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以更有效地运作资本市场

“2006-2007年 美国 面临的问题开始在中国等国家出现了。”10月16日下午， 加拿大 经济学家唐纳德·德拉蒙德（Donald Drummond）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时说，“比如信用膨胀、投资大幅度增加、部分地区住房价格上涨，以及政府超预算使用资金。”

　　德拉蒙德在加拿大 财政部 门工作近23年，曾担任加财政部副部长、TD银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目前是皇后大学政策研究学院的客座教授。

　　对此次中国之行，德拉蒙德称希望对全球经济危机进行剖析，并向中国提供借鉴经验。

　　《21世纪》：你此次到中国演讲，希望人们注意什么？

　　德拉蒙德：经济危机需要预防，因为一旦再次爆发，治愈起来会很难。研究2009年的经济危机我们发现，造成这次危机爆发的原因和以前的都不太一样。以前都是通货膨胀、利率上升，但2009年不同，更多是因为金融机构的不平衡、次贷危机和房贷危机，这曾让美联储深深迷惑。就目前来看，美国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债务问题仍没恢复，从美联储的账面上看，资产负债表还是非常糟糕。

　　2006-2007年美国面临的问题开始在中国等国家出现了。比如信用膨胀、投资大幅度增加、部分地区住房价格上涨，以及政府超预算使用资金。由于有前车之鉴，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21世纪》：你有什么建议？

　　德拉蒙德：要保证中国以后不出现大的危机，首先要意识到中国不可能持续10%以上的增长。当然，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定的目标大概是在7.5%左右。这个目标从长远来看还要再评估。因为西方国家增长率是比较低的，在这个环境下也不可能支撑中国的高速发展。中国和加拿大一样，都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必然受到外围因素的影响，比如出口方面，世界是否会有那么大的需求？再过5-10年，中国的增长速度肯定会下降。道理很简单，一个国家生产率较低的时候，和生产率较高的国家合作，就会增长比较快。比如，二战刚结束时 日本 的生产率只有美国的25%，通过与美国合作，它当时的增速非常快，但两者一旦接近，增速就会逐渐下降。此外，中国的人口红利和城市化速度到时也会下降。但中国的GDP即便降到6%，也是一个非常快的增速，收入会大幅度的增加。关键是财富增加到哪里去？现在的财富增加是到投资上去了，今后会逐渐转移到消费上。

　　《21世纪》：在债务问题解决方面，加拿大有什么经验可分享？

　　德拉蒙德：加拿大每个省份都根据宪法为自己负责。当然，在很久以前也有省份破产过，在经济大萧条时，加拿大政府也帮助了一些省。当1990年代此类问题又出现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也曾很纠结，但问题最终由地方政府自己解决了。这个濒临破产的省搞了7年的改革，关闭了一些教育机构，减少医院，减缩政府开支，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了问题。这个省长也曾跑到纽约去借债，但不高兴纽约买债券的人对他指手画脚，最后还是靠自己。加拿大在八国集团中是债务最低的国家，负债率只有25%。美国几乎是100%。美国政府要求相关的州恢复资产平衡表，并列出时间期限。中国在解决债务问题时，可以考虑让审计更加严格和透明。

　　《21世纪》：就经济学界通常的看法，一个国家在处在经济上升通道是比较好的改革时机，如果经济目标继续下调，是否会对改革造成阻碍。

　　德拉蒙德：中国要实现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平衡是很困难的。中国确实需要经济增长，因为养老金、医保等资金需求都需要解决。但如果只支撑一个虚假的高增长也不太好，这会造成信用的膨胀以及房价过高等问题。在住房问题方面，中国和欧美还不太一样。比如，美国当时的房屋泡沫危险更大一些。在中国，至少在急速扩张的城市，有巨大城镇化需求的城市情况好得多。但老百姓可以留意，让自己的银行贷款与自有资产比率更小，这样更安全。有时候资产会有泡沫的问题。美联储的观点就是当出现泡沫的时候就让它破，破了从头开始。但最好的方式并不是任其完全爆发，而是用柔和的方式介入。

　　《21世纪》：对中国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你有什么建议？

　　德拉蒙德：放松对资本市场的管控，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可以更有效地运作资本市场。世界上没有完全自由的经济，没有完全自由的市场。所有政府都会监管且拥有大量的资产，监管也是必需的。但问题并不在于中国的监管是多了还是少了，而是在于执行了没有，是否透明。要能弄清楚制度在哪里，该怎样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