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8世纪中叶的丝绸之路
从敦煌到犁靬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8世纪中叶的丝绸之路
来源：文汇报 作者：缪哲
贵霜帝国/迦腻色迦时代
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首都波斯波里斯
托勒密货币
帕提亚货币
大夏货币
粟特人的崛起
公元2—3世纪的早期大乘教佛像
张骞出使约一个世纪后，欧亚大陆之间，由东往西，便依次有汉、贵霜、安息与罗马四大帝国。在欧亚大陆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地区性帝国的崛起与并立。在诸帝国统治的和平之下，人类迎来了第一次“全球化”时代。所谓“丝绸之路”，便是这古典全球化时代文明交流的主干道。
任何一部关于世界古代文明的叙事，都绕不开丝绸之路。因为丝绸之路所覆盖的区域，是人类文明发祥并获得最初发展的地区，如地中海沿岸、近东、伊朗高原、印度、中亚与远东中国。其未覆盖的地方，如美洲、澳洲、西北欧、不列颠诸岛、俄罗斯与中国之外的其他远东地区，在丝路贯通的近千年间，大多处于未开化或半开化状态。故丝绸之路的历史，其实是一部人类早期不同文明相互阻断、交流、冲突与对话的历史。丝路之于古代，亦如航空线、航海线、铁路、公路与互联网之于现在，可谓人类早期文明交流与互动的主渠道。
作为一历史地理名词，“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n)始创于德国学者李希特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它最初指的是连接地中海西方与远东中国的陆路交通网络。此网络贯通于公元前2世纪，衰微于8世纪中叶;沿途穿经的地区，依次有小亚细亚、西亚、印度、中亚与今我国境内的新疆。由于其间多荒原、童山与沙漠，仅由星布的绿洲维持于不断，此路又称“绿洲之路”(theOasis Route);又因其间贸易的商品，以中国输出的丝绸最有名，故又称“绿洲丝绸之路”。但随着学术的推进，丝路的概念又得以扩展。广义的丝绸之路，如今还包括始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衰微于1世纪的欧亚草原之路(草原丝绸之路，theSteppe Route)，与15世纪郑和西行以及16世纪“大航海”所开启的海洋之路(海洋丝绸之路，theSea Route)。本次展览的主题，是传统意义上的绿洲丝路，本文内容也集中于此。
“丝绸之路”的“路”，只是一比喻性说法。获解其义，我们应注意四点。首先，“路”应解为复数，而非单数，因为此处的“路”，乃是由若干“路”所构成的网络。其次，“路”不宜作实解。在很多地方，如新疆、中亚、伊朗、叙利亚等地，“路”只是通往绿洲的沙漠或荒原，并无通常意义的“路”。第三，也最重要的是，通常所谓的“路”，只是一通道而已，用途是被穿经，而非驻留或生活;丝路覆盖的地区，却是人类早期文明最发达的地区;它不仅是被穿经的，也是文明产生或扩散的源头。最后，不像长江与黄河，丝路不是自然的创造，而是人类的发明。故它的建立，必是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后果。这一系列事件，虽以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为标志，但故事的前奏，则须追溯到更远的时代。
早自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中原与新疆及其以远地区，便有交通往来;但由于物质发展的落后，以及政权的分裂、不稳定，这交通是零星而间断的。其持续成为常态，须有待欧亚大陆间地区性帝国的崛起，与其所带来的普遍的和平与安宁。这一地缘政治局面的形成，费时约300年。它的开端，约为公元前4世纪中叶。前334年，马其顿国王、希腊地区的共主亚历山大从小亚细亚突入伊朗，摧毁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theAchaemenid Empire)，并焚毁其首都波斯波里斯(Persepolis);由此折往东北，又攻陷中亚与阿富汗，即波斯帝国的东部行省。由此而南，亚历山大又试图突入印度。但天不假年，前323年，他于行军中染热疾，不治而亡;同年，其故将瓜分其遗留的帝国。其中托勒密(PtolemyI，约前367—前283年)分得埃及，塞琉古(Seleucus I，约前358年—前281年)分得小亚细亚至阿富汗的广大地区。但因统治线过长，约100年后，塞琉古帝国(theSeleucidEmpire)的统治，即首先在中亚与阿富汗地区出现了崩溃的裂痕。
