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学术研讨会发言摘要

　　纪念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八十周年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学术研讨会发言摘要

　　陕甘边根据地的历史地位

　　何毅亭

　　今天，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和甘肃省委邀请参加纪念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活动，与大家一起缅怀革命史，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我主要谈谈陕甘边根据地的历史地位。

　　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主席高度评价包括陕甘边根据地在内的西北苏区(即陕甘苏区)，指出：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左”倾路线的实行，党创建的十几个苏区都损失了，“结果只剩了一个陕北”。“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毛主席这里说的“陕北”，指的是整个西北苏区。在当时，西北苏区由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组成，而陕甘边根据地是西北苏区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创建时间早，存续时间长，所辖地域面积广大，在开辟和巩固西北苏区中发挥的作用大，是西北苏区的主体。毛主席所说的“落脚点”，是指西北苏区作为党在土地革命时期保持下来的唯一的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毛主席所说的“出发点”，是指西北苏区为党复兴革命、开展抗日战争提供了出发地。毛主席的评价言简意赅，高屋建瓴，突出说明了陕甘边根据地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巨大作用。

　　今天，我们党走过了93年的奋斗历程，陕甘边根据地创建80年，新中国成立65年，回望历史，越发感到革命先辈创业之艰辛，越发感到西北苏区作为党十年艰苦奋斗的唯一硕果之重要、之宝贵。关于陕甘边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我认为除了“落脚点”和“出发点”外，还有两点是重要的：一个是全国革命的新兴地，另一个是党在北方举行革命武装斗争的光辉典范。

　　众所周知，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各地革命斗争的失败，党十年奋斗建立的根据地绝大部分丧失，党在国民党区域的组织基本被破坏，党和中国革命陷入极其严重的危急之中。但就在南方革命根据地沦陷、革命陷入低潮之时，西北革命蓬勃发展，成为中国革命的新兴之地。1934年11月7日，即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进行长征之初，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成立，标志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确立和西北革命的一个高潮。1935年春夏，在南方各路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过程中，西北红军屡战屡胜，仗越打越大，胜利越来越辉煌，在凯歌声中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革命局面。引发当时全国影响很大的《大公报》和陕西、山西等地报纸一片惊呼，把西北革命高潮的讯息传播全国。在大多数革命根据地相继沦陷的时刻，中国革命在西北猛烈发展，西北成为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之地，树起了党中央和各路红军落脚的航标。

　　说陕甘边根据地是党在北方举行革命武装斗争的光辉典范，是因为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北方各地如陕西和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的党组织都发动了武装起义，而西北苏区成为党在北方取得土地革命成功的唯一地区。那时北方各地的武装起义，河北省有玉田起义、高蠡暴动、磁田岳城暴动、完县五里岗暴动、兴隆黄花川起义、迁安暴动、庆云马颊河起义。山东有陵县暴动、东昌阳谷坡里暴动、高唐谷官屯暴动、诸(城)高(密)边潍河秋收暴动、潍坊的大柳树暴动和饮马暴动等。1932年起山东出现武装暴动的第二次高潮，有博兴暴动、益都暴动、日照暴动、沂水暴动、苍山暴动、龙须崮暴动，以及胶东的一一四起义等。1930年秋，中共北方局确定山西为北方革命重点，指示中共山西省委尽快“组织红军、创造苏区，将山西变成江西第二”。据此，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在1931年先后发动两次晋军起义(一次是第6师第15团丁梦林部800余人，后组成“华北农工自卫军”；另一次是驻平定高桂滋部1200多名官兵起义，后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4军)，并且选择在山大沟深的陵川县和晋冀交界的阜平县活动。但这些暴动和起义最后都失败了。

　　西北是最早掀起土地革命斗争的地区之一，大革命失败不久就举行了清涧起义，1928年又有渭华起义，之后又举行70多次兵变，也都失败了。1932年陕甘游击队及其之后红26军成立后，也多次遭受严重损失。但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屡仆屡起，奋斗不息，特别是努力探索，把党的武装革命的决议、毛泽东同志开创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和西北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自觉抵制来自“左”倾和右倾错误的干扰，实行符合西北实际和革命斗争发展需要的方针政策，深入群众、依靠群众，从而在甘肃东部与陕西中北部地区创建了巩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使之不断发展，形成西北苏区，其意义、影响非常深远。在陕甘边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西北革命领导人所展现出来的忠贞革命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的思想风范、勇于担当的革命精神、运筹帷幄的高超智慧，都汇成了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来的共产党员认真学习。

