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货币政策

　石俊志， 北京 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专业法学博士，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专业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货币法制史研究中心主任。他多年从事中国货币法制史研究，著有《半两钱制度研究》《五铢钱制度研究》《中国货币法制史概论》《中国货币法制史话》等著作。

　　记者：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专访。您多年从事中国货币法制史研究工作，并提出通过深入分析中国古代各王朝采用的货币法规、货币政策及其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影响，探索各王朝盛衰兴替的经济原因。在中国古代纸币流通制度下，各王朝是如何实施其货币政策的？

　　石俊志：中国古代货币的主要形态是铜钱，铜钱的流通贯穿着中国古代皇帝专制历史的始终。但是，中国古代也曾实行过类似现代的纸币流通制度，其流通规模之巨大和流通时间之长久并不亚于现代。

　　公元1023年，北宋王朝将民间经营的纸币交子收归官营，并设置了专营纸币发行和管理的机构——交子务。交子官营初始，北宋王朝便制定了有关发行和管理的 法律 制度：一是发行限额制度，规定交子发行总量为12.5634亿文；二是发行准备制度，规定将3.6亿文铜钱作为发行准备；三是界兑年限制度，规定交子流通两年便许向官府以旧换新，两年至三年为兑换期，三年届满作废。北宋末年交子发行突破了规定的限额，总量达到200多亿文，宋徽宗将其改为钱引。北宋灭亡之后南宋兴起，南宋王朝将民间经营的纸币会子收归官营，也建立了类似北宋时期的发行和管理机构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南宋王朝统治地区的纸币主要有两种：东南地区流通的会子和 四川 地区流通的钱引，两者流通总规模平时保持在数百亿文。考虑到购买力因素及人口数量的差距，南宋时期人均持币量远远超过20世纪中后期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人均持币量水平。

　　此后，金代流通纸币交钞，元代流通纸币宝钞，明代流通纸币大明通行宝钞，特别是元代法律禁止黄金、白银和铜钱作为货币流通，实行了单一纸币流通制度，纸币的流通更加繁盛。公元1436年，明代中期的明英宗废黜了禁止白银作为货币流通的法律，白银跃为主要流通货币，大明通行宝钞便逐渐地退出了流通领域，中国古代纸币流通制度从此宣告结束。至此，中国古代纸币流通制度延续了413年。我国现代纸币流通制度始于清末民初，至今仅约百年，远不如宋、金、元、明纸币流通时间长久。

　　记者：中国古代虽然实行过类似现代的纸币流通制度，但是当时的货币职能与现代的货币职能有所不同，古今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手段应该也有不同吧？

　　石俊志：中国古代货币的主要职能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储藏手段，很少发挥资金融通的职能。因此，由于中国古代货币与中国现代货币发挥职能不同，古今关于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手段也就不同。

　　现代货币政策是指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等措施，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方式。货币政策目标主要有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等。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存款 准备金率 、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

　　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现代的货币政策，但其政策目标比较狭隘，主要集中在稳定物价和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两个方面，其手段主要是调整货币供应量，而非调整利率。有些时候，古代王朝也采用抛售白银、绢布等实物的措施实施货币回笼，通过减少货币流通总量来稳定物价。

　　记者：您刚才谈到，中国古代曾经有过长时期、大规模的纸币流通。在纸币流通制度下，各王朝可以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实现其稳定物价和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等货币政策目标。但是，中国古代货币的主要形态是铜钱，属于金属货币。对于金属货币，各王朝也可以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实现其货币政策目标吗？

　　石俊志：将中国古代的货币划分为金属货币和纸币两种类型是不科学的。金属货币和纸币之间的不同，只是制造材料不同，并不是两者的性质不同。从中国货币法制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货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法定货币，另一种是非法定货币。中国古代的法定货币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信用货币，另一类是非信用货币。信用货币依靠发行者的信用行使货币职能，在交易使用时不需要称量，按照其面文的价值使用，所以也可以称之为非称量货币，中国古代的纸币和铜钱都是非称量货币，或者说都是信用货币。非信用货币依靠本身的金属价值行使货币职能，在交易使用时需要称量，按照其金属价值使用，所以也可以称之为称量货币，中国古代的黄金和白银都是称量货币，或者说都是非信用货币。