公元前255年，驻当地的希腊总督狄奥多德(DiodotusI，约前285—前239年)自立为王，建立巴克特里亚王国(theBactrianKingdom)，亦即中国称的“大夏”。不久后，阿富汗以西的伊朗，又崛起一土著部落(前247年)，在推翻希腊的统治后，建立阿契美尼德之后的第二个波斯帝国，即《史记》称的“安息”(theParthian Empire)。原广袤的塞琉古帝国，便萎缩于希腊、小亚细亚与叙利亚地区。又约100年后，由我国河西走廊西迁中亚的月氏族，覆灭巴克特里亚王国，建立贵霜(theKushanEmpire)。这样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即张骞出使前后，由地中海东岸至帕米尔高原的辽阔地区，便次第崛起了托勒密、塞琉古、安息、大夏及后来取而代之的贵霜帝国。这些地区性帝国的崛起，为各自境内带来了和平。由地中海至远东中国的交通网络中，只有新疆一地有待汉帝国打通。
在上述地区政治巨变的同时，远东中国也发生了巨变。先是安息帝国崛起约30年后，秦帝国建立(前221年)，饱受内战之苦的中国，实现了帝国统治下的和平。不久后秦的崩溃，及继之而来的短暂内战，并未打破天下一统的势态。前202年，即安息崛起约百余年后，汉帝国建立。由于匈奴的压迫，汉朝的势力，始终局促于甘肃河西走廊以东。其西至吐鲁番地区，则是游牧族月氏人的领地;由哈密至帕米尔高原，即今罗布泊与塔克拉玛干地区，则有所谓“西域三十六国”，即星布于新疆沙漠边缘的绿洲农耕城邦。时汉室新立，匈奴则处于其势力的巅峰，故月氏与西域诸国，便为汉朝的敌人匈奴所役使。这一地区，也因此成为中国中原与帕米尔以西诸帝国交往的阻梗。
前141年，汉武帝登基，决意改变汉廷的匈奴政策，即由屈辱的和亲，改为积极的扩张。他闻知月氏与匈奴有世仇，便于前139年，派年仅20余岁的郎官张骞深入月氏地，欲与结盟，以切断匈奴来自西域诸国的物资供应，亦即《史记》说的“断其右臂”。行至月氏地后，张骞发现月氏已西遁，其故地也落入匈奴之手。于是张骞为匈奴所俘;至其脱逸继续西行，已是10年之后。沿着月氏西遁的路线，张骞一路追至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大宛(今费尔干纳地区)，所得的消息，再度令人失望：月氏已离开大宛，南下阿富汗了。张骞不懈其志，折而向南，进入月氏境内。得见月氏王后，始知事隔经年，月氏早忘了与匈奴的仇隙，“此间乐，不思蜀”。这样衔命出使十余年，涉流沙，陷囹圄，张骞的使命，竟以失败告终。
但联合月氏的失败，却是一个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成功的开端。这便是丝绸之路的贯通。张骞的出使，使得汉代中国与其出使的诸国，各意识到了彼此的存在，激发了对对方的想象、好奇与往来的欲求;以彼视我，又引起对自身身份的重新定义。故张骞出使所打通的，与其说是地理的丝路，毋宁是观念的丝路，而后者才是丝路的要义所在，因为它所激起的对异域的想象与好奇，乃是维持丝路千年不坠的精神动力。其后随着武帝匈奴政策的成功，尤其宣帝、元帝后匈奴的崩溃，新疆的绿洲诸国，便渐次归化汉朝。从地中海东岸至远东中国的交通网络，为之一通。
为管理这辽阔的边陲，或维持这连接西方的纽带，前60年，汉宣帝于今吐鲁番地区，设立了一郡级管理机构西域都护府，以统领新疆绿洲诸国。从此汉朝的统治，便扩张至帕米尔高原。其后虽有王莽之篡与西汉末年的大乱，但这只是漫长和平中的插曲。在近两个半世纪中，这一伟大的帝国始终把和平与繁荣，不仅赐予了其本部，也赐予了东起辽东半岛、西至帕米尔的辽阔边陲。
