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证明”要能开得松紧自如

家住经五小纬六的秦老太如今已是75岁高龄，本该安享晚年的她最近却被一纸证明搞得身心俱疲。“我老伴去世了，我想让儿子继承房产，但公证处需要提供我公婆的死亡证明。他们上世纪逃荒到马来西亚，60年代已在国外去世，如今我们去哪里开这份证明呢?”（11月29日《济南时报》）

要证明生于清末的公婆已死，听来又是一纸堪比“我妈是我妈”、“我是我”的“奇葩证明”，难怪网友顿时火力全开，秦老太的烦心事便也演化成了众怒。今年8月，芜湖市一名女子被要求开具“我老公是我老公”的证明，连当地派出所也参与“吐槽”，人们对“奇葩证明”已然是习以为常且积怨已久。

简政放权要增效于民，恰恰来自于各类不规范和形式主义，诚然，“证明”是我们生活所需，其原则上本因成为便利生活、确立规范的有效工具，有碍常理且木讷死板的证明，往往只能徒添累赘。然而，笔者却以为公众之口应当多些“刀下留情”，多些客观和冷静。

就如此案例所述，哪怕公婆生于晚清，以年逾百旬的高龄在世不是没有可能，若在这种情况下为图省事随意明确了继承权，真有特殊情况又岂不是成了违法？再比如，前不久给情人开“离婚保证书”的法官，便是个“图方便”的例子，大红章随便一盖，一纸证明成了尴尬公权的笑料。难怪一些公证处工作人员大吐苦水，“前有群众怨念、后有严规所限，怎么做都是错”。其实细细想来，除了那些“真奇葩”，一些证明的开具看似麻烦却很有必要，毫无原则的便利，无非也是走入另一条歧途，最终还是要有另一批“受害者”。

归根结底，“奇葩证明”的出现就是走上两个极端，或违法违规，不究原则；或死守条款，不求变通。李克强总理曾严责于此，要求“从源头上避免出现各类‘奇葩证明’”，所谓“源头”，恰恰就是那些停留于纸面，不顾人间百态、世事常情的冰冷字眼。俗话说的好，规矩也是人定的，如今的问题一目了然，松的太松，紧的太紧，许多规定毫无面对现实情况的“应变力”，不改何待？

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国家政府行政压力不小，“中国式”证明，就决然不能开得墨守成规、徒增众议。问题无须赘述，懒政惰政也好、形式主义也好，无非也只能就事论事、涉及片面，而要彻底解决时弊，非要拿出一种大局观和综合力，从最本质入手，专挑主脉络进行“去病”，李克强总理多次要求的“信息共享”，就是提升行政服务水平，免去一而再再而三“证明”的根源之一。

有这样一句评论，说“罔顾常识实际上就是意图剥夺理性与传统的权利”，重视传统、不失理性，恰恰就赋予了行政权力一种能动的合理“可控性”。而能松紧自如地“开证明”，所需要的就是一种能够有效辨别真伪、辨别利害、辨别法理的机制，这种机制，靠对“奇葩证明”的网骂骂不来、靠政府部门的表决心、喊口号出不来，非要实实在在将法规国情民意结合起来，毕竟开证明只是一个缩影，在许多社会问题上，仍需大跃一步。

不论怎么走，这一步不简单，稳些走，好事不怕等。

文/余祖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