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超载司机不堪罚款服毒自杀”应从两方面来看

　　 作者：乾 羽

　　11月24日20时，维权货车司机王金伍在微博爆料称，9月27日，一货车因超限运输被扣，民权县超限站下达3万元罚单，期间多次交涉，罚款不能减免、车不放行。11月24日14时，张高兴夫妇(货车车主)同在超限站喝农药，现男方张高兴已死亡，其妻仍在抢救中。对此事件，有网友评论：”为何要罚3万这么多？”也有网友认为：“国人为何不能遵纪守法？如果超限车辆伤害你的家人，你会不会这么说？（11月25日 新民网）

　　无论当事人的具体意图是什么，为维权而自杀，并付出生命代价，都是一场悲剧。面对这种个体悲剧，人们首先要表达便是惋惜和心痛。这是展开所有讨论的前提和基础。即便，要真诚地谴责这个维权的个体是多么糊涂，多么不负责任，也应该将这种观点和情绪，建立在表达了惋惜和心痛的基础上。在具体生命面前，价值讨论有时是虚空的，或者，至少应该向后放一放。只有在逝者得到了暂时的宁静与安息之后，人们才有资格去讨论生死的意义，去讨论事情的缘由。这是一个文明社会对待死亡、对待生命、对待个体应有的态度。

　　在表达了惋惜和心痛之后，个案的反思就应该继续。这种继续首先是事实判断：为何要选择以服毒自杀的方式维权？原因是当事人承受了不当的处罚，遭受了莫大的委屈，还是当事人过于莽撞和非理性，傻到连自己的生命也不当回事？情况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不同；情况不明，结论也就很难作出。而这其实是一个可以调查清楚的事实。例如，具体的处罚依据是什么，具体的处罚力度是否合理，当事人的诉求是否得到了及时回应，当事人的困难是否被敏锐察觉，这些问题都属于事实层面的判断。在这些方面，作出处罚的部门表现如何，必须以详细的事实说清楚。只有弄些了这些事实，人们的判断才能有依据。

　　另一个比较容易忽视的事实判断是，作为弱势群体，其维权的渠道是否通畅，其维权的习惯是否合理？这是一个超越个体层面的问题，但却是影响个案发生的根本原因。即便，在处罚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问题，若有表达诉求和维护权利的通道与习惯，也不至于出现以死维权的极端情形。此时，又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出和追问：是否存在制度化的维权渠道，维权的成本是否过高？按照现有的制度设计，这样的渠道其实是存在的，问题是，对于弱势群体而言，他们为什么没有选择这样的渠道？原因可能是成本过高，也可能是他们缺少制度化维权的信息和信心，这显然也是一个需要调查清楚的问题。从事实的层面看，维权的非理性对应的其实就是维权制度化的欠缺。

　　在作出事实判断之后，还应该作出明确的价值判断。其实，之前所说的首先对死者表示惋惜和心痛，本身就是价值判断的内容，只不过这里的价值判断，指的是更具体的反思态度：是僵持于固有的价值观念，还是放弃争议达成共识？在新闻中，有一个冰冷的现象需要关注，人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不愿做一点让步：有人说，处罚导致服毒自杀，这是重罚造成的误伤；有人却说，不能因为有人自杀而怀疑制度的刚性，如果超载造成交通事故，又怎么说，怎么衡量？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其实是在以对立的态度，对待需要交流的话题，结果只能是“鸡同鸭讲”，不可能达成共识。而且，固执于这样的价值判断，还可能对当事各方造成中伤。

　　所以，在讨论时，应该放弃自己的刻板成见，放弃自己的僵化观点，去寻找可以达成共识的途径，尝试着在法律的刚性与法律的人情味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这个平衡点其实就是执法的人性化，执法者的人性化。所谓执法的人性化，一定是执法者的人性化——通过具体的人性化的执法行为，很好地贯彻法律的精神，又对法律作用的个体作出关照。这是一个法治时代常识，也是执法过程中应有的法治理念。如果不去谈论这个平衡点如何实现，只是非此即彼地强调法律的刚性，和法律的人情味，反而会模糊法律的边界，造成法律的异化。

　　不管具体原因是什么，我们都不希望类似悲剧再发生，我们期待的理想情形是：法律是完善的，执法是公正的，即便是弱势群体也可以轻易地实现权利救济；同时，法律又是被信任的，法律因其刚性和人性化，而获得人们的信任和敬畏。如此，类似的悲剧就会减少，而即便再有这样极端事件发生，人们也不会对那些生活中的常识和价值产生怀疑。（乾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