汉宣帝设西域都护的第3年，欧亚大陆的最西端，也爆发了一系列影响当时世界地缘政治的大事。先是公元前63年，罗马将军格涅乌斯·庞培 (Gnaeus Pompeius Magnus，前106年—前48年)吞并塞琉古王国;叙利亚与小亚细亚等地，降为罗马一行省。前44年，罗马执政官裘里斯·恺撒(Julius Caesar，前102年—前44年)遇刺，其养子屋大维 (GaiusJulius Caesar Augustus，前63年—前14年)继为执政，旋与罗马将军安东尼(MarkAntony，约前83年—前30年)爆发内战。前31年，屋大维在位于古希腊西北的阿克提姆岬(Actium)，聚歼安东尼与埃及托勒密王朝女王克丽奥佩特拉(Cleopatra，前69年—前30年)联军，吞并亚历山大大帝在埃及的遗产;托勒密统治的埃及，亦降为罗马一行省。这样罗马的东部边疆，便直抵安息的西境。前27年，罗马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Augustus)称号，这标志了罗马共和国的结束，与延续近五百年的罗马帝国的诞生。奥古斯都的对外政策，是以和平为主调的，与安息的关系，尤为如此。继任的皇帝，亦大体沿循其政策。故自奥古斯都至2世纪中叶，从罗马到叙利亚、从日耳曼至埃及，皆享受了“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PaxRomana)。
这一时期，恰相当于西汉成帝至东汉内溃的两百多年。换而言之，张骞出使约一个世纪后，欧亚大陆之间，由东往西，便依次有汉、贵霜、安息与罗马四大帝国。在欧亚大陆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地区性帝国的崛起与并立。在诸帝国统治的和平之下，人类迎来了第一次“全球化”时代。所谓“丝绸之路”，便是这古典全球化时代文明交流的主干道。
上述地区性帝国的崛起与并立，促成了彼此间交通网络的建立与发达。往来其中的，既有人员如使臣、士兵、商人与僧侣，也有人员所带来的观念如佛教，商品如西方织物、中国丝绸、印度香料、波斯金属器、中亚良马、黄金、宝石、地毯、挂毯等。其中何者最重要，不同文明的人，感受自然不同。如从中国的角度说，中亚马匹最重要，因它赋予了汉朝扩张的能力，使帝国的统治，得以延伸至东起辽东、西至帕米尔、北及蒙古大漠、南至越南的辽阔区域。故从重要性而言，这东西交通的网络，实可有不同的命名。其名“丝绸之路”，乃是取西方的视角。因为自古希腊以来，中国便以“丝国”著称;罗马上层对丝绸的狂热，又记载于后被西方奉为经典的拉丁作品，如普林尼(PlinytheElder，23—79)《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马提亚尔(Marcus Valerius Martialis，约38—102)的讽刺诗等。西方近代学者如李希特霍芬，自幼饱读古典作品，这教养的背景，必投射于其对此交通网络的想象与定义。
这角度说，所谓“丝绸之路”，亦可谓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所称的西方对东方规训的一种。我们取其便用的同时，自不应忘记这层含义。因为语言从不是唯名的，而有其实在。它可规定一种文明的自我定义、自我期待与自我塑造的方向。读者可不妨为它改一名字，如“佛教之路”或“良马之路”，来体会一下它所带来的文化心理之暗示。
上述地区性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延续约三个多世纪。这一时期，是西方所称的“古典古代”(theClassical Antiquity)的末期，也是人类所经历的第一次全球化时代。主导此全球化的，是西方地中海世界与远东中国。在帕米尔以西，亚历山大东征的重要遗产，是大量希腊殖民地的出现;这造成了希腊式铸币与希腊语的普及(即使进入罗马帝国后，希腊语仍是一种重要的交流工具)。帕米尔以东，则武帝后军屯政权向新疆的延伸，又造成了汉语与中国铸币的普及。如我们今天深处全球化时代的人所能体会的，语言的普及与货币的流通，是人员与商品交流的前提。步随这种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是文化的一体化。在帕米尔以西，这表现为文化与艺术的“希腊化”(Hellenization)。罗马建立后，这希腊化潮流，又因奥古斯都对希腊古典风格的复兴，获得延续或加强。
