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北岛先生

本文选自阿乙新书《阳光猛烈，万物显形》

阿乙：北岛先生

因为年龄的距离，我显得拘谨。2011年8月某个傍晚，当我和北岛同行，我始终关注于自己走路的分寸。我应该走在右边稍后，随时保持倾听的姿态。我们没办法敞开聊，我注意到他走路的平衡感并不好。

我们在一家酒吧的天台喝酒。我说我喜欢这句：

仅仅一瞬间

金色的琉璃瓦房檐

在黑暗中翘起

像船头闯进我的窗户

我喜欢这个细节，后来当我结婚时，北岛将这句诗抄写下来，托人带给我，作为给我的新婚礼物。我保持着聆听的姿态，有时斗胆说一些自己的看法。我性格里有着这种固执的退缩感。在这个夜晚，我是和过去定义中的文学，和它的使者坐在一起。有时他会抬头看暮色中鬼火一般烧遍全城的灯光，车辆从楼宇间的大道疾驰而去。这是十年后他再次回到故乡，他的故乡已经被大规模修改，他当然能感受到这个舞台已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在那个傍晚，北岛说，时间还早，他还可以规划二十年。后来，在2012春季号的《今天》杂志上，我们看到他长诗的第一部分，这期杂志还出现了李陀、格非的小说，欧阳江河、翟永明、西川的长诗、组诗，刘禾的长篇随笔。似乎是约着一起振作。这期的专辑就叫“飘风特辑”。

这首名为《歧路行》的长诗，北岛暂时只写了十节（包括序曲），其格调让人想起八十年代他被广泛流传的几首诗：《回答》、《宣告》、《结局或开始》。比如第一节的：

逝去的是大海返回的是泡沫

逝去的是一江春水返回的是空空河床

逝去的是晴空返回的是响箭

逝去的是种子返回的是流水账

逝去的是树返回的是柴

……

指责也来自于此，有人认为这是拾旧。《回答》等诗（想一想：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决定了北岛的声名，然而在后来，对这种写法进行反省的也包括他自己。我很难相信他会去盗取过去的自己，更应该相信的是，他是在重新萃取。建造长诗有如建造大厦，它的思辨企图决定了它的腔调、节奏、语言和材质。而非相反。当北岛重新站起来，试图成为那个手执长矛的理想主义者时，他不能不去往日的血液中寻找力量感，他的雄心需要在一种慷慨激昂的站立姿态中完成，而不应该是蜷缩在语言游戏那暖烘烘的状态里。我相信这是他深思熟虑后的抉择。他需要力量，然而他也在时刻警惕诗句的标语化或口号化，他一定是在拿捏这个分寸。他背负了风险，但现在看起来完成得很好。我重新在这个温水煮青蛙的世界里听见孤独的单纯的喊声，虽然它已经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只要一打开电视或网络，这样的声音便被挤得没了踪影。

北岛还在办《今天》杂志。它不承接任何收买：无论是来自外在的，还是来自自己短小趣味的。它曾保持愤怒与敌意，然而又慢慢超然于这愤怒与敌意，使自己不受其绑架。就像北岛本人一样。《今天》代表着过去定义过的文学，代表纯文学。现在，版税和奖金，作为欲望的使者造访了每位作者。它就像是工作队长，挨家挨户地造访，语重心长，循循善诱，努力消除对方的羞愧感。一些人成为使者的使者，加入到游说的队伍。与此相对应的是文学的边界被无限拉伸，文学的定义也越来越宽泛。文学所赋予人创造、创世的意义被洇开了，文学变得越来越有适应性，人也变得越来越有适应性。太多曾经心怀理想的作家，如今脸上长满政客、混混和小生意人的欲望，或者至少长着听之任之的懈怠。他们在重新定性的文学（它和娱乐、财经、体育等并列在一起，排位靠后）里改头换面地演出。我几乎是从这重新定义过的文学里出发，从一开始便面临选择：我应不应该去做一名电视剧作者、一名畅销书作者、一名软文作者、一名研究刊物发表规律的作者、一名收益有预见的作者？也许应该感谢我在这方面的能力很差，或者说，实践的收益很差，我反而有时间来思考自己和文学的关系。我想最终，我是它的仆人。

2010年春节，非常意外，我接到北岛的电话。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我的文章被推荐到他那里去了。当时我在姑妈家拜年，我拿着手机穿越猪圈、污流，向着山坡那信号越来越好的地方走，整个人处在一种类似于被镇压的惶恐中，谨小慎微地接话。在三四十分钟的聊天里，我除开听见北岛的交代（他担心一个刚有点可能性的作者被诡异莫名的圈子席卷进去，在酒肉中永远地消失），剩下的什么也没听好。我只是去分辨他的声音。他的电话就像大雪中驰来的信使，让我振奋至今。随后，我在2010年春季号的《今天》杂志发表四则短篇小说。后来我写得最长的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以及一组短篇也在此发表。

当我挂掉电话，面对萦着烟气的湿漉山脉，静止的时空，并同时转身走回到炭火旁的茶桌（在那里，我几十分钟前放下的一副牌还在那里）时，感觉这是一个奇妙而不可思议的时刻。是啊，这是一个奇妙的时刻。一个人一生中很难碰见一次。我想，我在完全的孤独状态里和什么挂上钩了。

2011年8月，我怀着去见北岛的强烈愿望，去798艺术区欧阳江河书法展。当我看见他走进去时，我就想到是这个人。就像叙利亚辩士和作家琉善所说的，在一次梦中，他见到“文化”，后者应允他：“一旦你去法国，即便在异域你也不会默默无闻或无人知晓，因为我会赋予你身份标志，谁看到你都会碰一碰邻居的肩膀，然后用手指指着你说：就是那个人！”（见《卡瓦菲斯诗集》，黄灿然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他高而清瘦，穿着干净、普通，短发，戴着眼镜，和生人熟人礼貌地交谈，语调沉缓。他不是傲慢的狮子，翻着眼白的大鸟，或者任何人的谄媚者。他的外在简洁，眼神对人真诚。他符合我心里诗人的模样：与世界没有刻意的关系，既不刻意利用它，也不刻意迎合它，同时更不会无端地嘲讽。他简省地来到这个社交场合，很快被辨识出来。我们总是能一眼看出谁是单纯的人，谁不是。我们应该保持这种直觉。

我一直看着他，直到他走出来，然后我们见面了。后来我们走在一起，去一间酒吧。2012年我听说北岛先生患重病。因此我想起在那段同行的路途中，我觉察过他偶有的踉跄。我想这种平衡感的缺失可能是一种先兆。后来北岛回内地过数次，是去广西看大夫。在电话里他以极为信任的姿态称赞

那位中医。沉重的疾病使人脆弱。我感到忧伤，是因为想到一个场景：一个人雄心勃勃地准备再度出门，这时进来一个野蛮人，拍着他的肩膀，说：“先别走，我们来谈谈吧。”使人深受重挫，莫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