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理鑫：那年春节，我第一次高喊

　　作者：韩理鑫

　　一

　　六十年代末出生在乡下的人，童年过着散养的生活。我就是那年代出生的，在家排行老四。母亲生我那年，文革早已开始，家人情况特殊，难得有人看护。

　　在我儿时记忆里，过年的印象大同小异。我记事时，父亲已被从市里的高中遣返回家多年，正接受劳动改造。听说，当时父亲正在讲课，被叫出来后，就稀里糊涂地被打发回家。父亲没做错事，更没做坏事，认为要回家乡学校援教。谁知，回到村里，就被编入被监管的劳动队伍，认定为劳动改造。

　　父亲心地善良，是左右方圆出名的文化人。生产队给他的工作就是为田间劳作社员送饭。早上天不亮去熬粥，等各家各户把饭送齐，肩挑起一头是盛饭箩筐，一头是盛着热粥大桶。社员吃饭时，父亲要拔草回来喂生产队牲畜；中午，重复这个流程；晚上，看护庄稼。母亲能顶个整劳力，干活不比男人少。大姐、二姐很小就在田间干活，出力不少，挣工分不多。

　　如此背景下，每年寒假，白天只有哥哥和我在家。父母重视我俩学习，假期作业都提前完成，不少小伙伴让我帮着做，开学后老师都给个表扬。

　　腊月二十七是村里年集，我跟哥去置办年货。缺钱少物，只能买对联纸、窗户纸和酱油醋，快散集时再磨蹭着喝碗不收钱的羊肉汤，才肯回家。腊月二十九傍晚，生产队放假，家人才筹备过年。

　　二

　　年年依旧，春节的记忆没有翻新，也想不出能有啥变化。直到1978年腊月二十九那晚上，就是1979年春节期间，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那天傍晚，父亲挤出时间，写着对联。当时“福”字要用“酉”字替代，听说这个“酉”相当于“有”。母亲和姐姐洗着衣服，我和哥找伙伴玩了。

　　哥大我几岁，自然懂事多。他很守规矩，从不给家长惹麻烦，是“胆小听话爱学习”的孩子，但也常遭霸气孩子欺负。每次跟同伴玩，都小心翼翼。

　　我却大不一样。或是不喑世事，不晓得父母接受劳动改造的含义，可谓“无知者无畏”。同龄孩子中，我算不上头头，但也位于前三四，惯于跟霸气孩子交友，抵制外来侵害。还有，我学习成绩很好，霸气孩子有时求我帮忙。在学校，班主任对我特好。后来知道那老师是劳动改造对象的家属，同病相怜，对我呵护有加。

　　亲弟兄不相同，引得同龄伙伴的哥姐持疑，奇怪我没被挤压；他们的父母对我和哥的态度不同，认为我哥软弱可欺，我桀骜不驯。

　　附近小伙伴有四十多个，常在村西大湾边集合。这里空旷，大椿树上挂着大钟，每天社员在此派活出工，傍晚去生产队记工分。小伙伴玩耍常分成两帮，大点的打瓦片，小点的玩老鸹护家。

　　我参与玩老鸹护家：一群扮演小鸟飞出去，躲藏起来；另一群除老鸹一人守家，其余的出去抓小鸟。小鸟瞅准老鸹不注意时，就快速飞进家里。如果一半小鸟飞进家，守门的那群就输了，再轮换另一群守窝。

　　我们那群首战告捷，刚要轮换，听见我哥的哭声。原来，我哥参与打瓦片，所在的那帮输了，要从中选一人当小丑，被拽耳朵、捏鼻子、扭胳膊、敲打脊梁，来回游走。敲打桥脊梁的高喊“打金鼓上金桥，问问老爷饶不饶”，获胜那群的头头当老爷，只要他说“不饶”，就一个劲打下去。因哥哥软弱，首当小丑。那老爷学着他父母欺负人的样子，一个劲摇头说“不饶！”。哥经不起长时间折腾，嚎啕大哭。更可气的是孩子家长边看热闹，边喊：“用劲打坏蛋羔子，就该批斗、该游街，让他跪地！”

　　三

　　哥哥挨打，二楞子跑去我家报信。我父亲急忙跑来，喊开那群孩子，没说半句话，拉着我哥走了。“打这坏分子、打这臭老九教出坏种！别饶坏蛋羔子！”现场有人还在狼嚎般地喊着。

　　我赶到现场，气愤难平。耳朵里是侮辱人格的喊骂声，眼前浮现着父母平日遭受打骂的情景，我不顾一切冲上去，朝那“老爷”的脸猛打两拳。

　　“打人了，坏蛋羔子要造反了——”那孩子满脸血，在场的人懵了，压根没想到我敢出手。我下意识地拾起两块石头，放狠话：“欺人太甚的狗娘养的，来呀，上呀，让你头破血流，过不去年！”说着，飞也似地朝家里跑去。

