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在安徽的岁月

　　 第一章省委第一书记的泪与火

　　上任前，有中央领导问：“万里哪里去了？”上任后，安徽的官员也问：“万书记哪里去了？”

　　1977年春夏之交，北京的政治气氛和当时的天气一样，很快就由冷转暖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一个省一个省，一个部一个部地解决存在的问题。在解决安徽问题的会议上，决定改组安徽省委，组成新的省委领导班子。以万里为第一书记、顾卓新、赵守一为书记。

　　然而，此时人们却找不到万里。中央组织部的人问万里家里，家人不知道他在哪儿，问万里任第一副部长的轻工业部，得到的回答是也不清楚。一位中央负责人火了：万里哪里去了？怎么能找不到他？

　　有人说，他对把他从铁道部长降职为轻工部副部长有意见，根本不想到轻工部上班；也有人说，粉碎“四人帮”后，他看到了希望，准备东山再起呢！

　　几经周折，铁道部值班室终于在营口找到了他。

　　他怎么跑到营口去了？为什么在铁道系统找到了他？

　　——这要从上世纪70年代邓小平复出后的全面整顿说起。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邓小平把突破口选在国民经济大动脉铁路上。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他大胆起用万里。在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上任后，铁道部机关找不到万里了。他雷厉风行，首先来到打派仗十分严重的徐州分局，以邓小平审阅修改、毛泽东亲自圈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为“尚方宝剑”，批极左，批派性，一个月就见成效；再转战南昌(分局)、长沙(田心电力机车厂)，坚决调整领导班子；接着回师郑州(路局)，稳定局势，使几近半瘫痪的铁路运输恢复生机。当时流传的民谣是：“火车正了点，钢铁增了产，卫星上了天！”

　　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面展开，邓小平“三落”——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万里也跟着“两下”——被免去铁道部长的职务。因而出现了“万里检讨，火车乱跑；万里一倒，火车不跑”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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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再次受命，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合肥后不久，人们又找不到他了——机关没有，住处也没有。找秘书也找不到，只是有人传说新来的省委第一书记“微服私访”去了，至于去了哪里，谁也说不清楚。

　　“我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到农村去，”万里回忆说：“我下去调查，轻车简从，一般是一部小车，三两个人，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直接到村到户。这样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那几个月，我不开会，不作指示，不提口号，只是看、听、问，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

　　这次下乡之前，他听说了农村的一些情况，也知道有些地方老百姓的生活相当困难，但没有想到大部分地区的贫困程度会那样叫人触目惊心，甚至令他痛心地落泪。

　　在肥东县，万里走进一个姓张的农户家。

　　——这家有两个大人、五个小孩。黑乎乎的土坯屋子里空空荡荡，破炕席上只有一床看不清原来花纹的破被子。

　　万里问：“就一床被？”

　　主人说：“有被盖就不错了。”

　　万里再问：“一床被七个人怎么盖？”

　　回答是：“凑合着呗。”

　　外屋灶上一口有缺口的锅，盖着稻草编织的锅盖。万里揭开锅盖一看，锅里是地瓜面和胡萝卜缨子煮的糊糊粥。

　　他欲言又止，走出门后对随行的人说：“整个家当可用一根木棒撅走。”

　　车子来到定远县卢桥，万里看见路边有一个挑担的农民，就对司机说：“停车，和这个老乡聊聊。”

　　老乡身着破旧的空心棉袄，好像是正往地里挑粪，说话有气无力的。万里问他家里的情况，以及有什么要求。这位老乡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再问还有什么别的要求，他再次拍拍肚皮说：“这里边少装些山芋干子。”

　　事后，万里说：“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

　　他还说：“中国的农民太好了，他们的要求这样低，可就连这点最起码的要求都没有得到满足。”

　　在大别山“将军县”金寨，万里受到了更大的震撼——

　　在金寨县燕子河山区，他来到一位红军烈属家里，一进门就看见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蹲在锅灶口。万里同他们打招呼，一连喊了几声老人都未动身。

　　当地村干部告诉老人，这是新来的省委第一书记，老人才缓缓地站起来。万里惊讶了，这人居然没有穿裤子，光着下半身。

　　“你家有几口人？”

　　“四口人，我们夫妻俩和两个闺女。”

　　“孩子呢？”

　　一位衣着褴褛的中年妇女从里屋出来，指指屋里，只见土炕上蜷缩着两个十几岁的姑娘。村干部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天气太冷，只能在炕上取暖。”

　　万里眼一酸，泪水夺眶而出……

　　这天中午，他的心情很不好，难过地对秘书说：“当年老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可今天还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新中国成立都28年了，没想到老百姓竟然穷到这种地步……我不能不问，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都没有啦？”

　　也就在这一天，万里决定给金寨县拨救济款120万元，棉花14.5万斤，棉布18万尺，粮食50万斤。他对当地领导说：“这笔救济物资要尽快发下去，让老百姓弄床被盖，弄条棉裤穿，买点油盐酱醋，吃顿饱饭！”

　　他知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救急办法，只靠救济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里的贫困问题的。

　　离开金寨后不久，他的身影又出现在凤阳街头。他要看看这个朱元璋的老家为什么会出现集体讨饭的事情。

　　1977年冬天，安徽省委接连收到沿海等地方的电话电报，要求派人去接“盲流”，而这些“盲流”多是凤阳县的。万里叫有关部门统计一下，凤阳县到底有多少人在外边讨饭？得到的回答是有13000多人。凤阳县委也采取过多种硬性措施，诸如：党员带头要饭要开除党籍，干部带头要饭就立即撤职。然而，这些硬性指示，都无济于事。外出逃荒的浪潮仍波涛汹涌。

　　到凤阳那天，他们正好看见一群一伙衣着破破烂烂的农民赶往火车站，一问都是要扒车外出讨饭的。

　　万里到几个村子去调查，在梨园公社前进生产队,看到10户人家就有4户没有门，3户没有水缸，5户没有桌子。生产队长家10口人，只有1床被子，7个饭碗。他们不出去讨饭又怎么生存呢……

　　他是带着一肚子怒气和火气回到省城的。

　　省委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解决凤阳农民外流讨饭问题，有人说，“凤阳是朱元障的老家，历史上就有外出讨饭的传统！那里农民冬天外出讨饭已经成为‘习惯’了。”

　　万里气愤地站了起来，用手使劲拍打着桌子：“说这种话没有半点阶级感情！数九寒天，你也带着老婆孩子讨一趟饭试试！”

　　“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讲这种话的人立场站到哪里去了？什么感情？我就不相信谁有粮食吃还会去讨饭。我们的农民是勤奋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只要能够吃得饱，他们是不会去讨饭的。问题是那里条件并不坏，他们为什么吃不饱饭？我们的各级领导一定要把这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万里越说越激动：“社会主义还要饭，那叫什么社会主义，解放快30年了，老百姓还这么穷，社会主义优越性哪里去了！无产阶级是因为受穷才革命，革命不是为了受穷，要是为了受穷，还革命干什么？我们不能以牺牲人民的利益和生命来换取‘社会主义’，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绝不是让人民挨饿受穷，而是让人民活得更美好……我们共产党人怎么可以不关心群众的吃饭问题呢？谁不解决群众吃饭问题，谁就会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