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苦精神”战陇原
甘肃培育富民产业加快了群众脱贫致富步伐。图为甘肃省临夏州因地制宜发展旱作农业。万占全摄
本报记者唐园结何兰生焦宏吴晓燕施维孙永健鲁明
在中国版图的西北部，有我国地形狭长的一个省份——甘肃。这里自古就是国家战略要塞，同时也是我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民族团结的桥梁纽带和中西交流的陆路通道。
历史的车轮行至近代，甘肃，更多的面貌是和“贫困”两字捆绑在一起的。
“陇中苦瘠甲于天下”。在泛黄的故纸堆里，清代陕甘总督左宗棠一纸奏疏，是这片土地挥之不去的悲伤。
上世纪80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来此考察，留下一句：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就是在这样一片贫瘠干涸的土地上，在财力物力人力都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从上世纪80年代起，这里却首开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开发式扶贫”的先河。在30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中，甘肃人民首创扶贫“三苦精神”，靠着“领导苦抓、社会苦帮、群众苦干”，终于结束了“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历史，取得了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提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农村居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的历史性成就。
但是，甘肃人奋斗的脚步并未就此停止，着眼于全局的发展战略和目标，随着扶贫标准的提高，甘肃人民要想在2020年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小康，还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和挑战。
2013年初，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省时强调，甘肃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在全国都是典型的，连片特困地区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重点要放在扶贫开发上，把扶贫开发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贫困不休，奋斗不止。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甘肃人民又开启了新一轮扶贫攻坚的历程！若说30年前，“三苦精神”是在一穷二白中被逼出来的选择，而今在新的形势下，这却成为甘肃人民渴盼更美好生活的主动诉求。从贫困的泥潭中挣扎而出，改写百年落后的历史，这不只是一个地区、一个省域人民的希望和追求，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其实现复兴的必由之路！
全面小康，甘肃不能拖后腿——
扶贫开发不仅是经济问题、民生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从“温饱型贫困”进入“发展型贫困”，甘肃人民脱贫工作是甘肃实现小康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贫穷是什么？
在统计学上，按照2011年底新的扶贫标准，这意味着家庭人均纯收入在2300元人民币以下；在中文词典里，它指的是“缺乏钱财，生活拮据困乏”；在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注解中，贫穷就是买不起一件亚麻衬衫。
但是在甘肃，老一辈的人们会告诉你，贫穷就是：“有的农民家里就一个碗，爷爷先吃，吃完儿子吃，然后两个小孩吃，再是女人吃。更穷的还没有碗，在锅台上压个窝当碗。小孩没有衣服穿，光着屁股，只用个绳子在腰里系着，冬天冻得直打颤。”
改革开放之初，甘肃全省共有1870.05余万人，其中贫困人口就达1254.42万人，全省有67.1％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缺吃少穿，自然条件恶劣，连吃水都是大问题。
为了千万百姓的期待，为了追求更有尊严的生活，甘肃人民向贫困发起了宣战。1983年，经国务院批复，“三西”地区农业建设启动，甘肃省的河西地区和以定西为代表的18个干旱县以及相毗邻的宁夏西海固地区纳入规划，冠以“三西”农业建设，开始连片开发治理。