　　总起来说，关于陕甘边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我觉得可以说四句话，一是落脚点，二是出发点，三是新兴地，四是光辉典范。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不断深化“两点一存”问题的研究

　　欧阳淞

　　2009年6月7日，习近平同志到甘肃庆阳视察时，明确要求，“对南梁的革命历史一定要好好研究”，要突出两个方面：一是陕甘革命根据地“是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这片热土孕育了革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二是陕甘革命根据地“是‘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遵照这一指示，党史学界近年来加强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在这里，我谈几点个人的学习体会和研究心得。

　　一、注重整体研究，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陕甘根据地是由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发展而来的。要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陕甘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就要注意从整体上研究这两个根据地及其相互关系。我们研究陕甘边根据地的历史时，不能仅从照金或者南梁一个阶段、一个区域来看问题，而要从其发展的整个空间和全部时间来加以整体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对于陕北根据地，我们也应采取同样的研究方法。

　　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离不开陕北根据地，陕北根据地的发展也离不开陕甘边根据地。两个根据地之间在党的领导下相互配合、共同奋斗的关系，是两个根据地关系的主导方面和主要方面，是其最终能够融为一体组成陕甘根据地的根本条件。因此，我们说“落脚点”，不应仅指陕甘边，还应当包括陕北；同样，我们说“出发点”，也不应仅指陕北，还应当包括陕甘边。应该说，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共同结成了“仅存”的“硕果”——陕甘根据地。

　　二、注重比较研究，深化对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什么能够“硕果仅存”的认识。我们要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阐述的规律性认识为指导，把陕甘根据地与其他根据地进行比较研究，找出陕甘根据地有别于其他根据地的特点。从客观上看，这里的群众素有团结互助和组织起来的传统；这里地处黄土高原，地形复杂，回旋余地大；这里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相对薄弱的地区。从主观上看，这里很早就有党组织的活动，党的工作有一定基础。党成立后，在李大钊同志为首的北方区委领导下，李子洲、魏野畴等同志在陕甘一带宣传革命、发展党员，扩大了革命影响。大革命时期，在当时支持国民革命的国民军联军中主持军队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刘伯坚、宣侠父、邓小平等同志，又在西北军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培养了一批进步官兵，如王泰吉、张汉民、阎揆要等，播下了革命火种。

　　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群众领袖，他们在陕甘根据地的革命实践中，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许多重要的经验。这主要包括：第一，坚持党的领导，始终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第二，努力排除“左”右倾错误的干扰，坚持从实际出发创建根据地。第三，坚持贯彻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扩大了根据地建设的同盟军。第四，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始终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正是这些主客观方面的诸多条件，变成了一种合力，融合成为一种天时、地利与人和，使陕甘根据地能够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

　　三、注重背景研究，深化对陕甘革命根据地能够成为红军长征落脚点问题的认识。党中央选择陕甘根据地作为落脚点，有其历史必然性。要从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和敌我友力量消长的大背景中去考察。20世纪30年代，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相继在反“围剿”战争中失利，陆续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危机。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陕甘根据地被推到了中国革命历史舞台的最前台。

　　陆续踏上战略转移征途的各路红军，面对强敌的围追堵截，深感无根据地作战的切肤之痛，都在为寻找和创建新的根据地而苦苦奋斗。党中央、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根据地后，几经变化，最终把进军方向指向了西北地区。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先是确定在川陕甘地区创建根据地，后又调整为在陕甘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也就是说，陕甘地区是党中央在尚不了解那里的红军和革命政权是否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即已经确定的战略进军方向。坚持下来“硕果仅存”的陕甘根据地，正契合了党中央这种寻找“落脚点”的需要。

　　四、注重用发展的观点研究，深化对陕甘革命根据地能够成为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出发点问题的认识。抵达陕甘后，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经过彻底粉碎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和东征、西征战役，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党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推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了全民族共赴国难的局面。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政府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以陕甘宁边区为战略依托，党中央部署人民军队迅速实施战略展开。陕甘宁边区由此成为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出发点”是同“落脚点”紧密联系的，“落脚点”是同“硕果仅存”紧密联系的。因此，陕甘根据地在出发点问题上的贡献也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两点一存”问题本身的宏大性和综合性，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只要我们在研究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就一定会不断收获对这个重大问题研究的新的认识成果。

　　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更加怀念陕甘根据地的创建者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加怀念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卓著功勋和留下可歌可泣英雄事迹的革命先烈，更加热爱为中国革命付出巨大牺牲、作出巨大贡献的老区人民！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把革命历史当成最好的营养剂，大力弘扬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应有的贡献！(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