在中国，这文化的一体化趋势，则表现为战国后普遍的儒化。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两种文化即向各自的边缘扩散，并交汇于我国的新疆与中亚地区。这两种文化的内容虽异，但在“古典”这一点上，则有一致的特征。这里的“古典”，是指一种与宗教相对的人本主义精神，即对人的荣耀、苦难、幸福及人间生活细节的关切。这些特点，可见于这一时期考古出土的艺术作品。
“蛮族”与 “宗教”(barbarianism and religion)，是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讨论罗马帝国衰亡时使用的关键词。大体上说，两者也适用于3世纪后整个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巨变。这一巨变，首先是从中国开始的。220年，汉朝崩溃，中国进入内乱与分裂时期。窥伺于北方草原的“蛮族”，乘机南下，摧毁汉人所建立的西晋政权，开启了五胡十六国时代。这些或先后、或同时建立的蛮族政权，混战于中国北方，汉晋文明之光，因之而暗淡。4世纪末，同为蛮族的拓跋氏平定诸雄，建立北魏，与江南的汉人政权，形成隔江对峙的格局，中国的内乱，始稍得平息。但汉朝所建立的西域统治，则趋于式微了。汉灭亡的第四年，萨珊帝国(theSasanian Empire)崛起于伊朗南部的法尔斯(Fars)，摧毁安息;在其第二代君主沙普尔一世(Shapur I，约242—272年在位)的经略下，其疆域一时西抵罗马东方行省，东至帕米尔地区。萨珊立国约十年后，罗马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Alexander Severus，208—235)遇刺，帝国陷入内战。3世纪末，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usI Magnus，272—337)于拜占庭(Byzantine，今伊斯坦布尔)另立新都，罗马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410年，来自北方的哥特蛮族洗劫罗马，西罗马陷落。东罗马帝国或史所称的拜占庭帝国(theByzantine Empire)，则继承了帝国在小亚细亚、叙利亚与埃及的亚洲疆土，国势日盛。回到东方：在印度，萨珊立国约百年后(320年)，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约320—335年在位)统一印度，建立笈多帝国(theGuptaEmpire)，它的建立，挤压了月氏贵霜生存的空间。约五十年后，蛮族的一支嚈哒(Hephthalite)崛起于阿尔泰地区，旋南下占领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索格底亚(Sogdia，中国古称的“粟特”地区)，不久又侵入贵霜统治下的阿富汗。5世纪初中叶，在笈多与嚈哒的合力下，贵霜被摧毁。这样经过约三百年的混乱，丝路沿线的地缘政治，又整齐地呈现为拜占庭、萨珊、笈多、嚈哒与中国本部并立的格局。其间的新疆，则摇摆于自治与被北方蛮族所役使之间。
与蛮族入侵并称此时期之特点的，是制度化的信仰或曰“宗教”的兴起。在罗马，基督教于1世纪兴起后，迅速蔓延于帝国的腹心，并于313年被立为国教。与此类似，伊朗本土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中国称“祆教”或“拜火教”)，在萨珊立为国教。在印度，佛教大乘因贵霜与笈多的庇护，获得了空前发展，最终由偏重释迦人格的智慧学(小乘)，演变为专重佛陀神性的福音教(大乘)。中国则因汉代的覆亡，作为其意识形态基础的儒学，信用受损;南迁的胡人，本无甚文化传统。故在文化的半真空下，印度佛教、波斯祆教等外来的信仰，便为中国人所乐闻。故此时期整个丝路沿线的文化，便呈浓郁的宗教化特点。往来丝路的，除先前的使者与士兵外，又有大量僧侣。他们所输入的信仰与服务信仰的宗教艺术，改变了中国文明与其视觉表达的形态。
