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媛沈性仁

沈性元（左一）；二姐沈性仁（左二）；大姐沈性真（左三）

    大姐沈性真（1894年—1971年），字亦云。1906年7月考取北洋女师范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她和葛敬诚等人在上海组织女子北伐敢死队。1912年，沈性真与沪军都督府参谋长黄郛，结为伉俪。二姐沈性仁（1895年—1943年），曾在日本长崎活水女学求学，后入北京女高师。1917年与北大教授、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结婚。三弟沈怡(1901年—1980年)，原名沈景清，字君怡，1921年赴德国德兰诗顿工业大学学习水利工程，获博士学位。1927年7月至1937年10月，先后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委员，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等职。抗战胜利后，又任南京特别市市长，兼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所属公共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四妹沈性元（1906年—1986年），早年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学校，1927年春天，与钱昌照订婚于上海。钱昌照于1928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教育部常务次长、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1948年，他看到国民党因腐败而导致节节败退，毅然出国赴英国、法国、比利时考察工业生产。在国外，当他听到国内即将迎来解放的好消息后，于1949年6月经香港到达北平，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解放后，钱昌照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其实沈家并无显赫的家世和背景，父亲沈秉钧清光绪年间考取举人，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过7年编辑，独立校订过《资治通鉴》，并参与《新字典》和《辞源》的编纂工作。但是沈氏四姐弟所取得的成绩，也许正是得益于沈秉钧先生的言传身教和良好家风的养成。幼年时，沈家姐弟若要大声呼喊佣人，则必定要受到父亲的训斥：“走近去说，自己去做。”沈秉钧先生教导他们作人最重要的一点是“勿说谎”。据大姐沈性真所著的《亦云回忆》介绍父亲：“我是第一个孩子，他取名曰性真。我上学，他正楷写‘沈性真’三个字，解释命名之义，且曰：‘真之反面为妄，妄则无所不为，是个坏人’。”小妹的名字为性元，沈父说：“元者，善之长也。”二小姐名为“性仁”，自然是期望其践行“仁爱”之道了。

    就是这位二小姐，后来在中国文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一代才女。沈性仁自幼喜欢数学，后来在丈夫陶孟和的影响下，渐渐走上了文学之路。在“五四”时期，她就曾翻译了英国戏剧家王尔德的《遗扇记》，并发表于《新青年》。此剧后来被译为《少奶奶的扇子》或《温德梅尔夫人的扇子》，曾搬上舞台演出。这是我国翻译成白话语体的最早的外国话剧剧本之一，也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源头。沈性仁先后共翻译作品17部，其中戏剧9部，小说3部，散文诗1部，非文学作品4部。1925年她翻译的房龙的《人类的故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人类的故事》在出版仅四年后，就被介绍到中国，并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经久不衰的“房龙热”。此后，沈性仁与徐志摩共同翻译了《玛丽·玛丽》等文学作品，引起文化界广泛关注。

    除文学戏剧，沈性仁对社会经济问题亦有较大兴趣。1920年，他与丈夫陶孟和合译的《欧洲和议后的经济》(凯恩斯著)被纳入《新青年丛书》第六种出版。

    1922年秋，徐志摩自英国回国，就在他的住所——北平西长安街的石虎胡同7号，发起了一个文学沙龙——新月社，当时梁启超、林长民、丁文江、张君劢等资格稍老的社会、政界名流，以及胡适、陈西滢、凌淑华、蹇季常、林徽因、林语堂、张歆海、饶梦侃、余上沅、丁西林等一大批大学教授和作家文人，还有黄子美、徐申如等企业界、金融界人士常到这里聚餐和活动，真可谓“群贤必至，少长咸集”。而陶孟和和沈性仁也加入其中。

    就在这一时期，沈性仁与胡适、朱自清、梁思成、金岳霖等文人学者，相识相交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后来，他们的活动“阵地”又转移到北总布胡同3号——梁思成和林徽因家，这就是后来冰心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所指的“太太客厅”。当时，陶孟和与沈性仁便是“客厅”中的主要座上宾。

    林徽因被称为民国“四大美女”之一，有人说，正因为冰心嫉妒林的容貌，才写了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可是当林徽因见到沈性仁后，对于其“高雅的仪态与‘美轮美奂’的容貌，作为女性的林徽因既羡且佩。”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倾羡、爱恋了林徽因一辈子，可是在初次见到沈性仁时，即惊为天人，并在题赠沈性仁的一首藏头诗中写道：性如竹影疏中日，仁是兰香静处风。金岳霖以婆娑的竹影与馨馨的兰花之香来比喻“性仁”风采丽姿。

