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避讳方为真

    艾俊川先生撰《<忧庵集>是戴名世手稿吗?》(载氏著《文中象外》，2012年)，以可信的证据与坚实的逻辑，判定安徽省博物馆所藏《忧庵集》不是戴名世的手稿，而只是一个钞本。其文最重要的论证，是据避讳字来断定写作年代。钞本有“苏州之玄墓”，玄字不缺末笔，按，戴名世生当顺、康之世，且中巍科，理应知道如何避写康熙皇帝之名“玄烨”，即将“玄”写作“”。钞本写作“玄”字，已经很可疑。钞本又有“虎邱”字样，按，雍正三年十二月，上谕:“先师孔子圣讳，理应回避。凡遇姓氏，俱加偏旁为邱字。如系地名，则更易他名”;即谓自此以后，应避书孔子之名(“丘”)，地名如虎丘，改作虎邱，姓氏如丘，改作邱。可怪的是，戴名世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罹难，怎能预先遵奉雍正三年(1725)的圣旨，将虎丘改作虎邱?即此可知钞本最早也是雍正三年以后所为，不可能是戴名世的手稿。

    顷读清人许善长《谈麈》，记载一则故事，亦以“邱”字定下一桩疑案，堪为谈助。

    据云，广东嘉应直隶州(今梅州)多李姓，其中一人迁居江西，数十年后，其孙李甲回乡，祭扫祖墓，但是，一直坚守本土的李乙不许，说他冒充亲派。甲怒，讼于州府。州府遣人调查，久不能定案。因为不仅甲乙各执一词，族人也分为两派，拿出族谱，支持本方辩友。双方拿出的族谱，有相同的地方，即皆为明代万历二年所修，始迁祖皆名Qi◇;也有不同的地方，甲谱云Qi◇有二子，一名松，一名柏，自己则是李柏的后裔，乙谱则云李邱只有一子，名松，自己是李松的后裔。而从纸色墨迹判断，双方族谱皆“不类新造”，知州对着堆满案头的族谱，挠头不解，到底哪一本才靠谱呢?

    恰在此时，有新知县到任，积学多才，久负盛名。知州遂命知县来断此案。知县把族谱搬到衙门，再三披阅，发现了本质区别:甲谱皆书始迁祖之名为“丘”，乙谱则书为“邱”。于是，知县拍案，曰:“弊在此矣”。

    招来李乙，问，你为啥要伪造族谱?乙不服，反问，凭啥说我伪造?知县云，汝祖本名丘，你拿来的族谱，怎么要写作“邱”?乙自谓理直气壮，云“恭避圣讳”。知县大笑，说，国朝雍正三年下旨，改丘为邱，你家族谱明代印的，难道还预先避讳了?甲方族谱不避圣讳，反能证明那才是万历二年所修的原谱。闻言，乙只能叩头如捣蒜，求大人饶命了。

    文末，善长评曰，丘改作邱，始于雍正三年，“不特愚人不能晓，恐近今读书人亦未必尽知也”。此语亦可转赠鉴定《忧庵集》为戴名世手稿的诸位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