小广场,西侧是二层的一站式服务大厅,村民可以不用出村,在这里就把许多过去要到镇上区上办的事情办妥。这里还设立了一个金融代办点,方便村民存款取款。东侧是一个占地约五六亩的文化广场,广场一头是一座标准的大舞台,一头是一个硬化了的蓝球场。此时山中的天空已经放晴,富含水分的空气沁心入肺,十分舒爽。明媚的晨光下,十几个孩子聚在广场一角的健身器材边,上上下下玩耍。

  送我到了村上,副镇长就驾车去忙自己的事情了,村主任阮立冬引我来到二楼的一间会议室,各种表册排满了长长的会议桌,区上镇上的“双联”和“精准扶贫”包村干部正埋头在那些表格中穿梭往返,一边核对数据,一边整理入户调查的情况。我浏览着那一摞摞表册和挂在墙上的各种工作制度,阮立冬在旁边一一为我做着介绍:全村179户759人,总耕地面积为3600亩,其中退耕还林面积1224亩,人均4.74亩……这些数据对于我来说很容易掌握,为了不影响包村干部们的工作,我提议直接去农户家中走一走看一看。

  我对红崖村是陌生的,对它的过去我一无所知,但我目睹了它的现在——水泥硬化的村道干净整洁,村民们的住房依坡傍水而建,按村民小组自然地分布成四个片区,有几户人家盖起了三层小楼,还有一些人家搬到了城里,这里只留下一座空院落。我们在村街上随意地走着,因为是上午时间,大部分人都下地收拾庄稼去了,因为村里这几年种了核桃和药材,夏天锄草松土的事儿是一定要定时去做的。我们在村委会附近走了几户,院门都开着,但家里没有人,村主任阮立冬说都上地了,早晨这会儿天气凉,手里能出活。走一户人不在,他便引我接着往前走,到了一户门前,院子里两个三岁上下的娃娃在追鸡,见有生人进来,赶紧躲进了旁边的车房里。车房里停着一辆手扶拖拉机,擦拭得很干净。一院房子看上去也是这两年新修的,和两侧的书房相比,正面的上房更加宽敞。上房正对门的方桌上方挂了一幅中堂,沙发和电视都是新添置的,女主人正在收拾屋子。阮立冬说这是他的本家,男主人叫阮赵拜,一早出门去了。女主人叫张录英,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家,各自领着媳妇在附近打工,院子里玩耍的,是她的两个孙子。

  见我对上房墙上挂着的一张大照片产生兴趣,女主人停住手里的活,有点激动又有点自豪地指着照片向我们介绍起来,这个、这个戴眼镜的就是省政协的冯主席,这几年他每年都来我们家,冯主席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大前年,那年我们家还是旧房子,屋里院子里都乱得很,他们说是来结帮扶对子认穷亲戚来了,旧房子进不去人,领导们来了,把人都不好意思地。冯主席和咱们家掌柜的说了好多话,又是给咱们说村上的规划,又是为咱家盘算小日子,一点架子没有。谁不想把日子往好里过呵,咱们把日子过到人后头了,把省上的大领导都给惊动了,多不好意思呀。上面补了些危房改造的钱,家里又拿了些,一家人全部出力,当年咱家就把新房子修起来了。房子修起来冯主席看了很高兴,又动员我们养鸡,种核桃,外出搞劳务……

  阮赵拜家,是省政协主席冯健身联系的贫困户。在红崖村,冯主席还联系着贫困户廖石娃。

  廖石娃五十岁了,在红崖村他家算不上富裕,但论这两年发展速度之快,怕要算上他了。廖石娃家住在村东的一处缓坡上,与张录英家一样,他的房子也很敞亮,院子里还种了一池花,开得正艳。一开春他就打发两个儿子外出务工,他在家一边打理庄稼,一边侍弄他的羊。大前年他在双联干部的引导下,瞅准了羊价进入低谷这个机会,在专项扶持政策的支持下,盖起了养羊圈舍,搞起了设施养殖。两年下来他的羊只存栏已经从刚开始的二十只发展到了现在八九十只的规模,每年的羊只出栏量也维持在三十只上下。

