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与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

　　七十年代末期，始于安徽的中国农村改革，其核心是“包产到户”，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以家庭承包为主体的联产责任制。“包产到户”有两种形式，即“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两者大同小异，既是一回事，又有不同之处。

　　包产到户是伴随着农业合作社的发生、发展，多次出现的一种联产计酬责任制形式。50年代中期，浙江省永嘉县出现的包产到户最有代表性，影响很大，但很快就被打了下去，县委书记李云河等被打成右派。后来三年困难时期安徽出现的“责任田”，实际上也是包产到户，受到广大农民欢迎，但也很快被压了下去。

　　1978年在农村改革中，安徽最早出现的也是包产到户，但小岗的包产到户实际上却是包干到户。包干到户与包产到户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不能等同。主要区别在于：包产到户是农民承包土地后，实行的是“承包产量，以产计工，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办法，农户生产的粮食等，最后要交给生产队，由生产队上缴国家征购任务，留下集体提留后，再按各户上交多少算出工分，按工分统一分配。其主动权在生产队，生产队通过几个统一，控制各承包户，要害是统一分配。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的共同之处，两者都是包到户，包干到户是包产到户的进一步发展，包干到户没了那么几个统一，主动权或者说主体在户，实际上是分户经营，分户核算。它比包产到户更彻底些，利益更直接些，方法更简便些。包干到户与包干到组统称为“大包干”。

　　“大包干”的发源地凤阳县，农民给“大包干”编了个顺口溜：“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包干到户是这个县当时的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于1978年底在“包干到组”基础上偷偷搞起来的，并迅速从江淮两岸风靡神州大地。于是小岗这个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小村落，一时名声大震，于80年代初期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时代典型；小岗农民在农村改革中的伟大创造，很快在全国农村迅速推广。此后所讲的包产到户实际就是包干到户。

　　 万里是怎样发现小岗的？

　　万里发现小岗这个典型，首先是通过一份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由于种种原因，小岗这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调查，从来没有原原本本地公之于众过。值此农村改革20周年之际，我想通过历史回顾，把小岗这个典型的来龙去脉，以及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带头进行农村改革、并成为中国农村这场历史性的大变革中的先进典型，作个比较全面系统的回顾与介绍，以启迪人们继续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扬实事求是精神，认真总结教训，深化改革，不断前进。

　　1980年初，安徽农业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亲手交给我一份材料：《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他说：“你看看，这份材料写得多好啊！我像看小说似的，一口气看了两遍……过几天咱们去看看。”

　　我拿到这份材料，仔仔细细地看了几遍，越看越觉得写得好，太重要、太及时了，它的特点，一是写出了中国农业集体化20多年来，在极左路线错误影响下，小岗村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历经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直到“文化大革命”，一次又一次的运动，遭受到的一次又一次摧残，记述了小岗农民的悲惨遭遇和辛酸的历史，说出了小岗农民的心里话。二是它以触目惊心的事实，讲出了自农业集体化以来，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受到摧残的严重程度，以致大部分村民逃亡和饿死，并有具体的数据。三是写出了小岗农民历经磨难，走投无路，在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影响下，“冒死去抗争”，带头实行“包干到户”，一年翻身的事实。四是写出了小岗生产队带头实行包干到户后，出现的矛盾和激烈争论，反映了农民对农村改革的迫切愿望和矛盾心理。正如《调查》最后所说：“小岗的办法吸引着别人，这使小岗感到自豪，由于吸引着别人反带来了麻烦，连自己也不能搞了，心里又有难言的苦衷。这使小岗群众蒙上了一种新的矛盾心理。”而这正是万里急于要去小岗实地考查、并予以肯定和支持的重要原因。

　　据我多年采访农村新闻所见，像小岗这样的调查材料实属罕见。它反映的情况，在全国，特别是在黄淮流域的农村，具有代表性。我出身在农民家庭，大学学的是农业经济。从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派，直到“文化大革命”，一系列运动我都亲身经历过。而且我又是长期从事农村采访的新华社总社记者，可以说得上是经得多、见得广。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我是带着户口被下放到最艰苦、最困难而又受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危害最严重的重灾区之一山东惠民县农村，当了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同当地农民实行“三同”，我是熟悉农村、了解农民的，亲身经历了那场大饥荒，亲眼看到大批农民被活活饿死的悲惨场面，我们那批下放干部，包括我本人，都得了浮肿病。那时候既不准写，也不准公开讲。即使是三年困难时期，数以千万农民饿死，也是“形势大好”，或者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以至饿死人的数字，没有人敢统计，更不能公开去讲，谁讲谁就是“对大好形势的污蔑”，谁就是“阶级敌人”。所以三年困难时期，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特别是全国或者全省的具体数字，更没有人敢统计。只是偶而有个别的典型调查中出现过一些具体数字，也不敢说是饿死，那时有个比较普通的专用名词————“非正常死亡”。小岗这个调查中饿死人的数字，是一个一个统计的，是很准确的。而且在凤阳，在皖东、淮北以及黄淮流域相当一部分地区具有代表性。

　　小岗调查的作者吴庭美，是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当时是凤阳县委的工作人员。他出身农村，家就在小岗，对小岗、对农村情况非常熟悉，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这篇调查不仅真实，而且很有感情。我读过、写过不少农村调查，但像这篇调查实属罕见。它实际上是一份“中国农村改革的宣言书”，使小岗这颗星星火种，乘十一届三中全会东风，迅速燃遍神州大地。

　　 小岗调查引出我的回忆与思考

　　看了这份调查，我不由得联想起我下放到农村写的《山东省惠民县李家店三个生产队包产到户的调查》(1962年6月)。这两份调查所反映的是一样的：农村由于大刮“五风”，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民不聊生，因此迫切要求包产到户。特别是所反映的受灾情况，何等相似啊！李家店村原有225口人，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达75人，占全村总人口33.3%；1962年6月的劳力，45人中有15人(占33.3%)，营养不良，是长期病号(干瘦、严重水肿病)，不能参加劳动；原有耕牛32头，仅剩下5头，其中能干活的只有3头，耕地大部分荒芜。饿死的人数、农民生活困难情况等与小岗村都很相似，所以偷偷地搞了包产到户。

　　1962年春天，我到李家村认真调查了十多天，冒着巨大政治风险，实事求是地写出了这篇调查报告，讲了他们为啥要搞包产到户和包产到户的做法，特别写到群众对包产到户的反映：“包产到户既不是地主的要求，也不是富农的要求，更不是富裕中农的要求，而是广大贫下中农的要求。”有人说：“‘千条万条不如这一条’，‘活命是第一，上天堂是后事，吃不上饭这辈子上不去天堂’。”“包产到户成了该村社员的普遍要求，即使那些劳动力弱和无劳力户也都赞成……”群众对包产到户要求非常强烈。

　　初稿写出之后，给村干部看了，一一进行核实；县委领导看了也满意。

　　新华社内参部领导夏公然认为很好，准备在“只要国富民强，何惧包产到户”栏题下，在《内部参考》上发表。没想到在送审中，风向已转，此文遭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严厉批评，并责令编辑部和作者进行检讨。在内参部领导保护(夏公然承担了全部领导责任)下，我一个检讨混过了关。但这篇调查连累了李家店村的有关干部群众以及惠民县有关领导，他们的包产田也被收回。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这篇调查成了我得一次又一次进行检查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