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落马官员 忏悔录

廖少华受审 (原职 ：贵州省委常委 、遵义市委书记 )资料图

    内容基本具备“四要素”主要分三大类型

    在中纪委网站《忏悔录》栏目中，江苏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二人的忏悔书先后被刊载。回顾个人经历、反思贪腐原因，是这两名厅级干部忏悔的主要内容。同时，与忏悔书配合的案件反思报道，披露了“滥发索要奖金”“影视业潜规则”等细节，让读者感到震惊和唏嘘。

    从上世纪末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反省的悔过书，到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剖析“玉”与“欲”的忏悔陈述，以及湖南株洲一名处级干部对落马文采斐然的反思，形形色色的各类悔过书成为落马官员交代违法问题，表明认罪态度的重要材料。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说，综合林林总总的官员悔过书来看，交代问题、剖析动机、反省告诫、提出诉求，往往是悔过书、忏悔录内容中常见的“四要素”。由于官员是抱着系统梳理自身问题而写的文字材料，因此，悔过书在锁定违法犯罪证据、反思官员贪腐动机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记者梳理一批官员悔过书发现，贪官们回顾首次收受他人财物，及至后来发展成违法犯罪的全过程，总结原因主要包括：自身放松政治理论学习、长期不能接受监督、忽视了世界观改造、没有加强廉政修养等。

    按照作者的核心心理诉求，悔过书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博取同情型。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曾忏悔道“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贪污受贿被判处死刑的浙江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在悔过书中称，“我16岁高中毕业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起早摸黑，蚂蟥蚊子叮咬，劳动一天也只有几角钱”。

    据基层纪检干部介绍，不少落马官员在悔过书中将贫困、草根的身份抛出来，把苦难的过去剖白给公众看，既有痛定思痛的原因，也在不少程度上存在博取同情、寻求宽大处理的心理。以至于“我是农民的儿子”，成为不少官员忏悔书高频使用的开头。

    ——高调表功型。一些官员在忏悔书中会着重描述“辉煌业绩”，展示“功臣犯错”的形象。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在忏悔书中说道，“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史联文也在忏悔书中高调表功，“做了很多前人没有做成的大事”“辽宁广播电视台的改革成为全国同行业的一面旗帜”。

    ——告诫建议型。还有一些官员在悔过书中，主动将自己当反面教材，并结合堕落经历，提出建议告诫后人。倪发科在悔过时告诫“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慎独、慎行、慎交，要以我为鉴，不要让我的悲剧在他们身上重演”；史联文则在忏悔录中，从干部使用、与商人打交道、注意圆滑人、对待身边人四个方面，对相同类领导提出建议。

    从台上光鲜到仓皇落马，官员写悔过书三大心态

    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官员写下悔过书，主要集中在纪委双规、反贪侦查、法庭陈述、监狱服刑等时期。尤其是在纪委双规或反贪侦查期间，这些官员在短时间内，面临从台上光鲜到仓皇落马的巨大人生反差，不少人会选择以悔过书的方式系统交代违纪违法问题。

    心态一：尘埃落定后的彻底解脱

    有检察系统内部工作人员介绍，不少贪腐官员在多年受贿敛财的过程中常常提心吊胆，害怕被调查落网，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当真正接受调查时反倒因“尘埃落定”而获得平静。这类官员往往会通过写忏悔书，将违纪违法问题一股脑说清楚。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原管委会主任沈和新贪污受贿金额超过1200万元。他在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不仅主动供述检察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还在悔过书中写道：从受贿至案发的8年多时间里，他一直生活在不平静、不安稳中，听到别人被组织喊去谈话，心里就发寒，“被查处后，心情反倒轻松了一些”。

    心态二：排解惶恐争取尽早解脱

    一位基层纪委干部介绍，在办案期间，落马官员除了需要接受询问和调查，大量时间处于高度紧张或空虚之中。一些人就会借助写悔过书，系统回忆和梳理其违法问题和心态，争取交代清楚，尽早解脱。

    心态三：心存侥幸企求网开一面

    还有一些落马官员心存侥幸，在悔过书内容中避重就轻，企图让组织网开一面，给予宽大处理避免进入司法程序。一旦被起诉后，这类官员即便写下悔过书，也容易找出各种理由来翻供。

    南京江宁区水利局原局长徐亮因受贿问题接受纪委调查时，写下悔过书“情真意切”地反思自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只怨自己，只恨自己”。在法庭审理时，却全面翻供，极力否认受贿。经多次开庭和质证，徐亮受贿290多万元，及其妻子与证人串通翻供情况被查明，徐亮被判刑13年。

    一位基层纪检干部告诉记者，对于腐败官员的调查和处理，是在掌握大量事实和缜密证据的基础上依法进行的，不可能出现涉案者写下详细的悔过书，就简单给予党纪处分完事的情况。

    用好反面教材，警示他人完善制度建设

    一些受访的司法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介绍，贪腐官员在接受调查或者入狱改造期间，纷纷选择写“悔过书”的重要动因，是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悔罪”可作为判决时从轻量刑和减刑表扬加分的考虑情节。

    全国法院从2014年起实施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中明确，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

    湖北省法院系统一位法官表示，官员若在双规或者司法调查过程中写“悔过书”，对所犯罪行进行承认和反省，对于最终减轻量刑会起到积极作用。

    悔过书的公开警示教育功能作用，在纪检系统也一直备受重视。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工作报告中提出，将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列入2015年的工作任务，且提出要深入剖析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典型案例，用好用活反面教材，发挥警示、震慑和教育作用。

    “用好忏悔录这个反面教材，通过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自悔自新，现身说法，将起到警示他人的作用。”中央纪委研究室理论研究处处长苏静说。

    江苏省委在巡视整改情况通报中提及，在省委全会印发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13名省管干部悔过书，以案明纪，引导领导干部引以为鉴、吸取教训。云南彝良检察机关收集整理89份《悔过书》，并结合悔过书内容在当地开展预防职务犯罪讲座。

    安徽省一位基层官员表示，每次看到官员的悔过书，都会不自觉地对照一下，因为很多“悔过书”反映的很多情况都是在工作中容易遇到的，“例子很具体，很容易类比，对公职人员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小军表示，判断官员是否确切悔过，除悔过书外，更应看重其悔过行为是否确切、深刻，是否真正深入反省“触及灵魂”。在减刑的驱使下，有些官员将“悔过书”仅仅当成逐利之举，产生八股化、空洞化之风，甚至出现公然抄袭等现象。这种“投机性悔过”需要甄别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