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一个男孩

    有一件事，50多年来我一直没向任何外人透露过。

    1

    我小学毕业后本来就不可能再有上初中深造的机会了。因为那时最近的永登二中离家有二十多里路，必须住校学习。而家里只有腿脚残疾的母亲和我二人，母亲离开我是无法独立生活的。说老实话我是沾了1958年人民公社化的便宜，才有了继续上学的机会的，因为那时候到处都吃食堂，老母亲被安排到生产队的食堂里烧火，吃住都在食堂，我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去上我的学了。我被永登二中录取为初一新生，农村娃一跃成了吃商品粮、享受供给制的城镇居民。学校的食堂不但不要钱，而且还是吃饱为原则……

    一到1959年初，形势就发生了变化，学校食堂不但开始限量，而且每顿打的馒头也越来越小，学生们也开始饿肚子了。农村生产队的食堂里，原先的馒头和面条饭也变成了拌汤，而且还越来越清了。好在妈妈也算是食堂内部人员，还能沾点多喝一碗清拌汤的光。当时国家给我们学生供应的口粮标准是每月33斤面粉，学校批准附近的学生可以不上灶，由个人从粮站把面粉买回去和家人一块儿吃。我不是学校附近的学生，无法回家去吃饭，但为了将属于我的口粮标准都能吃进自己的肚子里，我也向学校申请后办了一个购粮本，每月把面粉买回家（学校给我的助学金就足够买面），每周让妈妈烙一定数量的小饼子，我再背到学校里，就开水吃馍，有时也可在学生灶上打点水煮白菜什么的，我们把这样的吃法叫做“打干站”。这种生活虽然有点艰苦，但在大家都挨饿的形势下，我是很知足的了，因为那33斤的口粮标准在当时的农村里是绝无仅有的。

    2

    到了年底，我们生产队的食堂散伙了，人们都从食堂里打上面粉（每人每天的口粮标准相当于现在的7.5两）到家里做饭吃。这就给妈妈的生活带来了不便和困难；更不幸的是她又被生产队里跟羊群的大狗咬伤了腿，连炕都下不来了——情势所迫，我不得不辍学回家来侍候老娘。当时我向学校请假、办休学手续，给班主任、校长说了不少实心话，他们似乎都听不进去，始终就没有同意（可能是因普及教育的政策不允许学生任意流失吧），他们要我另想其他办法克服困难，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得背上被褥卷儿偷偷地从学校后门里溜出来回家了。我选择了顺铁路沿线行走，因为那里没有上下行人，我边走边让眼泪尽情地流淌——别了，我的学校；这一辈子我再不可能有上学读书的机会了！别了，亲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命运注定，我一生将是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我再也无心去想什么前途啊，什么理想……

    回家后，我按时请村医到家里给妈妈打针、换药；精心地料理她翻身起坐、吃药和饮食等生活。半个多月后，妈妈才能自己下炕、拄上拐杖慢慢走动；一个多月后腿伤就基本痊愈了，我也便开始在生产队里上班、挣工分了。也许你会问：母亲伤愈后，你何不再去上学？——不能啊，食堂停办了，妈妈虽能自己在家里做饭，但每天担水、收拾柴禾、还要尽可能多的采挖野菜用来充饥，这些活，一只脚的妈妈都无法去做。

    3

    1960年春播一结束，食堂给每人每天供应的面粉又减少了一半（由12两减为6两，相当于现在的3.75两），人们都慌了神！都感到大难临头、度日如年！为了活命，大家一边唉声叹气，一边各想各的办法、各找各的路数——山区里有亲戚、朋友的，就去投奔亲友借粮、借面；家底好一点的人家，便拿出家里值钱的物件（绸缎、新布料、裘衣、个别人还有祖传的古董、黄白货等），到山区或生活好一些的地方去换粮；当时人们把这样的活动，讳其名曰“找措施”。我家既在山区没有亲戚，又连半件拿得出手的物件都没有；因而“找措施”就与我们丝毫无缘。还有的人家虽然也没什么路数，但他们却能抽出个人来到生活好一些的地方去行乞，半旬一月的，也还能背回来点吃剩的干馍和杂面。在顾不住“里子”的前提下，丢掉面子去讨饭，也不失为上策，（添粮不如减口）活命要紧嘛！而我因为妈妈，连出门行乞都不可能啊，奈何？——思来想去，我决定不上班挣工分了，全天候地到处去寻挖野菜（据说，王宝钏在寒窑里等薛平贵十八载，就是野菜养活的）。然而，刚开始还好些，但没上多少时日，遍川就很少见有什么能吃的野菜了，连榆树皮都被人们刮光了；而我呢？——还是只有一如既往地去挖野菜，因为尽管收获甚微，但除此而外，我还能再有什么办法呢？