　　我赶紧关上大门，跑进偏房的粮缸里躲着。母亲和堂嫂看我受惊吓样子，知道闯祸了。没等问我，大门口就有人吵闹，要家人把我交出来。

　　“大嫲嫲，找老四干啥？他没回家，我们也找他呢！”堂嫂刚嫁到邻居不久，是个读过书人，父亲也是教师。敞开大门，那挨打孩子的母亲阴着脸，喊着：“这坏蛋羔子，大胆了，敢打我的孩子？”一幅活脱脱的泼妇像。

　　此时，父亲领着哥哥刚到家门，被臭骂一番。爸爸气得哆嗦，还赔不是说：“是我没管好孩子，求原谅！大过年的，就饶过孩子吧！”

　　“大婶子，老四真没回来，你进屋找找看！”母亲陪着说好话。泼妇进房间搜查未果，骂骂咧咧的。那些话，更污浊，更刺耳，更刺我心。委屈、憋闷、决斗，我牙咬出响声。

　　母亲答应要陪人家去卫生所。那孩子只是破鼻子流血，没多大事。小伙伴也劝那孩子别太赖。

　　泼妇没见我踪影，扔下狠话：“这坏蛋羔子整天烧包！学习好顶屁用，照样要砸牛腿(务农)，一旦找到他，就砸个鼻口窜血！”

　　我躲在缸里，不敢出声，等家人开我的“批斗大会”。谁知，家人好像根本没发现我，很快就平静了。父亲在白纸上画着年画，母亲和堂嫂洗着衣服，哥哥看书，姐姐洗着头。

　　“简直是骑人头顶拉屎！孩子不容易，别再打骂老四了！”堂嫂愤愤不平地说。

　　“他嫂子，小声点，防备屋后偷听的。”母亲低声说。

　　“婶子，咱没错！街坊邻里，咋这么不尽人情？这样的日子快结束了！听说政府要给俺叔这样的知识分子落实政策，重新教书育人。这就证明俺叔不是坏分子，家人该抬起头，挺胸做人！”堂嫂更没顾忌，声音更大。

　　我忽然记起前段日子，父亲以前的同事来我家，和父亲窃窃私语，说要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摘帽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还说春节后就会有动静。爸爸满眼是泪，不住地点头。

　　“呼隆——”，屋后土墙上传来踏空的声音，有人真的在偷听。

　　四

　　堂嫂分明是有意要让屋外人听到的，告诫那些人该收敛了。平日父母无辜挨打挨骂的冤屈、欺负人的那趾高气扬样子、哥哥被追打满街跑的狼狈……，此时在我眼前闪现，点燃了胸中怒火。我要站出来，和他们理论一番。

　　我没考虑后果。一口气跑到大椿树下，扯开喉咙高喊：“我就在这里，真的怕你。有种的你来打，你来欺负，我就和你拼命，让你全家不得安稳！我家人不是坏蛋，父亲是大学生，是光荣的人民教师。时代开始变了，改革战鼓敲响了，辱骂我家人的，骑在别人头顶拉屎的，没有好下场！人在做，天在看，会得到报应的！”

　　声音洪亮，划破夜空，半个村的人听到了。我站在石头上，做好应对遇袭准备。奇怪的是周围一片静寂，那人家没人出来，周边的户也只从后门探出脑袋。或许他们很吃惊，认为我疯了；或许在他们意料之中，只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

　　最后，是父亲跑来把我拉回家的。从那晚开始，我一说话声音大了许多。

　　第二天是年除夕，我家和往年一样过着春节。家人没批评我，也没提起过昨晚的事情。或许，家人觉得我做得太过，担心惹来麻烦，心一直悬着；或许，认为我做得特对，传递了政策信息，说出了心里话。几个小伙伴对我说，他父母很震惊、很受教育，夸我说是个好汉子。

　　五

　　春节后，我家人遭欺负的事情少多了。开学后，以前曾对我翻过白眼的村干部子弟，远远地向我竖起大拇指。

　　那年暑假之前，父亲又进城当了教师。来我家的那领导拉着父亲的手说：“韩老师，这些年让您和家人遭受了苦难和艰辛，时光浪费的真是可惜。如今，历史又翻开新的篇章，希望你在讲台上，勤奋工作，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教好书育好人，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父亲泪流满面，那年是47岁。

　　重登讲台，父亲不用扬鞭自奋蹄。当年教的毕业班，有五六个学生考上大学和中专。不久，我也离开家乡，进城上学了。

　　沧海桑田。不觉间我也是年近半百的人了。当年春节的情景恍若昨日。伴随学识和阅历增加，尤其近年观看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的纪实文学、电视剧、历史解密资料等，知晓当时处于乍暖还寒的特殊环境，改革正艰难前行；掂量出那晚我的话重若千钧，唤回了那人性缺失者的良心。

　　难怪，一向严谨的父母从没当着我的面评论过此事，直到他们去世。或许，他们坚信，早晚有一天，我会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