　　中国古代各王朝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实现其货币政策目标所适用的货币，并不在于它是纸币还是金属货币，而在于它是否为信用货币。只有在信用货币流通的情况下，古代王朝才能够通过扩大信用发行、调整货币供应量来实现其货币政策目标。

　　中国古代的铜钱是金属货币，也是信用货币，这在金融学界是有争议的。通过对货币法制史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铜钱并不主要依靠其本身的金属价值来行使货币职能，而是主要依靠其发行者——古代王朝的信用和法律的强制来行使货币职能。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中国古代铜钱经常处于不足值状态，即其实际金属重量经常达不到其表面铭文的重量或法律规定的重量，所以说它具备一定程度的信用货币性质，并不完全是依靠本身金属价值行使货币职能。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全国统一流通的铜钱，是秦始皇统一全国货币时采用的半两钱。半两钱始铸于战国中期的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当时曾是重量半两，即十二铢的足值铜金属货币。三十年之后，秦国朝廷新铸半两钱的重量便出现了明显的降低。秦始皇统一全国货币时，半两钱大多已经减重至八铢左右。西汉初期，半两钱已经减重至四铢左右。铜钱不断减重，其金属含量越来越少，其信用货币性质就越来越强。当铜钱的重量减少至不能再减的时候，朝廷便发行虚币大钱，以一换多地从市场上兑换旧钱，从而使铜钱的减重在虚币大钱的载体上继续下去，由此形成了铜钱减重或者说是铜钱信用货币化的可持续演变过程。

　　其次，中国古代铜钱经常出现大、小钱混合流通的状态，即小钱可以代表大钱的同等价值行使货币职能，这更加说明它们不是依靠本身金属价值行使货币职能的。从目前出土墓葬或窖藏的秦半两实物来看，每批半两钱均呈现大、小钱混合在一起的情形，其中大钱一般比同批出土的小钱重三四倍之多。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轻重相似的多枚秦半两同批出土。重量各不相同的半两钱混合在一起，我们并不能对其分类，由此可以推断这些半两钱是代表同等价值混合等价流通的。

　　最后，中国古代的货币立法，赋予铜钱作为信用货币流通的能力。差距悬殊的大、小铜钱可以按照相同的价值混合使用流通，是因为法律赋予不足值铜钱按照法定价值流通的能力。1975年 湖北 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秦律竹简《金布律》载：“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这条法律意思是说，百姓使用铜钱交易商品时，对于好钱和恶钱，不得进行选择，必须一律接受。1984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汉律竹简《二年律令》载：“钱径十分寸八以上，虽缺铄，文章颇可智，而非殊折及铅钱也，皆为行钱。金不青赤者，为行金。敢择不取行钱、金者，罚金四两。”从这两条法律来看，秦汉时 期货 币立法打击的对象，是那些不肯接受朝廷铸造的不足值小钱的百姓。古代王朝依靠本身的信用和法律的强制，使其铸造的小钱按照法定价值进入流通。铸造小钱可以节约铜材，同样数量的铜材，可以铸造更多数量的小钱，所以古代王朝铸造的铜钱越来越小。铜钱越来越小，其金属内容就越来越少，信用货币的性质就越来越强。

　　中国古代货币立法赋予铜钱信用货币性质，使得各王朝能够通过减重铸造铜钱的方式，扩大信用发行，增加货币流通量，实现其货币政策目标。

　　记者：中国古代的黄金和白银也是法定货币，各王朝能够通过调整黄金或白银的供应量，来实现其货币政策目标吗？

　　石俊志：中国古代的黄金和白银是称量货币，各王朝不能根据主观意志来调整黄金或白银的货币供应量，也就不能够通过调整黄金或白银的货币供应量来实现其货币政策目标。此外，黄金和白银作为法定货币在中国古代流通的时间相对较短，两者均未能像铜钱一样长期持续流通。秦、汉初期，黄金是法定货币；明朝中叶至清朝末年，白银是法定货币。