    这样的日子煎熬了将近一月，妈妈就被饿得浮肿起来了；我也已到了心慌乏力、十分难耐的阶段了。我清醒地意识到，妈妈身体的虚弱、饿垮的程度比我要严重得多，为什么呢？——我终于明白起来了：每顿煮野菜的清拌汤，她只喝两碗，就说饱了；但她硬要让我喝三碗、四碗，说你小伙子家，活动量大，不多吃点怎么行呢？还有，妈妈盛给我的拌汤，菜下面、碗底里还有许多小面蛋儿，当时我就问过，她说都一样，我的碗里也有。看着妈妈一天天浮肿起来的脸，我知道了，她的碗里肯定没有；——危难见真情，这是妈妈的爱子情怀啊！这是在面临生与死的关头，让我体验和享受着的无私的、伟大的母爱啊！

    在大面积的饥荒面前，人们似乎都没有感情，都没有眼泪；只是难耐地、苦苦地支撑着。我心里好怕，怕这样的日子再不会维持多久，妈妈就会倒下去、紧跟着我也定然是活不了，——死神已经在向我们招手！……

    4

    万念俱灰、希望泯灭了。在无所事事中，我看见了放在柜子上的书籍——我的中小学课本、还有自己买的和朋友们送的不多的几本小说、诗歌等。心想应该将其清点、整理一下，把有用的书捆起来放在房梁上，想着让有幸活下来的人去看吧！从课本中间却翻腾出了我的购粮本，我战战兢兢地将它捧在手中，仿佛在黑夜中见到了一线光亮。我惊喜得几乎晕了过去！——我和妈妈命不该绝，有救了，有救了！……然而，待头脑冷静下来以后，我又想：辍学近半年了，新学期开学后，粮店和学校如果进行过核对和清理的话，这个粮本一定是会被注销了，那它将是一卷废纸，岂不是空欢喜一场？然而，不管后果怎么样，我都要去试一下。粮站在龙泉寺，与学校相距五六里路，不可能碰上老师和同学的；粮站的人又不认识我，也不会知道我已不是学生，怕什么？主意拿定后，我立即去找队里的会计、保管，以给妈妈买药为由，借了几块钱，回到家里又给妈妈说了声：“我有要事，去找个人，天黑了才能回来。”然后背上黄帆布书包就出发了。

    自辍学回家后，我再没顺着公路往下面走过。以往走到学校觉得都较轻松，而今天的路近了五六里，却把人走得腿酸腰困、汗流浃背。到粮店附近时，我从书包里取出红领巾、校徽，把自己装扮成在校学生的样儿。再往前迈步时，心却跳得厉害；我怕营业员说：“你这粮本早就作废了，你来充什么麻趟？”我是经不住拷问的，就只有抛下粮本撒腿就跑，他们会不会抓我呢？……胡思乱想了一阵后，我还是硬着头皮一步步地走到了柜台前，双手递上了粮本。那营业员翻看了一下说：“你已4个月没买面了，今天买多少？”我心里顿时觉得热乎乎的，嗫嚅着嘴说：“我……没钱，先开一月的吧。”于是，付款、开票，很利索地从粮店内背出了多半袋面粉。

    心里一高兴，压在肩上的面袋子也不觉得那么沉了，一口气背到席家山子才停下来，我不敢往前走了。上面的青寺村是我的外家窝子，又是我上过小学的地方，若碰上亲戚和熟人，怎么说呢？所以我就决定从这里过河（四五月份庄浪河干涸得基本无水）。到河西岸俞家营与石咀子之间的毛柳灌木丛中，放下袋子一看，西山顶上的太阳还有半人多高，我仍然不敢再走了。因为已到了我们本大队的地界，有人要盘问，你从哪里背来这么多面？我还是无法解释。就只好在灌木丛中暂作休息，这时肚子早就饿得咕咕直叫、实在难耐；在左顾右盼中，发现了一棵小榆树，我赶忙捋了几把榆树叶子，嚼进肚中才安稳了点。待暮色降临后，我才又背起面袋，顺河滩一直走到家。大门半开着，妈妈却还拄着拐杖倚门等我，她扯着哭腔说：“这么迟了，还不见来，急死人了”！我鼻子根一酸，泪水就涌满了眼眶……

    5

    我是上年12月初辍学的，一回到家里，生产队的食堂里就给我按标准打了面粉。（大、小队的干部，谁都没问过我关于户口的事，记得当初上学时也好像没有往学校里迁过户口）国家供应的面粉我也是前两天刚买回来，我还庆幸沾上了半个多月的供应面粉的便宜呢。我以为不论什么地方、哪个单位都不可能有双份口粮标准的个人存在。所以把那个“粮本”的事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没成想到头来它却成了我们娘俩的救命稻草；是它将我们母子的命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真是不可思议！间隔了一段时间，我又大着胆子偷偷地去了两次龙泉粮站，背回来了两个月的面粉。这从天上掉下来来的“措施”，使妈妈的浮肿渐渐地消下去了，虚弱的身体也得到了较好的恢复。接着新粮就下来了，情况比上年也稍有好转。就在这一年青黄不接之时，我们260多口人的一个生产小队就饿死了3个人。我们家先前的饥饿情势不亚于这几家，但我和妈妈却安然地活了过来，——侥幸，真是侥幸！

    从此，我再没敢继续造次，去充买商品粮。因为在那样的年份里，若被查出来就是我的大问题，犯错误事小，我们能够退赔得起吗？这是一个藏在我和家人心底的秘密，是我们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难忘经历。

    □李万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