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王三运）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同志们：

　　在下午的研讨中，各位专家和学者以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为背景，以丰富翔实的革命实践为依据，紧紧围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特点和历史地位，紧紧围绕“两点一存”这个重大历史课题，从不同的角度和纬度，从不同的层面和侧面，作了深入的研讨和交流，观点鲜明、论述深刻、见解独到，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概括起来讲，这次研讨会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研讨的层次高。与会同志的代表性、重要性和权威性说明了这是一次国家一流水平的研讨，可以预见这次研讨会对于深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研究，必将起到十分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必将在陕甘边革命历史研究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二是研析的问题深。大家以严格尊重历史的态度、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深入挖掘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深层原因，客观评价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落脚点”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作为“出发点”的重大意义及历史影响，热情讴歌了陕甘边区革命先辈的精神品格，精辟论述了这段革命历史给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在史料的挖掘、观点的提炼、课题的论证等方面进一步填补了研究空白、丰富了研究成果，体现了理论性和实践性、历史性和现实性的有机统一。三是研究的效果好。这次研讨会征集的300余篇论文以及10位同志的重要发言，比较系统和全面地回答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和历史地位，进一步廓清了长期以来的一些模糊认识，还原了历史本来的面目，梳理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和党的建设发展史上作出的重大贡献，带动了社会有关方面对陕甘边革命历史的重视研究。可以说，这次研讨会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必将掀起研究陕甘边革命史的更大热潮。

　　听了各位领导、专家和学者的发言，看了征集的有关论文，对我本人也是一次生动的党史教育和精神洗礼。受大家发言的启发，我认为认清和定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历史地位和作用，一定要放在整个中国革命史和党的建设发展史上去观照，一定要结合“两点一存”这个重大的历史判断来把握，一定要从持续深入研究的最新关联成果中去分析。毛泽东同志说，陕甘“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从总体上讲是“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明确了陕甘边区在中国革命和党的历史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习近平同志2009年6月在南梁视察时指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为什么会硕果仅存？我们要加强研究”。解答好习总书记提出的这个重大课题，对于我们深入研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和壮大的历程，还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综合各位领导、专家和学者的观点，由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展形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之所以会“硕果仅存”，主要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两大方面的原因，这也符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论证的主客观条件。从客观条件看，主要有“五大普遍原因”，即根据地地势险要，有利于游击队开展活动；根据地处在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区域，有利于红军筹粮筹款；周边革命形势的发展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兵力，有利于减轻根据地的军事压力；地方军阀之间矛盾的加剧，有利于党组织趁机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党成立初期，李大钊同志为首的北方区委派李子洲等同志在陕甘一带宣传革命、发展党员，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邓小平同志在西北军中培养发展了一批党员和进步官兵，播下了革命火种，有利于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全面地、历史地、唯物地审视为什么会“硕果仅存”，在当时革命根据地生存和发展的普遍性客观原因之外，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来说，最重要的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陕甘边区的革命形势、阶级状况、基础条件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陕甘边特色的革命道路。与会同志已经从历史地位的评价、革命道路的探索、领导核心的形成、思想路线的实践、统一战线的构建、群众基础的夯实、战略战术的运用、革命力量的壮大、政权建设的支撑、优良作风的保证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刻阐述。集中大家的观点和智慧，我认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会“硕果仅存”，除了“五个普遍原因”外，从主观因素看，至少还有“九大特殊原因”，这里所说的特殊原因就是主观作为；从历史地位和作用分析，至少为中国革命、党的建设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九大特殊贡献”：

　　第一，坚持和创造性地走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路子，既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找准了正确方向，也为我们党探索符合实际的革命道路作出了特殊贡献。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作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并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经历清涧、渭华、两当、靖远等数十次武装起义失败的沉痛教训后，在陕甘边革命去向何方的关键时刻，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总结出一条真理，就是“要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这是当时陕甘边革命领导人在思想认识上的一个很大飞跃。他们以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为指导，开展了一系列武装斗争，使这一政权理论最早在西北地区得到具体实践，打开了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局面，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在陕甘边地区的统治。同时，他们紧密结合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实际，把革命重点放在广大农村，坚持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的方针，创造了“梢林”中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在流动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根据地创建模式。这些不仅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大道相通，而且在实践中发展了党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使得革命始终能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

　　第二，坚持和创造性地贯彻了不“左”不右的指导方针，既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确立了正确路线，也为我们党形成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出了特殊贡献。实事求是不仅是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也是老一辈陕甘共产党人最为突出的政治品格、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方针路线的精髓要义。在中国革命艰辛探索的征程中，各根据地曾不同程度地受到错误思想倾向特别是“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也不例外。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为代表的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按照客观情况制定政策、处理问题，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坚决彻底地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这是由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展形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能够“硕果仅存”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在寺村塬、照金革命根据地先后沦陷和红26军主力南下失败的危急关头，1933年8月习仲勋等人及时召开陈家坡会议，坚决同“左”倾和右倾错误路线作斗争，在集中行动还是分散活动等重大问题上据理力争，最后统一了思想、作出了正确的决策。这次会议在陕甘边党和红军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扭转危难局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1月召开的包家寨会议，总结了根据地建设和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清算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影响和严重后果，决定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这是陕甘边革命斗争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点，也标志着陕甘边党和红军的进一步成熟。毛泽东同志评价说，“这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这些都充分说明，陕甘边领导人花了很大代价找到的不“左”不右正确路线，正是我们党坚持和践行实事求是思想的生动实践。

　　第三，坚持和创造性地实施了“三色”“三窟”的军事策略，既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强化了武装保障，也为我们党丰富军事思想作出了特殊贡献。革命武装的创建和战略战术的运用，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准确分析敌我力量和社会形势，创造性地提出了适合自己的斗争模式，具体有两大独创：一个是“三色”建军方式，“红色”建军就是发动工农群众建立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灰色”建军就是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白色”建军就是派共产党员深入白区或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正是适应了这一地区敌强我弱、游杂武装多的实际情况，他们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创建起多支游击队伍，并逐步发展为具有正式番号的红军队伍；另一个是“三窟”斗争方式，探索建立了以南梁为中心、关中和陕北为两翼的三个彼此依托、相互策应的战略区，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形成重点区域与牵制区域相配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呼应、主力红军与地方游击队相结合、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相协调的有利态势，不死守一地，坚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打开了局面，保证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深为赞赏地说，“陕甘边根据地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将这种策略推广到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并将这种策略用围棋中的术语“做眼”称之。这些都说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对党的军事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贡献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