  告别这两户曾经的贫困人家,我在村里慢慢走着,水泥硬化的路面像一棵匍匐的大树,它的枝枝蔓蔓向周围延伸出去,连接着一家一户的院落,连接着一个一个养殖点,连接着一片一片正在生长的核桃园、庄稼地,连接着通往山外的更加宽广的大路。

  麦积山下(三)

  一条河穿过红崖村西去,它的年代无疑要比村庄久远得多。但自从这道红色砂岩断崖之下有了居住者,河水似乎总有一种无法收拾的感觉,不是淹了庄稼房舍,就是桥断路毁。但现在这里的情况完全变了——上下游十几公里的河道被疏浚,入村地段的河堤被加固筑高,两岸架设了铁制围栏并实施堤面硬化,中心位置修建了花廊和凉亭,经过一番打理,竟然成了一条不错的景观带,有几个自驾游的来客正在河边新建的鱼塘边钓鱼。村委会对面,一个废弃多年的鱼池被改造成了一方荷塘,铺着荷叶的水面上,几株粉嫩的荷花正在绽放,引得好些蜻蜓在池子里飞飞停停。在这样的村落里行走,我是到处都感到新鲜的,这里和我的家乡玉门虽然同属甘肃,给我的感受却截然不同。我在河堤上走着,似乎沉入了这浓浓的绿野当中。云层已经完全散开,站在开阔的河岸上放眼望去,红崖村四周的山峰翠绿而油亮。我顺手指着眼前的一架架大山,阮立冬一一为我叫出它们的名字:对坝子山,候家窝子山,油笼山,关梁……这些大山守护着红崖村的安宁,在过去的岁月里,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红崖人向外的脚步和眼光。阮立冬说,过去的红崖村是相当闭塞的,村里人卖核桃不论斤两,论个儿买。出山全是泥泞小路,拉一车竹扫把去集上卖,拉出去就得一天时间。村街村巷更是脏乱不堪,到处是牛粪,真正是晴天一身土,雨天泥一身……

  在桥头东面,一户人家的三层小楼已经竣工了,这家的主人是个年轻的画家。有时候外出画庙,外面没有活干的时候,就在山那边的麦积山景区画扇面儿,七月正是旅游旺季,他自然不可能闲在家里。这个年轻的画家,师从的是本村一个叫高廷轩的书画家。高廷轩六十五岁了,原来是村上的民办教师,早年间离开教学岗位,一门心思钻研起书画创作来,我进去过的几户人家里,都挂着他的字画,字是行书,画多是山水。我问高先生书画的润格是多少,阮立冬憨厚地笑着说,高老师为村里人写字画画是不收钱的,过年的时候为大家写春联,更是来者不拒,红崖村人家基本不贴印刷的对联,说那是没有文化的表现。我有意要去拜访这位民间书画家,阮立冬说高廷轩一开春就去杭州一家美院进修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却在想,出村的大路通了,早就一心想在书画创作上有所突破的高廷轩,也许不回来了吧!巧的是到了村委会旁边,一屋门口挂着个“书画室”的牌子——这里竟然还有一间私人画室。二进的屋子,里间做画,外间挂着装裱好的字画成品。门开着,主人不在,一股墨香夹杂着炊烟的味道弥散在屋子里。

  红崖村呵!我在心里默默地感叹了一声。

  文化广场上的一个重要建筑是那座大舞台,村里人叫它戏台。前年红崖村戏台建起来的时候,最高兴的是50岁的阮进全。红崖村有个业余秦腔剧团,现在的叫法是自乐班,农闲唱起戏来,能拉会唱的三四十号人都愿听阮进全的调遣。阮进全是个木匠,起房加梁的活他能干,打个桌椅板凳也在行。我们从河堤景观带转到文化广场上的时候,阮进全正和镇上的文化站长石栋盘算着秋收后搞几场像样子的文化活动。