　　秦、汉初期，黄金是法定货币。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黄金产量的增长远不能与商品生产的增长同步，再加上 中国黄金 向西方国家流动的整体趋势，造成了中国黄金货币的日益稀缺。因此，黄金在秦、汉初期就完成了非货币化的进程。

　　魏晋时期，商品经济全面衰退，自然经济兴起，金属货币交易大量地被以物易物方式所替代。南北朝时期，商品经济开始恢复，隋唐时期便逐步兴盛，达到中国古代又一次繁盛的 高峰 。及至宋代，白银货币化趋势逐步明显。但是，自秦至明中叶，白银基本上一直被法律禁止作为货币流通。

　　公元1436年，明代中期的明英宗废黜了禁止白银作为货币流通的法律，白银跃为主要流通货币，铜钱逐步退居辅币地位。从此以后，至公元1933年废两改元，中国古代白银作为核心的法定货币流通，延续了将近500年。在此期间，尽管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白银货币形态，银铤、元宝、碎银、外国银元以及中国民间铸造的银元，其流通价值皆与其重量密切相关。因此，明清两朝的白银货币制度可以被称为银两货币制度，白银货币仍属于称量货币，是依靠其本身金属价值流通的货币。秦、汉初期的黄金货币以及明朝中叶至清朝末年的白银货币皆是法定称量货币，都没有能够成为古代朝廷实施货币政策的工具。

　　记者：铜钱作为非称量货币，或者说是法定信用货币，其流通覆盖了中国古代皇帝专制历史的始终。那么，中国古代各王朝是如何通过调整铜钱供应量来实现其货币政策目标的呢？

　　石俊志：各王朝调整铜钱供应量来实现其货币政策目标的主要措施有放民铸钱、钱币回笼、打击盗铸、打击毁钱、限制外流、铜钱减重、虚币大钱等。

　　放民铸钱即朝廷允许百姓自由铸造铜钱并自由销毁铜钱，以满足市场对货币的客观需求，实 现货 币流通量的市场自动调节机制。然而，放民铸钱使朝廷丧失了铸币税收益，因此很少为中国古代王朝所采纳。钱币回笼是朝廷通过抛售白银、绢布等实物，减少货币流通量来稳定物价的政策措施。打击盗铸、打击毁钱、限制铜钱外流等，皆是保护货币流通总量稳定的政策措施。朝廷实行铜钱减重和铸行虚币大钱政策，既可以扩大铜钱货币供应量，又可以实现掠夺百姓财富、扩大朝廷铸币税收入的目的。

　　早在西汉初期的汉文帝时期，大臣贾山就说:“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贾山的意思是说，货币是君主使用的工具，用来转移价值，改变国民之间的贫富。贾山的理论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中国古代各王朝皆用货币作为转移价值、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手段。

　　铜钱减重的措施，即朝廷铸行新钱的重量低于流通中旧钱的重量，但法定价值却与旧钱相等，这就可以用同等数量的铜材，铸造更多数量的铜钱，从而扩大铜钱的货币供应量。

　　铜钱减重达到无可再减的程度时，就需要铸行虚币大钱，以一换多地收兑流通中的小钱，铜钱减重的进程就在虚币大钱的载体上继续下去。铸行减重铜钱与铸行虚币大钱两种措施交替使用，就可以使铜钱的减重，以及铜钱名义供应量的增长，成为持续不断的演化过程。

　　刘邦建立汉王朝，铸行榆荚小钱，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刘邦去世之后，他的妻子吕雉掌权，便铸行了八铢钱，以一换八地兑换流通中的小钱。不久之后，八铢钱又减重，所以朝廷再铸行五分钱。魏晋时期，刘备铸行“直百五铢”，孙权铸行“大泉当千”。南北朝时期，北周武帝铸行“五行大布”“永通万国”等钱，以一当十地兑换流通中的小钱。以上这些种类的虚币大钱，都是典型的信用货币，其货币政策目标多是为了筹集军费、准备战争。到了宋朝，由于商品经济发展过快，铜钱供应总量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所以折二、折三、折五、当十等各种虚币大钱纷纷涌现，皆与小平钱并行流通。从此，这种复合钱币制度不再是临时筹集军费的权宜之计，而是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货币制度安排。

