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异国老人的情怀

《中国报道》杂志刊登的笔者与布鲁诺·伏格曼在兰州的照片及文章

一九八四年初秋，作者和兰州市世界语学会工作人员，与布鲁诺·伏格曼的合影。

    三十年前的一次偶然会面，我结识了这位品格高尚的德国老人。通过多年的交往，我们结成了超越国度的忘年之交。

    那是1984年初秋。刚刚从北京回到兰州的我接到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电话，说是有一位西德著名世界语学者、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布鲁诺·伏格曼先生率领一个世界语访华团要到兰州访问，想和当地的世界语朋友交流一下，请我帮助组织见面活动。

    那天，雨后初晴。在外事部门的安排下，我和兰州市世界语学会的三位负责同志到友谊饭店会见了布鲁诺·伏格曼先生一行。伏格曼先生是国际世界语协会荣誉会员、德国克赖尔斯海姆市议员，75岁了，早年参加过反对纳粹的斗争并为此蹲了四年法西斯的监狱。他告诉我们，在到兰州之前，他已经访问了北京、上海、苏州、桂林、长沙、武汉、重庆、西安等地，会见了巴金、叶君健等老朋友，也结识了许多世界语的新朋友。他还就有关环境保护的问题在八所大学做了专题演讲，参观了工厂、学校、幼儿园、剧院、农村和名胜古迹。所到之处，都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也许是有缘吧，伏格曼先生和我似乎特别谈得来。交谈之中他还一再夸赞我的口语，问我是在哪儿学的世界语。当他得知我是刚从北京外语学院世界语师资班学习回来的时候，直说：“难怪，难怪。看来中国的确很重视世界语的普及教育。实在令人高兴。”

    我们陪同客人参观省博物馆，游览被雨水冲洗得一尘不染的兰州街市。客人们对整洁的市容和清新的空气赞不绝口。我向他们介绍说，这都是近年来进行环境保护和植树种草的结果。伏格曼先生说，兰州给他的印象太好了，如果有可能，将来一定还要再来兰州访问。几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分手的时候，我们彼此竟都有些言犹未尽的感觉。伏格曼先生将早已准备好的礼物，一块带有世界语说明书的多功能石英表赠给了我。我也向他回赠了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纪念品。伏格曼希望我们能经常通信，保持友谊，并和我相约在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时北京再见。从那时起，我和这位比我年长40多岁的德国老人之间便逐步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此后十多年，伏格曼先生和我的通信往来从未中断。我们中国人有尊老的习惯，而且伏格曼先生还是令我敬重的著名世界语前辈。所以开始通信时我总是称他为“尊敬的先生”。伏格曼对此颇有意见。他说：“既然我们是朋友，就不必拘泥于繁文缛节，还是称朋友最亲切。”打那以后，我就像他称呼我为“亲爱的富德”一样，改称他为“亲爱的朋友”，后来又自然地称为“亲爱的布鲁诺”了。为了使我们的友谊世代相传，伏格曼先生还特意介绍我和他在汉堡工作的二儿子狄特尔·伏格曼认识，让我俩直接用世界语通信。

    狄特尔是一位自动化工程师，写得一手很好看的花体字，对世界语也非常精通。他的第一封长信就给我留下了美好而难忘的印象。于是我便从1985年开始与狄特尔通信，并介绍性地为他订了一年的世界语《中国报道》杂志。狄特尔来信说：“我虽然从小就跟父亲学会了世界语，但这些年来却疏远了与世界语朋友的联系。是父亲的中国之行和你们的真诚友谊重新唤起了我的热情。”后来，他果然又成了一位非常热心的世界语活动家。

    1986年，经甘肃省委宣传部及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批准，我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我满怀希望，期待着老朋友的重逢。但不巧的是，布鲁诺·伏格曼先生虽然也是代表，却因意外食物中毒未能出席这次大会，只好让狄特尔在会议期间向我转达他的问候。我也托狄特尔带去了我对他的美好祝愿。

    老伏格曼为了支持我在实际工作中应用世界语，就用自己的钱连续多年为我订阅了几种有关我专业方面的世界语期刊。当时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这些期刊资料如雪中送炭为我打开了一扇了解本专业世界先进水平的窗口，不但开阔了我的视野、极大地促进了我的专业工作，而且经我翻译发表后使更多同行受到了教益。

    1998年，伏格曼替我缴纳了第83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会议费和住宿费，邀请我出席在法国蒙彼利埃举行的国际大会。

    面对伏格曼无私热情的帮助，我在通信中除了感谢之外也常常为无以回报而深表不安。而他在回信中的言辞却令我震撼：“我们都是做学问的人。我知道，你们中国人学世界语要比我们欧洲人困难得多。我为有你这样一位勤勉认真的中国世界语朋友而高兴。在多年的生活经历中我有这样一个信条：只要是为了有益的事情，比如为了和平、为了帮助第三世界、为了保护自然环境或者为了世界语，我毫不吝惜自己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愿意为此放弃更多的个人享乐。对于自己的付出，我任何时候也没有指望过会有什么回报，甚至也没有想过要得到什么赞扬和荣誉。如果说有什么报酬的话，那就是我能欣慰地感到自己是在为一项有益的事业而工作，我的力量、我的时间乃至我的一切都贡献给了这项美好的事业。”多么铿锵的话语，多么高尚的情怀！读着这崇高心灵的剖白，我仿佛感到自己的精神境界也在升华……

    伏格曼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几十年如一日践行着自己的信条，在物质上、精神上帮助了世界各地无数个需要帮助的机构和个人。上个世纪80年代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也曾收到过他捐赠的复印机等办公设备。

    1993年4月，我在《中国报道》杂志上用世界语发表了一篇文章“世界语使我们成了忘年之交”，介绍了我和伏格曼的友谊。5月，看到这篇文章的伏格曼给我来信说：“很高兴看到你的文章。你对我过奖了，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罢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源自我的父母、我的祖父母以及我的老师们自幼根植于我心灵深处的那些美好的做人原则。”这使我对这位老友更多了一层了解，也对他本人和他的民族更多了一份敬重。

    随着对中国人民友谊的日益加深，伏格曼时刻关注着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他曾多次提醒我们在发展建设中要注意避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弯路，要特别注意环境保护、维持生态平衡。为此他还给邓小平同志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都写过信。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伏格曼先生的远见卓识和对中国人民的一片真情。

    在和我交往的那些年，伏格曼每有世界语新书出版，都会寄来一本让我分享他的成果。如饱含他心血的《十一种语文国际贸易经济大辞典》和他的哲学著作《LANOVAREALISMO(新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后来出了中文版叫作《新实在论》，他就给我两个版本都寄来了两本。这部著作1988年用德语出版，以后又被许多国家翻译成17种语言出版。叶君健先生为它的中文版写了序言。

    老伏格曼在晚年给我的每一封信中都一再叮嘱我不要中断了与狄特尔的通信联系。他说：“我非常渴望再次访问你的国家，但体力的虚弱也许会使这个愿望化作泡影。我的儿子狄特尔年富力强又聪明能干，在电子学、计算机技术、工厂自动化控制等许多方面都堪称专家。尤其重要的是，他将来也许会继承我的世界语事业。”从这不厌其烦的叮嘱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位德国老人是多么地珍视和中国朋友的友谊！

    2002年，93岁的布鲁诺·伏格曼与世长辞了。十多年来，每每翻看他的书信和著作，我都会觉得这位老友并未离去，仿佛就在我的面前侃侃而谈。他的语言、他的见解，至今让我深受教益。

    我为有过这样一位具有无私品格的异国挚友而自豪，并将永远怀念铭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