  红崖村现在的剧团,继承的是过去大集体时代留下的老底子。上世纪五十年代,阮进全的父亲自己动手,制作二胡板子干鼓这些土乐器,又揣着大家集资的钱,东上秦腔故地西安置办了戏服,从那时开始,红崖村一到农闲时节就锣鼓声不断。后来这套戏箱的老底子传到了阮进全手里,一年一年演,一年一年办置,居然成了能唱二三十部本戏的草台班。不光在本村唱,邻近乡村有了喜庆事需要热闹一下,也请红崖村的戏班子去添喜助兴。红崖村的规程是每年正月初六到初十开锣,四天五夜一气连演八场大戏,阮进全的一面小干鼓,嗒嗒嗒地指挥着锣鼓胡琴和三四十号演员,唱念做打,有板有眼。五十岁的阮进全并不老,但他拒绝我称他阮团长,一再提醒叫他老阮就行了。老阮是那种典型的乡间能人,干起活来啥都不挡手,人又厚道,所以这个戏班子几十年来上台的换了一茬又一茬,人心一直都能聚得住。老阮说,唱戏和过日子一个样,要相互帮衬着补台,不能拆台,没有人帮衬,再有名的台柱子也唱不下去。过日子更是这个道理,没人搭理的日月不好过,没人帮衬的日月更不好过。老阮抬手指着眼前的戏台、文化广场和村道接着说,这在前几年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呀,我们脚下这个广场,大前年还是一片废弃的打麦场,上面东一家西一家堆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你看现在,跟你们城里的居民小区也差不多吧。现在不光一家一户的住房修好了,居住条件改善了,最关键的是路通了——不光出村的大路拓宽硬化直接与省市大道连通了,就连一家一户之间的小巷道和种养地块之间,也开通了专门的产业路,我们也告别了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日子。你说,要不是这个双联行动,这些事情谁来帮我们解决?啥时候才能搞成现在这个样子?现在有了周围这大大小小三个广场,有了太阳能路灯,我们这个小山村也有夜生活了。说着,老阮呵呵地笑了。

  自从有了文化广场,村民们晚饭后都聚过来跳广场舞,时间长了,有人就觉得现在的广场舞动作单一,天天跳有点乏味。这话传到阮进全耳朵里,他就坐不住了。要知道,红崖村可是有自己戏班子的,这戏班子至少传了有六十年两代人,有了这底子,哪怕是自娱自乐,那也得上个档次上个水平。原来阮进全与镇上的文化站长石栋,刚刚正在琢磨,想把本地一种舞蹈与说唱相结合的“夜秧歌”,与当下的广场舞进行嫁接,编创一种属于红崖村的广场舞。我让老阮即兴说唱一段,他不好意思地说,村人中间唱两句还行,外人面前,张不开口呵。我执意要求,村主任和文化站长也给他鼓劲,或许是拗不过,也许是不想拗,老阮清了清嗓子,拉开腔,叫了一个板,放声唱开了:

  烟雨麦积人地灵,红崖村在名山中;空气清新人滋润,山花烂漫遍地红;我们红崖是块宝,党的恩情要记牢;十八大精神放光芒,给全国人民指航向;紧跟党的好路线,群众收入翻几番;村民兴办养殖场,政府引路又帮忙;核桃种植上千亩,种植药材前景宽;科技人员来指导,销路政府把心操;家家户户变面貌,联村联户大功劳;招商引资促发展,滑雪场建到村子边;双联村,信用村,文明诚信红崖村;老汉我闲来把戏演,党的恩情说不完,说不完。

  即兴唱完这一段,老阮嘿嘿笑着说,见笑了,叫你们见笑了。我们几个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老阮说,这几年他儿子也能上台了,到他张罗不动了,红崖村这个剧团的箱底子,就打算交给他。他说这也不算个啥事业,但人活着总不能光知道干活,闲下了,总要乐和乐和。看上去,阮进全很满意现在红崖村越来越红火的日子。