　　在商品经济高速发展，对货币供应量提出更多需求的情况下，古代朝廷采用铸行减重铜钱或虚币大钱的措施，扩大铜钱货币信用发行，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在商品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古代朝廷为了整军备战，大量铸行减重铜钱或虚币大钱，其措施皆难持久，并会产生两个恶果：一是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二是会引起百姓大规模盗铸，造成恶钱泛滥的局面。

　　记者：中国古代王朝采取措施来实现其货币政策目标，历史上有过怎样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

　　石俊志：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案例有许许多多，其中成功经验的典型案例是西汉初期汉文帝放民铸钱，失败教训的典型案例是西汉末期王莽铸行虚币大钱。

　　汉文帝刘恒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刘邦为了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大量铸行榆荚小钱，通过施行通货膨胀政策掠夺民间财富作为军费，终于取得了楚汉战争的胜利。刘邦去世之后，他的妻子吕雉继续扩大汉王朝的货币信用发行，大量铸行八铢钱，以一换八地收兑流通中的轻小旧钱，但是八铢钱发行之后又发生了明显的减重。到了汉文帝时期，“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纵得自铸钱”。

　　汉文帝为了解决通货膨胀和铜钱滥恶的问题，开放百姓自由铸造铜钱，这一措施达到了以下三个效果：

　　首先，铜钱质量空前提高。秦、汉初期，朝廷垄断铜钱铸造权，铜钱质量普遍恶劣，并且极不规范，大、小铜钱混合等价流通。朝廷铸造铜钱质量恶劣的原因，是当时的法律保护朝廷铸造的劣小铜钱按照面文价值流通。因此，朝廷铸造的铜钱越来越小，质量也越来越差。汉文帝放民铸钱，铜钱质量空前提高。百姓铸造铜钱质量优良的原因，是当时的法律不允许百姓铸造的劣小铜钱进入流通。汉文帝要求百姓铸造的铜钱必须达到四铢的重量。百姓铸造的铜钱，要经过官府的检验，质量合格方可进入流通。为此，朝廷颁发了检验铜钱的天平砝码。这种天平砝码近代已有出土，证实了相关文献记载的真实。根据对近代出土文帝四铢铜钱实物的考证，汉文帝时期百姓铸造的铜钱，确实质量优良，并达到了统一规范。

　　其次，形成货币供应量市场自动调节机制。汉文帝放民铸钱，法律允许百姓自由铸造和自由销毁铜钱。当铜材贵重时，百姓可以熔毁铜钱为铜材料；当铜钱贵重时，百姓可以铸铜为钱。因此，放民铸钱的政策能够使社会上超过商品交换所需的铜钱通过被熔化为铜金属而退出流通，也能够将铜金属原材料随时地铸成铜钱，补充商品交换中出现的铜钱数量不足，从而形成铜钱货币供应量市场自动调节机制。

　　最后，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汉文帝放民铸钱的货币政策，为当时的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货币条件，由此创造出中国古代第一次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文景之治”。

　　西汉后期，王莽篡夺了刘氏王朝的政权，建立了新朝。此时社会上贫富两极分化的情况十分严重，豪强富商占有了社会上大部分的货币，用来兼并土地、买卖奴婢；小农失去土地，一部分沦为奴婢，大幅度地减少了朝廷的税收来源；一部分形成流民，聚集成为盗贼，或起义造反，直接威胁到朝廷政权的稳固。王莽上台之后即推行“抑兼并、齐庶民”的政治主张，率先改革的内容就是铸行虚币大钱，要用虚币大钱将有钱人手中的大部分钱财收缴到朝廷。