“三西”农业建设，开创了我国历史上区域开发式扶贫之先河，甘肃也是我国最早开展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扶贫工作的省份。从“三西”建设，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再到两个“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陆续实施，三十多年来，甘肃始终是全国扶贫开发工作的主战场。
一锨一锨铲地，一筐一筐背土，一株一株植树，一砖一瓦累积；“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以苦为乐、变苦为甜”，“领导苦抓、社会苦帮、群众苦干”；“山顶植树造林戴帽子，山坡退耕种草披褂子，山腰兴修梯田系带子，山下覆膜建棚套裙子，沟底打坝蓄水穿靴子”……
经过数十年的艰苦拼搏，甘肃不仅彻底解决了当地贫困人口的生存和温饱问题，较大幅度地改变了贫困地区的基本面貌和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自我发展能力，而且留下了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科学配套的扶贫开发工作机制，走上了科学扶贫的道路。
但是，对于甘肃而言，与贫困的斗争远未结束。延绵几代人的贫困想要断根，实非一朝一夕，尤其是在新的扶贫标准出台后，甘肃面临“四个尚未根本改变”的现实省情：
——贫困人口数量大、贫困程度深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到2015年初，全省扶贫对象达412万人，规模为全国第7，贫困发生率由2011年的33.2%下降到19.8%,为全国第2。
——连片特困区域多、发展难度大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全省58个集中连片贫困县（市、区），还有17个县属于“插花”型贫困片带，主要集中在极端干旱区、高寒阴湿山区和林缘区，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生产条件恶劣，扶贫开发成本很高。
——致贫因素较多、返贫压力大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特别是因病因学因灾致贫的问题突出，全省常年返贫率为15%-20%，灾年高达40%。
——收入差距拉大、相对贫困凸显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2013年，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81∶1，大大高出全国的3.1∶1。
困扰甘肃群众的“温饱型贫困”阶段已经过去，甘肃扶贫已经迈入“发展型贫困”，起点越高，挑战越大，扶贫的任务越重。
更重要的是，着眼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甘肃人民脱贫工作是甘肃实现小康必须啃下的硬骨头，“不能让甘肃拖了全国人民的后腿！”
在挑战中，甘肃人民也看到了机遇。近两年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甘肃加快发展的倾斜政策，比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等，含金量之高、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尤其是当前，“一带一路”重大战略的实施，对处于古丝绸之路咽喉要道和商埠重地的甘肃，更是千载难逢的重大机遇。
立足新形势，甘肃省各级党委、政府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到，扶贫开发不仅是经济问题、民生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说：“对我省来说，扶贫开发在加快转型跨越、富民兴陇中具有优先地位，在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中具有基础作用，在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具有决定意义。”
甘肃省省长刘伟平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向贫困宣战，不断总结基层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使扶贫政策举措更加符合群众愿望、更能满足群众需求，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为了更系统地推动全省扶贫工作开展，2013年9月，甘肃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深入实施1236扶贫攻坚行动的意见》，提出了实施好“一个核心、两个不愁、三个保障、六个突破”的扶贫攻坚行动计划，绘制了2020年全省贫困地区发展的蓝图，为今后扶贫攻坚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把扶贫开发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作为民生工程的重中之重、作为检验和考核干部政绩的重中之重，甘肃省举全省之力、集各方之智、汇群众之心，打响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