  午饭是山村人家常吃的臊子面,是在就近一户农家与包村干部们一起吃的。我们七八个人围着一张茶几,就着一碟醋拌青辣椒,吃得浑身是汗。

  饭后稍事休息,阮立冬便开车带我去参观村民的散养鸡场。在村东面的山上,有六户村民建了大小六个放养鸡场,白天放鸡出栏,在山林中间放养,晚上关进鸡舍看管,成鸡出栏,就卖给了山那边麦积景区的上百家农家乐。这样的养殖形式已经见过多处,又因为隔着一条河与一道山崖,我没有近前,只是远远看着,听阮立冬介绍了一番便作罢。之后按镇上的安排,他送我去山那边的麦积村。

  车子出村一路都是上坡,没走一里地,突然向左一个急转弯,阮立冬把车停了下来,他指着车子右边说,王作家,估计你没从这个角度看过麦积山吧。我扭头看时,发现我们此时已经身在高处,著名的麦积山石窟就在我们的右下方。我忙下车,沿一条小路过去,站在一棵碗口粗的松树下。极目远眺,在万倾绿涛的托举之下,麦积山如一块耸峙的巨石,赫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淡淡升腾的香烟中,石壁上万千佛窟若隐若现,向周围透射着一种巨大的安详之感。此时我禁不住回眸四顾,猛然发现我刚刚离开的红崖村,其实是包含在麦积景区核心当中的。

  麦积村与红崖村一山之隔,麦积山景区大门之外的大路两边,就是整个麦积村。这里可谓是寸土寸金的地方,所以村委会办公场地理所当然是一小院平房,更没有红崖村气派的文化广场。原打算直接在村子里走访农户的,但刚刚在村委会会议室落座,与两个镇上的驻村干部没交流几句,外面就响起了雷声,接着豆大的雨点便密集地砸在屋外的水泥地面上。村支书和村主任也恰在下雨之前赶到,说是刚刚正在和省政协的驻村干部去农户家走访。外面下着雨,我们在会议室里聊着麦积村的事。村支书和村主任是两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这两年刚刚被推选接任村两委的负责人,对村里的情况,他们十分熟悉。也是借着双联行动的东风,在省政协的帮扶指导下,村里从基础设施到小流域治理,从产业布局到发展规划,都被精细地制定了出来。在他们眼中,这个双联行动是务实的,最为真切的感受是村里家家户户的收入这两年提高了。全村二百来户,办起农家乐的就有六十家,今年又新增了十家。我们的交谈在时急时缓的雨声中进行着,我们的注意力不时被屋外的倾盆大雨所吸引。与我而言,这种雨势是很少见过的,与麦积人而言,到了六七月的雨季,这样的场景司空见惯。

  约莫半小时,天空亮开一道口子,阳光洒落下来,雨在这个时候也骤然停了,路面上的积水顺着两边的阴沟向下奔流。我告别村委一班人,沿着大道一边向前走,一边留意着这个叫麦积的村庄,路两边大多是三层的小楼,看门前的招牌,便知道都在经营着面积不小的农家乐,一些不光提供餐饮,还提供住宿。这样的飘着酒旗挂着灯笼的“农家乐一条街”,绵延了近两公里。雨后的村庄是清新的,也是美丽的,这美几乎超出了我对村庄的想象。

  我沿着大路向山下走去,西天的云彩,正红彤彤地烧成一片。

  2015年8月25日于玉门南汇元

  王新军,青年作家,1970年代生于甘肃玉门黄闸湾乡,曾游牧数载。198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大草滩》、《民教小香》、《好人王大业》、《坏爸爸》、《八个家》、《最后一个穷人》等长、中、短篇小说200余万字。连续三届入选“甘肃小说八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深造于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鲁迅文学院十五届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现供职于玉门市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