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浅探

　　 作者：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鲁东大学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所 刘晓东 祁山

　　“海上丝绸之路”(也称海上丝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的统称。学界一般将其划分为两条线路：“南海丝路”与“东方海上丝路”。但人们在谈到海上丝绸之路时，多想到的是“南海丝路”，却很少提及“东海丝路”。实际上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有着悠久的历史，重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传承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也应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早在春秋时期，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大力发展与邻国及周边地区的贸易，“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齐冠带衣履天下”，齐国丰富的丝绸类资源，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战国时期成书的《管子》提到，齐国与朝鲜做生意，进口朝鲜的“文皮(有花纹的兽皮，多指虎豹皮)、毤服(即皮衣)”。齐国还开辟了从山东半岛沿海起航，东通朝鲜半岛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创了政府倡导和组织海外贸易的先河。考古资料证实，来自齐国的物品主要发现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韩国境内，而在朝鲜半岛北部见到的则主要是来自燕国和赵国的物品，这说明战国时期燕、赵、齐三国与朝鲜半岛交往所走路线是不同的。燕国和赵国多走陆路，从北部进入朝鲜半岛；而齐国走的是海路，多经庙岛群岛，循海岸线从朝鲜半岛南部西海岸进入今韩国境内，这是一条相对安全又便捷的航路。汉代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也曾提到：“齐东陼巨海，……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299页)。这也说明齐国在春秋战国时海上交往已经非常便利了。

　　至秦代，徐福之行拓展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史记》记载，徐福两次率大规模船队东渡，不仅带了许多童男童女，还有大量的水手和勤杂人员及管理看护人员，包括懂各种技艺的工匠和五谷种子等等。近年来，中韩日三国学者从考古学、历史学、航海学、民俗学等多学科对徐福船队的去向进行了全面的探索，其从山东半岛启航到朝鲜半岛，再由朝鲜半岛南下至日本列岛的东渡路线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今韩国南部一带和济州岛有许多关于徐福寻仙求药的传说，日本自古以来也有许多徐福的传说，我国南北朝时期及唐代的许多史料也都提到徐福到了日本。徐福的船队沿着春秋时期开辟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沿途传播当时的先进生产技术，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向海外的一次大传播，也为此后更大规模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拓宽了航路。

　　汉代至隋唐时期，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一直通畅。《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和《新唐书·地理志》还详细记载了古代中、韩、日海上航路的具体路线，即“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新唐书·地理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51页)，从山东半岛的登州(州治今蓬莱市)出海，经庙岛群岛，到辽东半岛后，再“循海岸水行”(《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33页)，沿海岸线南下至朝鲜南部沿海，过日本对马岛，至日本九州的海上航路。这样一条海上航路，就是以齐国春秋时期开辟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为基础的，汉代至唐朝初期，朝鲜半岛诸国、日本与中国的官方往来，包括朝贡贸易都是走的这条航线。从唐初开始，随着航海技术的提高，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又增加了从山东半岛及江浙沿海一带横渡黄海直达朝鲜半岛南部或日本的航路。

　　盛唐时期，东亚诸国纷纷派遣的朝贡使团，实际上也是贸易使团，使得唐代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更为繁荣。唐代官方的“朝贡贸易”带来的对中国商品的浓厚兴趣，也吸引了大批的民间商团加入了利润丰厚的中韩日海上贸易。随日本遣唐使团入唐的日本圆仁和尚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就记载有许多民间商船活跃在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之间的海上航线上，其中还特别提到了朝鲜半岛新罗国的地方官员张保皋开展中韩日贸易的情况。对此，在日本的官方史书《续日本后纪》中也有记载。唐代著名诗人杜牧的《樊川文集·张保皋、郑年传》和《新唐书·东夷传》也都记载了张保皋，说他扫清了贩卖人口的海盗。张保皋的这一举动，也为确保中韩日海上贸易航路的畅通，繁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作出了贡献，因此，著名史学家范文澜也称其“为新罗国的英雄”(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三册353页)。

　　北宋至明清时期，由于受到战事和海禁的影响，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民间海上贸易受到严重干扰和阻塞。但在这条航路上，官方的朝贡贸易和海上往来依然繁荣，特别是在维护中韩传统友谊方面，留下了一些可圈可点的历史篇章。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调动水陆大军大举入侵朝鲜。在朝鲜面临亡国的危急时刻，明朝应邀派援军入朝，支持朝鲜反击日本侵略者。七年时间内，大批粮饷和兵员通过海上运至朝鲜前线，为“壬辰卫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和重大牺牲。“壬辰战争”结束数十年后，朝鲜使节来京时还对明朝皇帝说：“皇上发山东粮十万斛赈济小邦军兵，至今生齿不灭者，秋毫皆帝力也”(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八)，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80页)。

　　由此可以看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无论从开辟的时间，还是其历史作用和社会影响，都应该在“丝绸之路”中占据一席之地。但近年来，有关部门组织的相关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对此给予的关注不够。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耿昇研究员曾指出：“纵观中国的丝绸之路研究史，总体来说，专家学者们始终都偏重于研究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在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又更多地注重于南方海上丝绸之路，而对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过去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耿昇《丝路花絮落鲁东》，《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序言，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明清以来东部黄、渤海沿海一带作为京津门户，为防倭寇及外敌入侵，首先关上了对外贸易的大门，使春秋时期开辟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明朝以郑和七下西洋为标志，中国的航海事业和海上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时期，所以在谈到“海上丝绸之路”时，人们更多想到的是从我国东南沿海起航的“南海丝路”。另一方面与粤闽浙等东南沿海地区大力保护、开发、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相比，山东各地的力度明显不够。因此，深入研究“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发展历程，还原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定位，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亟需开展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