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处理，必然让恶人村长“深得人心”

　　郑潮军因用铁镐打死村长侯志强，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刑8年。而96名村民于今年，联名上书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释放郑潮军，理由是，侯志强主动到郑家寻衅滋事，郑家是正当防卫。村民们，包括侯志强曾经的同伴都说，“侯志强是个恶人，我们都怕他。”（7月13日《新京报》）

　　村民们指控村长侯志强为恶人，这没有任何冤枉的因素，因为，“只要他不高兴，毫无征兆地就会动手。他几乎是在监狱、出狱、犯罪再进监狱中度过”。而当他殴打村民甚至将对方隔膜打穿之后，被殴打者竟然还要予以补偿，因为，村长打人，那是“出了力气”的。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名暴力村长，在2009年，先后伤了多人、也遭到警方追捕的前提下，他当上了村长，这被十里八乡认为是件极端滑稽之事。当然，我们也可能会想到，是不是村民们从没有反映过？事实表明，村民们不仅报过警，而且，还“往刑警队跑了十几趟，为这事跑了两年多”，结果却也是不了了之。

　　置村民们屡屡被打的事实和报警于“不知道”，而对他当上村长这一“极端滑稽之事”的结果，地方政府却给出了一个明确而肯定的结论，“这也代表了村民的呼声嘛，得人心。”这样的果断，只能让我们想到一个词语，“选择性失忆”！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样的“选择性处理”，与今天这个恶人村长被忍无可忍的村民打死，有没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恶人村长被打死，职能部门立刻有所行动，这是应该的；但是，恶人村长殴打村民时，职能部门又是躲在哪里乘凉呢？

　　然而，这样的选择性处理，却在现实生活中屡有发生。仅仅以最近两起案例而言，就足以说明，我们的选择性作为，已经严重到何等程度。

　　2014年7月12日京华时报报道，2013年12月19日晚，高楼矗立的珠江新城突然响起了鞭炮声。鞭炮声来自黄埔大道边已经拆了一半的冼村，蜗居在这个繁华都市圈里，由多栋密密麻麻的“握手楼”堆积成的一片独特的城中村。一些房子已经被拆成一片废墟和瓦砾，另外一些房顶上高高地插着五星红旗，依然有人居住。众多冼村的村民笑逐颜开，互相道贺：“曹鉴燎终于被抓了！”就是这样一名“一方面与城中村的村官们关系密切称兄道弟，一方面又与很多开发商勾肩搭背”的官员，却也是一直被认为是“天河发展的有功之臣”。同样，新华社7月12日所播报的新闻，《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因涉嫌违纪，近日中央已免去其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委员职务》的新闻中，也让我们看到类似的“选择”——“在公开报道中，此前已有涉及张田欣的举报，不过举报者被处理”。

　　如此选择，不仅将问题官员的问题一再掩饰，也必然激化相应的矛盾。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得人心”的村长被村民打死而引发百名村民联名上书为村民求情，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文/范德洲