领导苦抓，看真贫、真扶贫、扶真贫——
不喊口号，不定好高骛远的目标，不搞盆景式扶贫，“双联”行动把干部这一“特殊资源”直接配置到贫困的地方，通过精准扶贫，切实解决“扶谁的贫、谁来扶贫、怎么扶贫”的问题。
新形势硬任务，甘肃扶贫工作从何入手，从何突破？
一方面，甘肃实现小康的任务太重，按照历史的推延，到2020年甘肃不可能实现小康，必须采取特殊的手段和形式；另外，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以往那种粗放式的扶贫方式难以适应要求，需由“大水漫灌”变成“精准滴灌”，确保扶贫资源真正向贫困村、贫困户倾斜、聚集。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2012年2月，一场声势浩大的“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以下简称“双联”行动）在陇原大地全面展开。
单位联系贫困村，干部联系特困户，省、市、县、乡四级联动。40多万名干部，走进58个贫困县、8790个贫困村，直接联系1.6万个村、67万家农户，面对面、心贴心，听民声、解民忧。
“最宝贵的资源就是干部资源，我们用‘双联’这种特殊的方式，把特殊的‘人力资源’直接配置到贫困的地方，立体地、多元地给贫困区和贫困户带来特殊的关怀、特殊指导、特殊的帮助。通过精准扶贫，切实解决‘扶谁的贫、谁来扶贫、怎么扶贫’的问题。”甘肃省主管扶贫工作的省委副书记欧阳坚阐述。
不喊口号，不定好高骛远的目标，不搞盆景式扶贫。瞄准目标、对症下药，缺什么、补什么，甘肃把扶贫工作做在细处、做在实处，看真贫、真扶贫、扶真贫。
庆城县玄马镇贾桥村刘沟门自然村村民刘学恭，曾经是村里出了名的贫困户，住在几孔破旧的窑洞里，靠着几亩薄田和儿子外出打工勉强维持生计。可是，天有不测风云，2010年儿子因车祸意外死亡，让这个本就贫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2012年3月份，“双联”行动启动后，在联户代表的帮助下，刘学恭制定了发展规划，联户代表又为他家送来了8只小尾寒羊和4000元现金，还为他家办理了“双联”惠农贷款和妇女小额贷款……现如今，刘学恭已是邻里八乡的养羊高手，养羊的年收入已经达到4万多元了。
干部们下来了，资源就下来了，解决了贫困户发展能力弱的问题；同时，这种点对点的对接，有效实现了扶贫精准性，避免以往摊大饼、垒大户式的扶贫弊端。
在发展中，甘肃省上下形成了一个共识，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有产业，有劳动力，内外结合才能发展。2013年，“双联”行动开展“产业培育增收年”活动，提出“三个一”工程，要求每个联系村有一个主导产业，每个联系户找到一条致富门路，每个农村劳动力掌握一门致富技能。
此外，甘肃省改革贫困县考核评价机制，确立了以扶贫为导向的考核机制，由主要考核地区生产总值向主要考核扶贫开发成效转变。2014年明确取消了对甘南州的GDP考核，首次把年度减贫人口列为全省目标责任考核内容。同时还建立了干部“逢提必下”机制，进一步健全驻村帮扶机制，并对全省贫困人口开展“乡有册、村有簿、户有档、人有卡”的建档立卡工作，更进一步调动和增强了干部扶贫工作的动力和保障。
已经72岁高龄的陇南市林业局退休老党员王世吉主动请缨，联系金厂沟自然村，在经过实地调研后，他为该村量身订制了一个脱贫致富规划。以种植花椒为例，根据山坡地坎多的情况，栽植地埂花椒50亩4000株。
庆阳市镇原县临泾镇“双联”干部范改红，联系的贫困户家里只剩下老弱妇幼，她就把自己编入了帮扶家庭的劳动力之中，村支书开玩笑说：“小范的帮扶工作我们不看别的，就看帮扶户的狗，从开始的汪汪狂叫到后来的摇尾巴示好，这意味着她已经和这家人打成了一片。”
让贫穷不再是一个家庭的难题，让困难不再是一人独自面对。陇原大地上，一个个贫困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变、发展。截至目前，全省“双联”单位为各联系村帮办各类实事67万多件，10个县区实现整体脱贫，3874个行政村摘掉了贫困帽子，累计减少贫困人口430万人。
采访中，甘肃省许多干部表示，甘肃把扶贫工作当作头号任务来抓，领导真重视，干部真卖力。正是因为“双联”行动和扶贫攻坚的高度融合，实现了扶贫系统性和精准度的和谐统一，推动甘肃扶贫工作稳步走上了高速路。
社会苦帮，更精准、更有效、更长远——
多元化的扶贫路径，不仅让扶贫事业的资金、渠道和力量得以进一步壮大，同时社会化、市场化资源和机制的植入，也正在不断提升扶贫开发工作的动力水平和活力指数。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扶贫开发，是我国扶贫开发事业的成功经验，这也是新时期甘肃扶贫事业发展的加速动力。