丝路宗教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商业化特点。在古典古代，丝路的功能，主要与军事及外交相关。间有物品交流，也以互赠的礼物为主，为宫廷或皇家的专享。但随着粟特人的崛起，丝路渐出现了商业化的一面。按粟特人乃所谓“印欧人”(Indo-European)的一支，世居索格底亚地区。在中亚弈棋转烛的地缘政治中，他们以性格的倔强、手腕的灵活，始终保持了半独立地位。其身影凸显于丝路，似在3世纪后，这时其生活方式的特点，已以行商和丝路的中介者著称了：整个欧亚大陆间，处处有粟特人的身影，从拜占庭、萨珊、印度、阿富汗，到远东中国。其贸易清单中的大宗，是中国的丝绸、萨珊金银器、罗马的玻璃器及织品等。由于其主导的贸易，乃以获取最广阔的市场为目的，故丝路贸易的商品，便扩散于不同地区的社会上层，由此又渗透于中下层。其影响的深度与广度，远较古典古代的末期为甚。5世纪之后，粟特人又大批移居中国，成为中国境内最大的移民团体。他们所带来的有“胡风”特色的商品，极大影响了我国中古物质文化的面貌。
5世纪所建立的欧亚地缘政治的平衡，进入6世纪后，又再次被打破。先是6世纪初中叶，突厥汗国崛起于阿尔泰地区，旋摧毁统治中亚的嚈哒，并吞并新疆，一时成为中国与萨珊之间最大的帝国。581年，隋朝统一南北，结束了中国长达四百余年的分裂局面。618年，唐朝建立，不久击溃突厥，并于7世纪初中叶，恢复了汉代的西域疆土，在中亚的索格底亚与撒马尔罕地区，建立了政权的前哨。约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建立伊斯兰帝国，亦即唐称的大食。不久大食覆灭萨珊，吞并其疆土。这样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混乱，至7世纪中叶，欧亚大陆间，便又有唐、大食与拜占庭并立。这是古典古代结束以后第二次地区性帝国的崛起与并立;作为东西交通主动脉的丝绸之路，又得以全面贯通。
但这一地缘政治的格局，仅维持约百年。8世纪中叶，唐帝国的腹心爆发安史之乱;崛起于西藏高原的吐蕃王朝，乘机夺取新疆，阻断丝路。尽管一个世纪后，吐蕃因内乱及唐与大食的夹击而崩溃，但唐的气数已尽，无力收复敦煌与哈密以西的领土。唐所留下的政治与文化的真空，渐为伊斯兰化的回鹘人所填充。作为丝绸之路的枢纽新疆，便不仅丧失了其作为中国政治前哨的地位，亦不复为中国、印度、伊朗与地中海西方文化的熔炉了。总之，随着中国作为丝路发动机的熄火，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或曰“古典丝路时代”，便于8世纪中叶结束了。
这两百余年丝路交通的内容，可称前一阶段的高峰与尾声。商业化与宗教化，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所不同的是，大食人所主导的海上丝路的开通(从泉州或广州至波斯湾)，结束了中亚商人垄断丝路贸易的局面，并使贸易的规模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远较以前广阔而深远。贸易的种类，也更为繁富(如中国除输出丝绸外，又有瓷器)。1998年印尼海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印证了当时海上丝路贸易的繁荣。至于丝路的宗教侧面，又尤较以前为多元。如除立足已稳的佛教、拜火教外，波斯的摩尼教，拜占庭的景教(基督教的异端)，以及新兴的伊斯兰教等，也因丝路的贯通进入新疆或中国本部。商品、观念引入的同时，移民的规模也扩大了。中亚、伊朗、印度乃至非洲的移民，纷纷移居长安、洛阳或泉州等地，以享受唐朝的和平、富庶与良好的生活方式。总之，由于丝路所带来的眼界的扩大，唐代对于自身文明的定义，始终持一种较今天更为动态的观念;在文化感受(cultural sensibility)上，也不像后来和今天这样易受冒犯。这种态度与特殊的感受力，使得唐朝成为当时全球最具“世界性”(cosmopolitan)的国度。
绿洲丝路建立与繁荣的一千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核心事件。但由于丝路沿线的文明中，只有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theGreco-RomanWorld)有发达的史学传统，其他文明对自己中心或边缘所发生的历史，往往是沉默的;即便中国或希腊罗马的史学，亦多关注其统治的中心，对作为其边缘的丝路，多疏略而含混，故关于丝路的历史细节，我们如今可依赖的，便主要是考古发掘。