    著名散文家朱自清以其荷塘月色般细腻的笔触，在1933年1月22日的日记中写到：“旋陶孟和夫妇来，陶夫人余已不见数载，而少年似昔，境遇与人生关系真巨哉。”“少年似昔”，这句颇为含蓄的隐语中可窥知沈性仁当年夺人心魄的高雅气质和朱自清内心艳羡动情的波光流影。

    抗战爆发后，沈性仁随陶孟和开始了流亡生活。当时各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纷纷向后方撤离。时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的陶孟和，也奉命于1937年8月底从南京向湖南长沙迁移，12月又再迁至广西桂林。在转移途中既要力保人员之安全，又要保全重要图书、仪器等财产，更要延续研究工作不致停顿，其过程之艰辛，可想而知。沈性仁带一孩子也追随南下，乘船途中，几十个小时，没有床位，连座位都没有，一路苍蝇、蚊子扑面，只有以手帕遮口，到上海时已面容憔悴无人色。接着，她又辗转前往桂林，与陶孟和及其他孩子会合。后来，社会科学研究所随着战事的发展，又从桂林、阳朔迁移至昆明，从昆明又迁至四川南溪李庄。

    沈性仁虽为女性，但其有着强烈的驱逐外侮的爱国之心，她在迁移的路上，积极前往红十字报名，志愿看护伤兵。由于一路的风餐露宿，同时随着环境和气候的变化，严重的水土不服使她的身体受到巨大耗损，不久患上了与林徽因相同的病——肺结核。

    李庄位于川南，如德国人王安娜博士曾说过重庆一带的环境一样，这里含硫量很高的煤块烧出来的煤烟混在一起成了烟雾，而这些弥漫着硫黄味的浓烟整日徘徊于李庄及周边地区上空不散。沈性仁的肺结核病，日甚一日，陶孟和想方设法为其医治，但是因当时囿于燹火，李庄缺医少药的现状，使同济大学道业高深的医学教授都深感无能为力，陶孟和只有看着俏丽文静的夫人一天天消瘦下去。

    到了1942年秋，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组织西北工业考察团，前往西北考察矿产资源分布、开采和冶炼加工情况，而兰州是一个重要的考察地点。陶孟和闻讯后，找到任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连襟钱昌照，让沈性仁顺便搭车去兰州治病。当时沈性仁的弟弟沈怡正在兰州，担任甘肃水利林牧公司副经理。而陶孟和也正进行社科所兰州分所的筹备工作，所以让夫人先走一步在其弟处落脚治病。

    另外，在陶、沈夫妇看来，西北空气比李庄清爽得多，对患有肺病之人大有益处，加上兰州市的医疗条件更是李庄没法相比的，因而沈性仁毅然奔赴西北而去。当时，兰州设市才刚刚一年时间，沈性仁来到兰州后，在其弟沈怡的安顿下，住到了条件相对较好的，位于小西湖的中央西北医院。怎奈沈氏之病已是沉疴痼疾，1943年1月21日，沈性仁竟在兰州撒手人寰。就在当天晚上，在昆明西南联大的金岳霖接到沈性仁去世的电报，噩耗使他“当时就像坐很快的电梯下很高的楼一下子昏天黑地”，等稳下来时，“又看见性仁站在面前”。

    因为在沈性仁去世8天前，她还亲笔给金岳霖写过一封信，“那封条理分明，字句之间充满着一种淡味，一种中国人和英国人所最欣赏的不过火的幽默”的信，让金无法相信“八天的工夫就人天阔别”了。于是，金岳霖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感，写下了一篇含泪沾血的悼文，以纪念这位在中国白话文运动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光彩照人的女性。金称沈性仁是“非常单纯之人，不过她也许在人丛中住，却不必在人丛中活而已”，“佛家的居心过儒家的生活……单就事说，性仁能做的事非常之多；就她的性格说，她能做的事体也许就不那么多了。”“她是一个入山唯恐不深、离市唯恐不远的真正高雅、淡泊、风韵无边的人间女神。”金岳霖这篇《悼沈性仁》散文，堪称民国史上所有散文作品中写女人写得最细腻、最优美的文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