东乡族自治县是甘肃省三个特有少数民族之一——东乡族的聚居地，也是国家六盘山片区贫困县。境内峰峦起伏，山大沟深，生态环境恶劣。布楞沟村是东乡县最贫困、最干旱的山村之一，2013年人均纯收入只有1624.1元，贫困面高达96%。
要想富，先修路。为了加快布楞沟流域扶贫开发，东乡县的定点帮扶单位——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两年来先后在道路、吃水等东乡县最急需的民生领域实施了一大批帮扶项目，投入超过2亿元。
布楞沟昔日尘土飞扬的山路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水泥路。“这条路，不仅解决了整个布楞沟流域6个乡镇、20多个村、2万多群众的出行问题，而且还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创造了新的便利条件。”东乡县扶贫办主任马忠说。
布楞沟流域治理是甘肃开展社会化扶贫的一个典型代表。近年来，甘肃省在加大行政力量推动的同时，充分整合资源，既注重有效发挥专项扶贫和行业扶贫的作用，又注重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帮扶贫困地区，使来自四面八方的援助之手，积极参与到扶贫开发工作中来，实现了从政府主导到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的历史性转变。
2012年，农行甘肃分行与甘肃省财政厅携手，创新推出主要针对贫困农户的“双联”惠农贷款，将放贷对象主要锁定在甘肃省内三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从当年起，连续5年，每年安排60亿元的专项信贷资金，支持全省58个贫困县、8790个贫困村的贫困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生产。
金融扶贫效果立竿见影。由于大量金融信贷向贫困村投放，农民发展的能力得到极大提升。以前一些项目由于缺少资金而不能做，一些致富经营活动不能开展，如今这种局面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过去扶贫之所以成效不明显，最重要的是靠财政、靠政府拿钱。”农行甘肃分行行长韩国强对记者说，甘肃是一个贫困的地区，财政资金毕竟量小，都是撒胡椒面式的，效能有限，要借助市场的力量。
韩国强认为，社会化扶贫不是说政府就不管了，而是要形成合力。“双联”惠农贷款就是由财政出钱一次性注资成立担保公司，并给农民贷款贴息，起到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撬动了更多金融力量进入。
甘肃省还创新社会扶贫机制，按照中央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和大学定点扶贫、东西协作、“双联”行动、“民企陇上行”民营企业帮扶、行业协会帮扶五个层面，分别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和办法，从而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扶贫的积极性。
36个中央、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定点扶贫甘肃省43个重点贫困县；全国工商联所属75家商会与18个贫困县开展产业合作；来自福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川等省份的100多家企事业单位与甘肃56个片区县结成帮扶对子；资金援助、干部培训、人才交流、科技合作、支医支教……
社会化大扶贫的模式给甘肃带来了资金、项目和先进技术，也带来了新的发展理念、工作思路和致富经验。扶贫方式逐渐由政府主导、主要发挥财政资金、更多注重社会效果向政府社会共扶共治、财政资金与社会资金相辅相成、社会效果与市场机制并重的形态转换。
“扶贫要实现长效，必然要走向专业化、社会化。多元化的扶贫路径，不仅让扶贫事业的资金、渠道和力量得以进一步壮大，同时社会化、市场化资源和机制的植入，也正在不断提升扶贫开发工作的动力水平和活力指数，让扶贫更精准、更有效、更长远。”甘肃省扶贫办副主任任燕顺说。
群众苦干，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完善——
从“站着看、等着扶”到“想法子、主动干”，这既是农民自我意识的变化，也体现出政府扶贫机制和扶贫理念的变化。扶贫最终扶的是人，政府扶上马，社会各界帮助送一程，但关键还是要老百姓自己肯干、会干、能干。
扶贫力量越来越壮大，给予贫困地区的资源越来越多，会不会滋生群众等靠要的惰性思维？
当地干部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定西市渭源县杨庄乡有个光棍汉，乡上救济了他一头母牛，指望他通过饲养母牛生崽赚钱。他却嫌麻烦，把牛卖掉买回几只羊，以应付检查；吃剩一只羊后，又换成几只鸡，既省心省事，又有蛋吃。后来蛋吃完了，鸡也宰了，又重回到“两袖清风”、一贫如洗。他却不着急，因为他相信“共产党不会让人饿死”。