从地中海到我国西部整个丝路的调查与发掘，起步于19世纪。这是西方地缘政治战略的文化先导，故启动并推动丝路考古的，主要是西方(包括俄国)的机构。帕米尔以西如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印度与阿富汗地区，主要由法、英、德、美的机构主持。其中阿富汗与叙利亚的发掘，上世纪60年代前，则几乎被法国垄断。近20年来，中国对近东与中西亚的影响，经济上日剧，但考古的边疆及其所带来的知识的边疆，并未随我国经济边疆的扩展而扩展。在中亚五国，丝路的发掘一直是苏联的禁脔;苏联崩溃后，五国的经济和考古也渐向外界开放;但进入其考古领域的，仍多是西方机构(法、意、德等)。作为五国地理与文化的邻居，作为致力于追求知识边疆的法显与玄奘的祖国，我国鲜有人员或机构参与其间;不仅如此，这些发掘的报告与研究书籍，我国学术机构也罕有系统的收藏。在我国新疆与甘肃地区，最初的考古调查也由西方人(含俄罗斯)启动，如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AndersHedin，1865—1952)等，然而其兴趣主要是地理、地质、人种与动植物等，考古不过旁及而已。对新疆考古的兴趣，实由英国人斯坦因(MarcAurel Stein，1862—1943)引发。1900年至1916年，斯坦因三度进入塔克拉玛干或河西走廊地区，在调查的同时，也劫走了丝路时代的大量文化遗产，如佛画、经卷、文书、雕塑等。此后不久，西方与日本探险家也进入新疆，在塔克拉玛干、罗布泊与敦煌等绿洲城市的废墟中，做了规模不等的调查、发掘与劫掠。其代表性人物，有德国人勒考克(AlbertvonLeCoq，1860—1930)、法国人伯希和(PaulEugènePelliot，1878—1945)、日本人大谷光瑞(1876—1948)等。新中国建立不久，我国开始建立起完整的考古系统，外国人主导中国丝路考古的局面，始告结束。
经过上述一百余年不同国家考古学家的探险、调查与发掘，湮灭千余年的丝路历史，便呈现一大体清晰的轮廓了。概而言之，绿洲丝绸之路东起于中国内地(长安、洛阳为中心)，西行进入敦煌后，便于新疆(南疆)岔为两路，一循天山南麓(所谓丝路北道)、一循昆仑山北麓(丝路南道)，绕罗布泊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而行。在北经吐鲁番与库车、南经楼兰与和阗等绿洲城邦后，两道交汇于新疆最西端的喀什。由喀什而西，越帕米尔高原，丝路又岔为两路：一从西北进入中亚撒马尔罕与索格底亚，一由西南进入阿富汗中南部、印度与巴基斯坦北部。交汇于伊朗后，丝路复西行，在伊拉克境内横渡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便进入丝路西端的门户杜拉-欧罗普斯。由此再西，便是丝路西端最重要的贸易中转站——今叙利亚境内的帕尔米拉城。由此西行渡地中海，是亚平宁半岛的罗马;北行越小亚细亚，可到达土耳其的安条克或伊斯坦布尔，前者一说即东汉甘英所至的“条支”;由此南行，则是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港，此或即《史记》称的“犁靬”。这样便结束了长达数千公里的绿洲丝路。
如前文所说，丝路的大部分区段，是由星布于沙漠、童山与荒原上的绿洲所构成的。上文列举的城市，便是其中的荦荦大者。它们既是丝路文明的创造者，也是丝路贸易、观念与人员的中转站。由于其贸易的功能，这类城市，俄裔艺术史家罗斯托夫采夫(Mikhail Ivanovich Rostovtzeff，1870—1952)便称为“商队城市”(caravan cities)。一千年来丝路所上演的对话与对抗、交流与阻绝、和平与征服、贸易与劫掠、以及信仰与亵渎的历史剧，便是以这些城市为主要舞台的。
(作者为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艺术与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