　　王莽的虚币大钱种类繁多，“错刀”每枚法定兑换五千枚五铢旧钱,“契刀”每枚法定兑换五百枚五铢旧钱,“大钱五十”每枚法定兑换五十枚五铢旧钱，三者皆与五铢旧钱并行流通，民间的铜钱便迅速地被收敛到朝廷。此后，王莽又实行了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的货币制度，进一步将民间财富掠取一空。

　　王莽的货币政策打击了富人，同时也打击了穷人，搞得“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经过十多年的货币改革和经济衰退，王莽的货币政策终于激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新朝迅速灭亡，王莽本人也被斩杀于渐台。

　　记者：研究中国古代货币政策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对于我国当前货币管理以及制定或实施货币政策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石俊志：在许多人眼里，货币政策是与现代经济相联系的概念，特别是与现代纸币流通相联系的概念，与金属货币流通的古代毫不相干，实则不然。

　　中国古代全国统一的铜钱流通货币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宋、金、元、明的纸币流通制度也延续了四百多年，其间各王朝采用的货币政策手段极为丰富，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很多，大多可以作为我国当前货币管理以及制定或实施货币政策的参考。总的来说，中国古代王朝货币政策稳定，则国运昌盛；货币政策动荡，则民生凋零。中国古代各王朝衰败前夕，无不发生严重的货币危机，但货币危机的爆发，并不一定以朝廷的灭亡为结局。这说明，在中国古代社会，货币危机是可以治理的。我们的祖先，通过对货币危机的治理，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有三个方面的经验特别值得注意。

　　首先，通过控制货币流通量来稳定物价，是最为核心的货币政策目标。古代朝廷通过信用发行货币的手段，增加货币流通量，可以获得巨大的铸币税收益。然而，朝廷信用发行货币，使得民间财富部分转入朝廷，市场即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这种手段使用过度，就会造成经济衰退，爆发货币危机乃至经济危机，危害社会稳定。因此，信用发行货币在总量上一定要有所节制，以随时保证物价的基本稳定。

　　其次，不同的历史时期应该有不同的货币政策取向。唐代以前，各王朝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限制民间盗铸铜钱，抑制铜钱过多引发的通货膨胀。唐代以后，各王朝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限制铜钱外流，抑制铜钱过少引发的经济萧条。这一变化，标志着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已经从初级阶段步入前所未有的高级阶段。我国现代的商品经济更为发达，货币流通更为繁盛，以致我们同时面临着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两方面的压力。在此情形下，简单地调整货币流通量已经不能够满足现代货币管理的需求。因此，要分析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历史阶段的客观需要，制定最优、有效的货币政策。

　　最后，相同的货币政策可以产生不同的政治、经济后果。中国古代王朝比较多地采用铸行虚币大钱掠取民间财富的措施，从而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掠取民间财富可以为朝廷筹集战争经费，民间贫苦则有利于朝廷扩大兵源。汉武帝发行白金三品、赤侧五铢，皆是虚币大钱，大规模地掠夺了百姓，筹集了军费并取得了征伐匈奴战争的胜利，朝廷亦未因民间愁苦而衰亡；周武帝铸造五行大布，用来筹集军费击灭了北齐，从而壮大了北周，为隋文帝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然而，王莽铸行大泉五十，造成了新朝的灭亡；宋徽宗铸行当十钱，导致了北宋的衰败。这说明，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相同的货币政策会由于客观情况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后果。

　　当前我国经济迅猛增长，货币流通量达到空前的水平，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达到了更为高级的阶段。关于货币宏观管理，我们还缺乏超长周期的实证运行经验。如何化解货币危机，如何减少货币危机对社会造成的损失和创伤，如何在市场发展周期的各个阶段采用适当的货币政策，以便在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条件下实现物价的基本稳定，抑制过度的通货膨胀，保障经济的健康发展，是需要我们加强研究的课题。我们的祖先拥有两千多年的货币宏观管理经验，十分值得重视。我们应该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对祖先的经验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考证，将其作为宝贵的文化科学遗产，予以继承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