救济式扶贫模式下，这样的故事不乏其例，说到底，是人的因素没有调动起来。扶贫最终扶的是人，政府扶上马，社会各界帮助送一程，但关键还是要老百姓自己干。
在环县曲子镇宋家垣村，贫困户王玉峰今年已经70岁了，2013年从银行贷款5万元，盖了羊棚，买了20多只羊，去年仅卖小羊和羊绒就赚了3万多元，他告诉记者，来年想多贷点款扩大生产规模。
与政府直接买羊送给农民相比，这种做法既缓解了财政压力，更重要的是，“农民知道这个钱是要还的，他就会努力经营，而不是卖了换酒喝。这样农民长久脱贫就有了保证。”环县副县长安冠卿说。
一位“双联”干部告诉记者，和村民谈心，他们反映的情况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反映的多是计划生育、村务公开等方面的诉求，现在是要求政府给他们更多的贷款，要发展的呼声高了。
为了缓解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农民开始自己想办法——发展自助性合作金融。
临夏州是甘肃省两个民族自治州之一，八县市均属于国列六盘山特困片区，是甘肃省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和最难啃的硬骨头。面对州穷县穷民穷的实际，临夏州探索在每个贫困村建立村级产业发展互助社，采取“政府+企业+社员+其他”的筹资模式，打造属于农民的“草根银行”、“扶贫银行”。
“贫困户是临夏全州村级产业发展互助社的主体。”临夏州副州长马旭林说，互助社必须要吸引该村70%以上的贫困户入社，要优先发放贫困户借款，且每年贫困户借款人数不能低于入社贫困户的一半，这样才能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
为了更好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甘肃省在扶贫中还创造性地把扶贫项目决定权交给农民，通过村民大会票决确定扶贫项目，由村民自管委员会具体实施，实行“参与式整村推进”。
静宁县仁大乡乡长张前江说，以前，扶贫的钱是上面给的，干什么是上面定的，村干部和村民都是按要求干活。参与式扶贫不仅解决了扶贫信息不对称问题，更重要的是强调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增强了他们的自主意识，农民干事情的积极性非常高。
让农民肯干、能干，关键还要会干。甘肃在发展中，非常注重对农民的培训，去年专门出台制定了《甘肃省贫困地区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实施方案》，明确了各级各部门的培训任务和责任。
扶贫、组织、人社、农牧等部门开展了合作创业带头人、贫困村致富带头人、贫困乡村干部、妇女就业创业技能等各项培训工作，并着重打造“两后生”（初、高中毕业生）培训品牌。普通农民通过技术培训，学到一技之长从而脱贫致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与此同时，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概念的兴起，更进一步打通了农民自我发展的“任督二脉”，带动基层创业热潮。
陇南市是西部地区为数不多的将电商作为主导产业来培育的地区，大学生村官、农村返乡青年等带头开办网店，农村致富带头人、农产品购销和贩运商、专业大户都参与到了农村电商当中。不仅拓宽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和市场空间，更培养了农民的市场意识、品牌意识和顾客理念，提升了他们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据统计，陇南目前有695名大学生村官开办网店755家，遍布每个乡村。国务院扶贫办已将陇南列为全国首个电商扶贫试点市。
从“站着看、等着扶”到“想法子、主动干”，这既是农民自我意识的变化，也体现出政府扶贫机制和扶贫理念的转变。把力量用在打基础、管长远的地方，让农民真正成长起来，调动他们的内生动力，从苦干走向巧干、肯干、会干、能干，才能真正实现从“输血”向“造血”的转变。
两千多年前，张骞出长安城，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而凿通西域，灿烂的丝绸之路由此而蜿蜒至中亚；一千年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赞叹，这里“林草茂密，羊群塞道”，“天下富庶，无出陇右”。甘肃，这块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曾经有过令人称羡的辉煌。如今，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启，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在新时期“三苦精神”引领下，甘肃正朝着摆脱贫困、奔向小康的梦想大踏步地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